2010年10月8日，在北京地壇東門舉行慶祝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活動（左一為趙常青）
趙常青被抓走時，兒子小象才十個月大。由於其妻子劉曉冬上班，小象於2012年六月出生後一直由趙常青照看。趙常青本來是不會照顧小孩的，但卻因為小象的出生而使他成為超級“奶爸”。因此，小象與他很有感情。在趙常青被抓走第二天，小像還到處找趙常青。在《趙常青的兒子小象的哭與笑》一文中這樣描述：“小象整個下午都在找爸爸，對於每個來到家中探訪的戴著眼鏡的男子，都誤認為是爸爸，並努力發出聲音，以吸引來人的注意。”
當我看到這篇文章時，感到十分傷心，也讓我想起自己的經歷。 2011年2月19日，中共當局開始進行瘋狂的“茉莉花”大鎮壓，北京昌平分局的20多位國保和警察，強行闖入家中，強行將我綁架抬走。當我被抬走時，當時才21個月大的大兒子洛洛，因為看到我被人圍住並被抬出了門，哭著喊：“爸爸！爸爸！……”；而當時躺在床上才3個多月大的小兒子恩恩，也因為受到驚嚇而大聲地哭了起來。在我“被失踪”的63天裡，大兒子洛洛的喊聲與小兒子恩恩的哭聲，時時在敲打著我的心。
因為我“被失踪”，妻子李昕艾照看不了兩個孩子，只好把大兒子送到教會，請弟兄姊妹幫助照看，後來大兒子因為頑皮去碰飲水機水龍頭，導致其手腕處被燙傷。後來，當國保把大兒子被燙傷的消息告訴我時，當時我還差點哭了。而小兒子因為我“被失踪”，一直肚子拉稀，直到我回家時都沒有好。現在回想我自己的經歷，我還會覺得傷痛。我不知道，大兒子看著我被綁架抬走的一幕，究竟會在他心裡留下什麼陰影。
在我“被失踪”63天的時候，趙常青給了李昕艾很多幫忙。其中，特別需要提及的時，2011年4月4日，李昕艾抱著當時才5個月的小兒子恩恩去東小口派出所絕食抗議，並在派出所度過一夜。為此，趙常青在半夜打車趕過來探望李昕艾，當時他住的地方離東小口派出所很遠，夜深了也已經沒有公交車運行，為此他打車花去了七、八十塊。但是，趙常青去了之後，派出所卻不讓他見李昕艾，也不同意他把孩子帶走，無奈他只好在網吧委屈了一宿，等天亮後有公交車運行的時候才回了家。
趙常青被抓走時，小象可能沒有像我大兒子一樣，看到爸爸被綁架抓走的場景，至少不會在心裡留下巨大陰影。但趙常青已經被抓走五個月了，小像也已經五個月沒見到爸爸了，雖然他現在還不能清楚的表達，也不知道究竟為什麼？但我想在他十分幼小的心裡，肯定是十分想念爸爸的，而且肯定一直很奇怪，“爸爸去哪兒了，為什麼不來抱我？”而趙常青已經被拘留五個月了，他也肯定十分想念妻子，十分想念小象。
我與趙常青第一次見面是在2010年5月初。當時，我和李昕艾一起在朋友家見到了趙常青。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我在此之前卻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在此之前，我看到他在“民主中國”網刊發表的文章，其中最有印象的就是他當時剛發表《誰是“林昭”呀？ ！ ——4月29日未名湖畔採訪記》。
後來，沒過多久，趙常青要搬到天通苑來住，我還開著車去幫他搬家。當時我們一家也住在天通苑，就這樣我與趙常青就成了鄰居。一年以後，趙常青搬到北七家居住，我們也搬到北七家，又成為鄰居。也就是說，從2010年到2012年，在將近兩年的時間的內，我們和趙常青是鄰居，並在同一家教會聚會，因此成為好友。
2010年7月10日，趙常青還與李昕艾在同一天受洗，正式成為一名基督徒。在受洗之前，趙常青曾對我們說，他在監獄中的時候，就自己讀《聖經》。那是在趙常青第三次入獄的時候，2004年夏天，他從獄友那裡得到一本《聖經》，然後開始閱讀，先讀《新約》，再讀《舊約》。通讀了一遍之後，又挑選了一些章節來讀，還做了讀經筆記。在其2005年10月6日做的讀經筆記這樣寫道：“從去年夏天，到今年春，我已經斷斷續續的把《聖經》讀過一遍。”在監獄裡，沒有辦法受洗，也沒人敢給他施洗。在2004年聖誕節，趙常青就自己洗了個冷水澡，然後就宣布自己受洗了。
