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5日 星期三

趙常青:“四五英雄”劉迪先生“追思會”在北京召開

“四五英雄”——劉迪先生因肺癌醫治無效於2011年10月18日晚間在北京去世,享年61歲。

10月20日下午,劉迪先生的妻子張永冠女士,以及生前好友張前進、劉鳳剛、王京龍、王國齊、趙昕、朱紅、陳天石、胡石根、趙常青、張少梅、陳青林、孟元昕、孔險峰、楚元慶等人前往八寶山殯儀館向劉迪先生的遺體告別。當日晚間,劉迪先生“追思會”在北京丰台某賓館召開。

由於劉迪先生及其夫人張永冠女士在晚年都信仰了上帝,而參加追思會的親朋好友絕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是故“追思會”按照基督教的相關儀式進行。

追思會一開始,弟兄姊妹們進行了唱詩、讀​​經和祈禱活動。隨後劉迪的獄中難友王國齊、趙昕進行了相關回憶。王國齊在追念中充分肯定了劉迪先生為中國民主事業所做出的貢獻和犧牲,他認為劉迪先生是一位充滿高超“政治智慧”的人。趙昕在回憶中簡單介紹了劉迪先生的生平,他特別回憶到1992年2月29日,為組織“六四1000天祭日”紀念活動,他與劉迪、王國齊被數十位警察在街頭暴打的情況。趙昕認為,劉迪是一位特別忠厚的長者,長期默默無聞的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民主人權事業,甘當幕後英雄,是我們大家學習的榜樣!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遠在美國的華人牧師張前進先生也不遠萬里趕回北京參加追思會。

張前進先生在追思會上談到了劉迪先生非常崇高的個人品質,他和劉迪先生在8964後被關押於秦城監獄的同一間屋子。在監獄裡面,劉迪先生將自己的“窩頭”省下來留給被捕的青年學生吃;在冬天,劉迪先生在自己很冷的情況下還把自己的棉大衣脫下來讓生病的學生穿……其情其景,實在感人。

在談到自己從美國回來的動機時,張前進說劉迪先生與張永冠女士在一起共同生活了20多年,但由於有關方面始終不給劉迪先生辦理身份證,致使二人一直沒有能夠在民政部門領取結婚證,這是一件很令人感到遺憾的事情。考慮到兩人都已從內心確立了對上帝的信仰,故想趕回來為劉迪弟兄和張永冠姊妹主辦一次主內婚禮,卻想不到劉迪先生在他趕回北京的頭一天晚上竟然不辭而別,說到這裡,張前進先生已是泣不成聲……

但是張前進先生還是以牧師的身份當著張永冠女士和我們大家的面宣布了二人婚姻的有效性,並將自己準備的禮物——一個“十字架”形的項鍊送給張永冠女士,所有參加追思會的人士以熱烈的掌聲表達了自己對這場“特別”婚禮的衷心祝福!

最後大家在充滿宗教氣氛的唱詩聲中,列隊前往追思會場前的劉迪先生肖像前獻花,並向張永冠女士一一話別。

附錄:劉迪簡歷

劉迪1950年7月6日出生於中國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其父劉雋湘是中國微生物奠基人湯飛凡先生的得意門生和助手,曾為保存中國防疫資料免予內戰毀滅而做出傑出貢獻,並因此成為民主人士。

劉迪1957年-1963年在北京實驗小學學習,1963年-1968年在北京第二中學讀書

劉迪1968年-76年在山西插隊
1976年4月初,劉迪參加四五運動,在4月5日反對警察鎮壓的事件中​​組織群眾喊口號抗議,是被報紙點名的著名反革命“小平頭”. 運動被鎮壓後被公安機關作為要犯在全國通緝。

1976年10月被捕入獄, 1977年8月出獄.

1977年出獄後,劉​​迪參與推動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活動和“四五運動”的詩詞《天安門詩抄》和畫冊的編輯工作。

1978年底,劉迪和陳子明、韓志雄、週為民、王軍濤、李勝平等一批四五運動的參與者創辦民主牆運動中的獨立刊物《北京之春》。劉迪的家是《北京之春》編輯部開會和刻印刊物的地方。

1979年,劉迪曾經考上南京大學歷史系清史專業研究生, 但他聽說大陸要鎮壓民主牆運動,為了與《北京之春》同仁共進退,他放棄了讀書機會,繼續參與《北京之春》的編輯、印製和發行工作。

1980年劉迪參與陳子明、胡平、王軍濤、李勝平等策劃和組織北京市高校學生競選活動

80年代中期,劉迪協助陳子明創辦當時最大民間獨立實體群“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基金會並參與一些項目。

1989年學生運動爆發,劉迪作為學生顧問,策劃和組織了一系列事件。學生絕食開始後,他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旁做學生顧問。 5月下旬,劉迪參與籌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議,為天安門廣場建立指揮系統和民主運動建立和平秩序,做出獨特貢獻

六四屠殺發生後,劉迪1989年7月10日被捕,和許多高校的學生一起關在秦城監獄,1990年4月出獄。在秦城監獄期間,對同一牢房的年輕體弱的青年學生愛護有加,常常將自己省下的窩頭給學生吃,將自己身上的棉大衣脫給生病的學生穿。

出獄以後對來找他幫忙的學生也是從不拒絕,曾經幫助北京語言學​​院的工人王國齊和學生張前進尋找住處和工作。也熱心幫助還在獄中的陳子明和王軍濤等聯繫律師,安撫家屬。

1990年出獄後,劉​​迪作為政治犯親屬的主要顧問,設計了請求國際社會關注救援的行動策略,通過向媒體、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政要呼籲,在國際社會提出中國人權問題特別是六四受害者的人權問題,成功地將一些國際人權救援機制引進中國,改善了中國政治犯保護機制。

1992年,因組織「六四一千天祭日」紀念活動,在現場與警察發生衝突,與趙昕,王國齊等一起慘遭警察長時間毒打。

2011年夏天,劉迪開始生病,咳嗽,氣短,接著出現肺水腫,說話斷斷續續,不時要吸氧。現住在北京玉泉醫院,完全靠吸氧維持。醫生一直沒有確診,懷疑是肺癌晚期。

2011年10月18日晚,劉迪先生辭世。



 上圖說明:追思會結束時,親友們與張永冠女士合影(前排座椅上是張永冠女士,她懷抱鏡框是劉迪先生生前肖像),中間身著牧師袍的是張前進牧師


 
上圖說明:追思會現場大家沉痛懷念


【 轉載 縱覽中國 】 時間: 10/23/2011

趙常青:誰在抽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 ——寫在秦永敏先生被拘留之後

武漢當局以秦永敏先生出獄後發表的有關文字聲明觸犯了所謂“政治剝權期”的管理規定為由悍然在春節期間對他進行拘留,著實是一起令人不齒的抽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壯舉”。


秦永敏和趙常青合影

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這段時間我一直不曾上網。待我從外地回到西安,打開電腦一看,才獲悉秦永敏先生又被武漢當局拘留了,心中著實吃驚不小——我這才明白了2月6號晚上我在武漢撥打秦先生的手機和座機都一直不通的原因(手機關機、座機無人接)。

我心中很感慨,也很好笑。感慨的是湖北地方當局是如此的脆弱,以至於害怕一個剛出獄的國家公民在家過上一個安寧的春節——據說“鄧大人”曾經講過“社會主義是最人道的”,據說“胡主席”最近幾年也在大力倡導“以人為本”,並要求各級官僚努力構建“和諧社會”,可是“最人道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對待自己的國家公民的,在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 —“春節”到來的前一天,將已經連續12年在獄中過年的秦永敏先生再次推向冰冷大牢,理由是秦先生出獄後發表的有關文字聲明觸犯了所謂“政治剝權期”的管理規定——可問題在於秦永敏先生髮表《出獄聲明》是在2010年的12月5日,這個時間到2011年的2月1日間隔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武漢地方當局都不過問,偏偏在春節來臨之際將秦先生行政拘留,這不是殘酷得近乎冷血嗎?