加上現在這次被拘留，趙常青已經是四次入獄了。其第一次入獄是因為參與“六四”民主運動，被關入著名的秦城監獄三個多月。
趙常青是陝西省商洛市山陽縣人，出生於1969年4月6日。 1988年考入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1989年5月3日，當時才是大一的趙常青，起草並張貼了《五四宣言》和《告師大老師書》，號召陝西師大老師和學生在“五四”進行大遊行。 “五四”大遊行時，趙常青製作了一面寫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八個大字的旗幟，並行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 5月16日，陝西師大學生自治會成立，趙常青擔任首任宣傳部長。當天晚上，在學校教學大樓前召開的學生動員大會上，趙常青還第一個登上桌子進行演講，號召第二天全校罷課，去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的絕食活動。
在5月19日李鵬宣布北京戒嚴之後，趙常青於5月23日來到北京，擔任“外高聯”秘書長。因為要將北京的情況向西安匯報，趙常青在6月2日回了西安。在中共軍隊於6月3日晚上在北京進行“大屠殺”之後，趙常青獲得消息後，決定回北京進行支援。 6月5日到達北京後，開始對北京“屠殺”的真實情況進行調查。因為那時還斷斷續續聽到槍聲，趙常青還寫了封遺書，以便一旦被打死了，好給父母有個交代。
但他的調查才進行了兩天，卻於6月7日在西單被戒嚴部隊攔下，從其身上搜出調查筆記和遺書。戒嚴部隊因此將他帶到新華門外、長安街路邊的樹叢中，對他進行毆打，將他打得頭破血流。然後，趙常青被五花大綁，被五個荷槍實彈的士兵帶到天安門的戒嚴部隊指揮部，然後交給北京市公安局，拉到勞動人民文化宮。 6月12日晚上轉到半步橋監獄呆了一個晚上，13日被轉入秦城監獄。在秦城，他被關在六號牢房，與清華大學的孫建偉、北京師範大學的陳來、北京語言學院的張前進、政法大學的龔誌中、清華大學的梁煜、北京大學的熊焱以及連勝德關在同一牢房。由於北京當局沒能找到他參加其他抗議活動的證據，趙常青在9月下旬被釋放，並回到陝西師大繼續上學。
1992年從陝西師大畢業之後，趙常青被分配到位於漢中市的中國核工業總公司下屬的813廠的子弟中學工作。 1995年，趙常青報考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研究生，其考試成績排第二，其報考的導師也給他說錄取沒有問題。但後來卻因為“政審”而不被錄取。其導師給他寫信說：“不行了，北大之上的有關部門，將你的情況，告訴了北京大學保衛處，北大保衛處又將你的情況告訴了研究生院，結果是在政審的關口上，把你給掐掉了。”
在考研道路不通之後，趙常青在1997年開始參加漢中市的人大代表選舉，卻在正式投票（1998年元月14日）前一天晚上，遭到漢中市國家安全局抄家並傳喚。 14日下午被釋放。趙常青的得票排在第二，只比一位副廠長少四十多票，比另一位副廠長多200多票。但由於三人都沒有過半，需要進行第二次選舉。為了防止趙常青當選，廠里幹脆把第二次選舉取消了，上級為廠裡指定一人做“列席代表”。
被釋放之後，趙常青被監視居住。過了幾天，又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刑事拘留。一個月後又將他釋放，繼續監視居住。 3月25日，被正式逮捕，不追究他合法參與選舉，而追究他在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召開之前寫的《改革政治體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建議中共走台灣道路，用二十年時間完成中國民主化轉型。同年7月，陝西漢中市中級法院因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趙常青有期徒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同年9月，被送進漢中監獄服刑，同時被813工廠開除廠籍，其戶口被打回山陽縣農村。由於趙常青拒不認罪，不認為自己違反了法律，導致他在監獄服滿了整整三年刑期，一天刑也沒有減。直到2001年2月24日才出獄。
出獄之後，趙常青在西安打工，繼續從事一些民主人權方面的活動。 2002年6月28日，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發出趙常青組織的有全國各地170名民運人士簽名要求中共當局立即釋放闖關回國的楊建利的公開信。因為這封公開信，趙常青在同年11月7日被再次抄家，並秘密逮捕。 2003年7月10日，西安中院以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進行不公開審理，8月4日作出有期徒刑五年的判決。
隨後，趙常青被送進陝西省第二監獄，即渭南監獄服刑。在服刑期間，由於他拒不認罪，拒絕唱紅歌，拒絕隊列訓練，拒絕勞動，導致他被四次被單獨關禁閉，總共長達十個月。在其2006年2月19日第四次被關禁閉時，趙常青還進行了成功的維權。由於關禁閉時，監獄當局每天只給半斤糧吃，把人餓得頭暈眼花，餓多半死。為此，趙常青決定抗爭，並決定在絕食之前高喊：“反飢餓，反虐待，要吃飽，要健康。”
但是，當他準備喊口號時，卻突然感到底氣不足，喊不出來。為此，他就開始禱告說：“主啊！我要鬥爭，求你給我勇氣！給我力量！主啊！我要鬥爭，求你給我勇氣！給我力量！”在他禱告的那一瞬間，他感到一種鋪天蓋地的的力量，從頭頂源源不斷的落下來，充滿了他整個的心胸。他感到渾身都充滿了力量，然後用最高聲音喊出：“反飢餓！反虐待！要吃飽！要健康！”每一句都重複三遍。
他的喊聲立即把看守全部驚動了，監獄的督察也過來了。他們把鐵柵欄們打開，將他往牆上一推，給他用背銬銬起來。由於督察也在場，他這次沒有挨打。
負責人就問他，“你喊啥？”他說：“我喊啥！我要吃飽。我肚子餓。《監獄法》也是這樣規定的呀！你們一天給半斤糧食，怎麼能吃飽？吃得健康呀？這是虐待！所以我要抗議。”負責人就說：“你不要喊了，我今天晚上就給你解決。”他說：“不是給我解決一個人的，要把那些所有嚴管的、關禁閉的都要解決。”負責人就說：“行！統一解決。”於是，他的抗爭就成功了。
後來，監獄長又找他談話說：“你前半生吃了不少苦，知識文化也比較高，比較關心國家和社會的前途，你看監獄有什麼工作需要改善，也請你提下意見。 ”當時，渭南監獄圖書室的一本書借給服刑人員看，一天要兩毛錢，一本雜誌一天要一毛錢。趙常青覺得這不合理，於是就對監獄長說：“服刑人員本身是家庭的負擔，他哪裡來錢呀？家庭有親人來會見的，帶來一些錢來，他們想學點文化，看本書呢，還有能力看。但那些長年沒有家人探監，沒有匯款的這些人，他到哪去弄錢來看書呢？有好些服刑人員想在監獄裡面學點文化，為出獄後重建家園，做點準備的，你們收費這就讓好多服刑人員，沒有辦法為自己出獄之後，重新做人，重返社會，做一些預備。”