難道——
難道“胡主席”的“和諧社會”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構建的?

再說,秦永敏先生12月5日所發表的《出獄聲明》又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內容呢?我認為很“給力”,很光明正大,讓我們再來共同“參觀”一下這份聲明的主要內容:

其一,秦先生回顧了自己自70年代以來投身中國民主事業的大致歷程和重要事件,其​​中包括78年在武漢發起的“民主牆”運動,93年發起《和平憲章》運動,98年發起成立中國民主黨的活動。

其二,高揚人類正義和普世價值的旗幟,他說:“人類社會生活的最高價值是正義”,“為了實現正義,不能不建立正義的製度”,並指出“好制度”與“好黨”之間的關係:“世上沒有好黨,只有好制度,制度不好,好黨也會為所欲為越來越壞,多黨公平競爭的憲政民主制下,壞黨為了得人心得政權也不能不變得越來越好”;強調自己“將一如既往地以普世價值為據”,為中國架構一道通向憲政民主的和平轉型橋樑。

其三,為“民主志士們”提出了“首要的歷史責任”和“歷史任務”——那便是用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爭使中國社會接受“選票出政權”的正義觀念,並爭得“言論、出版、結社等公民自由權”。

這便是秦永敏先生在《出獄聲明》中所要陳述的主要內容。

今天早晨醒來後,我躺在床上又反复琢磨了這三方面的內容,我看不出半點違反現行法律法規的東西。相反,我覺得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公民在向全體中國同胞深沉傾訴良心話。武漢地方當局如果稍有良知、稍微愛國的話,應該在秦永敏先生髮出這份聲明後向他送去一籃美麗的鮮花而不是一副冰冷的手銬……

現在就讓我來簡單的分析一下秦永敏先生所發出的前述幾點“出獄聲明”為什麼是合理合法的:

關於第一點即秦先生為中國民主事而奮鬥的部分這裡就不用多講了。不管是民主牆活動、《和平憲章》活動還是98組黨活動,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而執政黨為了使自己的既得利益成為世襲的永久利益,也已經強加給秦先生22年的“有期徒刑”——根據現有的法律規定,武漢地方當局不可能因此“舊賬”(已算過)而再次拘留秦先生了,那麼秦永敏的“不當言論”當屬第二點和第三點了。

第二點是什麼呢?秦永敏先生強調了人類正義和普世價值的意義。秦先生認為“正義”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最高價值”。那麼“正義”的內涵又是什麼呢?秦曰:“讓一切人隨時得其所應得”。這當然是一種非常理想的社會狀態,幾近於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描述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社會狀態——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是把秦先生的“正義”理想與馬克思的“痴心妄想”相提並論顯然是對秦先生的侮辱。秦先生是沒有這種“妄想”的,他的“正義”觀的核心落腳點在於“好制度”的建立,這個“好制度”便是“多黨公平競爭的憲政民主制”,這便是關乎我們國家未來發展的真理,這便是關乎中華民族未來興衰的關鍵,而這個“真理”和“關鍵”又是多麼的常識性。中國共產黨喜歡自我吹噓什麼“偉大、光榮、正確”,可惜因為看不到這份常識性真理,頑固壟斷政權,拒絕多黨公平競爭、拒絕憲政民主制,其結果不僅在“毛太祖”時代弄出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不僅在“鄧太宗”時代搞出“六四”大屠殺這樣反人民、反國家的血腥悲劇,而且在宋祖英氏所謂“走進新時代”的主旋律中,又接連不斷地“和諧”出一大堆群體性事件(懶得舉例)。官場腐敗年甚一年、兩極分化持續拉大、暴力拆遷肆無忌憚、進京訪民絡繹於途,維穩經費赶超國防預算,各級政府的公信力也已經敗壞到了讓人民不斷說“呸!”的程度……難道這些事實還不足以證明秦先生結論的真理性嗎?