趙常青還表示：“根據我了解的一些情況，監獄的文化建設、圖書建設，這樣的一些建設是納入國家財政開支的，你現在這種收費是明顯的不合理收費。如果你們監獄認為這收費是合理的，我保留向省司法廳，乃至司法部反映這個問題的權力。” 監獄長一聽這話，就說：“你別急，我下去調查。如果真有這事，我們改！”半個月之後，從2006年6月1日開始，渭南監獄的所有圖書雜誌，免費向所有的服刑人員開放了。 2007年11月27日，趙常青刑滿出獄。
2007年11月27日，趙常青第三次出獄照片
對於趙常青的第三次入獄，我感到遺憾的是，當時我沒有關注到他。雖然我從2002年大學畢業之後，從2003年開始關注各種維權事件，但我卻沒有看到過有關他入獄的報導，也沒聽說過他的名字。這實在讓我現在都感到遺憾，當時沒有為他發出呼籲。
在出獄之後，趙常青繼續參與各種維權活動，2008年《零八憲章》發布，趙常青成為首批簽名人員。不僅如此，趙常青還參與了《零八憲章》的修改，其提出關於各界公民都應該積極參與到“公民運動”中的建議還被採納。對於“公民運動”，早在2002年，趙常青就起草了一個《中國公民運動宣言》，後來第三次入獄，這份宣言還成為其罪證之一。
對於《零八憲章》，趙常青撰寫了十多篇評論文章。 2009年11月18日，趙常青在“民主中國”網站發表了一篇題為《〈零八憲章〉與我的“愛情”》的文章表示：“愛之若何？曰：若初戀，若尋之而不得、尋之又尋的愛情！是的，《零八憲章》，我的美麗的'愛情'！”
在這篇文章中，趙常青稱他將民主和自由當作“政治愛情”來進行追求，敘述了他三次入獄的經歷。趙常青表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不僅僅成為規範和引導他所有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最高憲法，而且還成為他的“政治初戀”，成為二十年來他始終不渝的“政治愛情”。趙常青當時表示：“既然二十年前就擁抱了這份愛情，二十年後，我自然會更加熱烈地擁抱這份愛情！”為了追求終身不渝的“政治愛情”，趙常青知行合一，身體力行，堅貞不屈，令人感佩！
也正是因為追求“政治愛情”，導致趙常青失去了真正的愛情。當他1998年入獄時，本來他的女朋友已經懷了孕，後來卻因為他的入獄導致女友在家人壓力之下，將孩子打掉，並選擇離開他。當我與趙常青剛認識之時，他看到我的大兒子洛洛，還很痛心地對我們說，如果不是因為他的第二次入獄，他的孩子也已經十來歲了。
我們認識後不久，在朋友的介紹之下，他開始與劉曉冬女士談戀愛。然後，他們之間的戀愛卻經常被國保打斷。 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被宣布獲得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趙常青、王荔蕻、屠夫等一批網友為此在北京進行“飯醉”慶祝，卻因此與王荔蕻、屠夫一起被拘留八天。 10月17日拘留期滿後，趙常青被強行遣送回山陽老家。 10月24日，趙常青回到北京，當天又再次被遣送回山陽老家。隨後，由山陽國保將他軟禁在山陽一家招待所，直到同年12月31日才被釋放。
在戀愛半多時間之後，趙常青與劉曉冬終於在2011年7月16日結婚。那時，正值中共對“茉莉花”進行大規模鎮壓之後，原計劃在位於天通苑的北京愛加倍教會的禮堂舉行，卻遭到昌平區國保的騷擾，不讓在昌平地盤上舉行。後來，被迫改在立水橋附近屬於朝陽區的一家飯館舉行。婚禮舉行之前，北京國保就告知胡石根、何德普、查建國、高洪明、劉京生、徐永海、王國齊等異議人士，稱“北京市公安局的決定，不許參加趙常青的婚禮”。當時參加婚禮張博樹，在致賀詞時講道：今天親朋好友歡聚一堂，這也許是今年以來我們大家最值得高興的事情之一！