如果說共產黨當年在反抗蔣介石的獨裁和國民黨的專制時期還是個相對不錯的“好黨”的話,可惜“坐了江山”後這個黨卻建立了一套反人類的共產主義政治制度,“共產主義”什麼東西?美國前總統裡根曾有一段精彩的評價,他說:“我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可悲而怪異的一頁——仍在進行中的最後一頁。與人類歷史的潮流相背,抹滅其人民的自由和尊嚴”——這種“壞制度”的建立導致不受制約的執政黨有著越來越多的作惡衝動和作惡表現。其結果中國共產黨已經從當初的“偉光正”漸次走向了它的反面——誠如秦先生在《出獄聲明》中所言:“世上沒有好黨,只有好制度,制度不好,好黨也會為所欲為越來越壞”。而已經“越來越壞”的執政黨如果不想斷送自己的前程和未來,那就必須痛改前非,啟動實質政改,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唯如此,執政黨才能一俊遮百丑、才能起死回生、才能創造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最後光榮!這也同樣如秦永敏先生所言:“在多黨公平競爭的憲政民主制下,壞黨為了得人心、得政權也不能不變得越來越好。”從這個意義上講,秦永敏先生的《出獄聲明》實際上為中國共產黨充滿危機的未來指明了一條“解套”路徑——執政黨感激還來不及呢,卻怎麼又把秦先生弄到監獄裡去了!這是誰幹的好事? !

話到這裡,我認為武漢地方當局如果還對自己所聽命的執政黨負責任的話,就應該趕快手拿鮮花前往秦宅向秦先生連說三聲“對不起!”

至於秦永敏先生談論自己要一如既往地遵循“普世價值”原則,這更是常識性表述了,就如同我們說我們應該吃飯穿衣那樣簡單。否則的話,中央政府領袖溫家寶先生也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導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了。既然執政黨內最得民心的溫家寶以總理身份都在大談“普世價值”準則,秦先生談論“普世價值”又有何不當呢?如果秦先生談論普世價值就要拘留他十天的話,根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根據執政黨“沒有任何人能夠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的說教,武漢地方當局是不是也該給總理先生送去一副手銬呢?如果武漢警方認為溫總理說“普世價值”是沒有問題的,那麼秦永敏先生的同樣言論怎麼就惹上麻煩了呢?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真是豈有此理!

我們再來看一下秦永敏先生在《出獄聲明》中所倡導的第三點,即號召“民主志士們”用“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爭使中國社會接受'選票出政權'的正義觀念”,認為民主人士“首要的歷史任務是爭得言論、出版、結社等公民自由權”。

這一段話實際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爭使中國社會接受'選票出政權'的正義觀念”,第二層意思是爭取“言論、出版、結社等公民自由權”。

我們先來看第一層意思,“選票出政權”是什麼意思呢?不就是通過民主的方式產生政權和政府嗎?不就是在強調政府產生的合法性基礎嗎?一個真正的人民政府其合法性的唯一來源只能是人民的選票授權,哪怕某一個政黨依靠武裝力量推翻了舊的專制政權,也必須遵循依靠人民的選票來產生執政黨和執政府的原則,而不能以當然的“老大”自居,並夢想一世而萬世的統治下去。只有野獸世界才不得不遵循這種弱肉強食般的“叢林法則”。我們是人類,自然要遵循人類社會的文明法則,而近現代世界文明人類產生政權的法則便是尊重民意的“選票法則”,中國的執政黨和執政府由於長期缺乏這種民意基礎,缺乏這種“選票出政權”的正義觀念和實踐,結果弄得中國政府與文明世界的文明法則格格不入,不僅如此,霸權主義政治實踐還弄得國內社會腐敗叢生、官民矛盾勢同水火、窮富裂痕越來越大、群體事件此起彼伏……在此情況下,執政黨應該怎麼辦?我想不能再執迷不悟、一錯到底了,應該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團結朝野一切力量來共同尋找通向文明世界、通向“選票法則”的有效途徑。

想什麼辦法呢?