我和李昕艾也參加了他的婚禮。這時趙常青已經42歲。在其43歲之時，小象才出生。這就是說，因為被“政治愛情”耽擱，才導致他人到中年才收穫愛情，才喜得貴子。
正是看到中共鎮壓“茉莉花”之後，民間社會的冷清，趙常青從2011年8月開始發起北京公民“飯醉”活動。為此，趙常青2013年1月在《零八憲章月刊》上發表的《北京年末“公民聚餐會”發言紀要》表示：“2011年春，中國'茉莉花革命'遭遇當局嚴酷打壓後，一時間黑雲壓城、萬馬齊喑，北京形勢一片肅殺。連本人7月16號的婚禮地點都受到有關方面乾預而不得不臨時轉移。我覺得這種情況是極不正常的。為了去除籠罩在北京上空的恐怖氛圍，從2011年8月份開始，我決定每個月底邀請部分民主維權人士在一塊吃飯聊天。通過幾個月的堅持，到2011年12月底敢來參加'公民聚餐'活動的人士達到30多人。 2012年我繼續堅持，期間雖然有過一些波折，轉移過幾處聚餐地點，但聚餐活動還想對順利，是故這個'公民聚餐'活動就慢慢的有些影響了。特別是2012年春夏之際，當'新公民運動'蓬勃興起後，'公民聚餐'活動作為公民運動的一種最為簡單的形式得到了更大範圍的擴展和推廣。至歲末，公民聚餐活動在北京、上海及許多省會城市如廣州、鄭州、西安等地都如火如荼的開展起來。”
也正是趙常青發起“飯醉”活動以及他參與的“公民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活動，導致趙常青現在被拘留。實際上，趙常青並沒有參與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街頭舉牌活動，只是在2012年12月24日平安夜組織一些人“飯醉”時，討論了財產公開的問題。後來，趙常青將這次討論的文字以《205名高官必須帶頭公佈財產！ ——北京“財產公開”問題座談會紀要》為題發表在《零八憲章月刊》。
由於趙常青參加的各種維權活動，妻子劉曉冬一直比較擔心。當2012年三月中共當局在其召開的“兩會”上通過“被失踪”的“73條”時，幾個朋友在一起討論這一條款。當劉曉冬聽說這一條款消息之後，她的臉色一下子就變白了。
在趙常青被拘留後的第三天，即4月20日，劉曉冬發出一封要求各界緊急關注趙常青的呼籲信。劉曉冬表示：“現在我和我的孩子每天都在盼望和等待著他平安回到我們身邊，可我們面臨如此境況，既對真相一無所知又深感無能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先生沒有回到我們身邊的日子裡，努力照顧好我們的孩子，支撐起這個家庭，直到我先生回到我們身邊。”
劉曉冬本來期望趙常青早日回家，但趙常青在4月23日會見律師時卻表示準備再次坐牢。代理律師藺其磊對美國之音表示，看上去趙常青非常樂觀，精神狀態也很好，而且對政府如果判他坐牢也有心理準備。
對於中共當局再一次抓捕趙常青，作為朋友，我們強烈要求中共當局立即將他無罪釋放。在此，我高聲呼籲：“自由趙常青！”“釋放趙常青！”“趙常青，你妻子劉曉冬喊你回家吃飯！”“趙常青，你兒子小象喊你回家抱他！”
為此，9月14日，李昕艾和我帶著兩個孩子，到紐約時代廣場，舉起了“自由趙常青（Free Zhao Changqing）”、“釋放趙常青（Release Zhao Changqing）”的牌子抗議。李昕艾還決定，今後每週六晚上去時代廣場舉起“自由趙常青”、“釋放趙常青”的牌子抗議。
李昕艾在紐約時代廣場舉起“自由趙常青”的牌子
寫於2013年9月17日趙常青被拘留整整五個月的日子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9/25/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