秦永敏先生認為中國民間應該用“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爭”手段來達到“選票出政權”的目的,並且提出民主人士“首要的歷史任務是爭得言論、出版、結社等公民自由權”。

這有什麼錯呢,不主張用“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爭”手段來解決中國社會的民主問題,難道主張用“暴力”抗爭乃至於使用“全民起義”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的民主和選票問題嗎?當然,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是完全可以選擇“大澤鄉”式“暴力革命”道路的,但這條武裝“奪取民主”的道路不僅對於人民和國家不是一種最佳選擇,而且對於執政黨和執政府來說也肯定不是福音,對於現在的公檢法司等“大蓋帽”部門恐怕會是一種災難和噩耗——千萬別忘記了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長河中,老百姓一旦走上全民起義的道路是有著廣泛的燒殺傳統的,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殺人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伴隨著“殺殺殺殺殺殺殺”的旋律,官僚貴族地主老爺們的巨額財產如“阿房宮”一類的東西不是被充公就是被付之一炬了。倘若在“起義”高潮中碰上一群流氓無產者,恐怕連官僚貴族地主老爺們的太太小姐二奶們也會遭遇空前劫難(想一想劉宗敏們是怎樣擄走吳三桂的“二奶”陳圓圓的,就會知道“暴力”革命對於官僚貴族們的巨大危險性了)……

正因此,我認為秦永敏先生所主張的“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爭”道路是非常明智、非常負責任的言論,畢竟執政黨及其領導的官僚貴族太太小姐“二奶”們也是我中國同胞、也是炎黃子孫,他們的基本人權也應該得到國家和法律的尊重和保障(其中有犯下罪行的當然另當別論、必須依法清算),如果秦永敏先生因為說了這些話就被送進拘留所,那武漢地方當局看樣子是在為中華民族準備第二次“武昌起義”的大禮了——如果這樣的話,呵呵……趙某倒是樂觀其成。

我們再來看第二層意思,秦先生認為民主人士“首要的歷史任務是爭得言論、出版、結社等公民自由權”。難道這些言論也觸犯了黨國的法律法規了嗎?如果武漢地方當局因此言論便將秦永敏先生投進拘留所的話,那簡直是在抽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耳光——進而也是在抽打中國共產黨的耳光!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秦先生所談的這些東西根本不是他的發明,這些東西早已載入執政黨所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秦先生的《出獄聲明》實際上是在推廣普及執政黨所製定的最高大法,何罪之有呢?武漢地方當局如果不信,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是《憲法》中的白紙黑字呀,人民要求落實《憲法》中早已規定的東西又有什麼錯誤呢?

其實,不光秦先生希冀“民主志士”所要首先爭取的“言論、出版、結社等公民自由權”早已寫入最高大法,就是他所倡導的“選票政權”內容也早已寫入共產黨所製定的最高大法,請看——

《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憲法》第三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除了前述相關《憲法》條文外,《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以及為中國政府所認可的《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都有類似規定,在這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所製定或認可的白紙黑字面前,武漢地方當局硬是假裝無知,硬是將宣傳《憲法》相關內容的秦永敏先生推進冰雪牢房,這不是很荒謬嗎?

這不是在抽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又是在幹什麼呢?

這不是在抽打中國共產黨又是在幹什麼呢?

因此,我再次提醒武漢地方當局趕緊拿著鮮花、放著鞭炮去向秦永敏先生賠禮道歉,否則的話,執政黨如果問罪下來,問題恐怕有些不好解決了!

當然武漢地方當局如果認為中國共產黨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值得去尊重和維護的話,趙某倒有一個建議,那就是請你們去集體學習《零八憲章》。 《零八憲章》是一群有​​良知、負責任的中國公民以普世價值為指導,以人類正義為旋律,以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為基本理念而為全體中國同胞書寫的一份開放性政治公約。這份公約已經於2008年12月10號公佈。 《憲章》公佈後不僅得到國內民眾的熱情“給力”,而且得到國際社會的充分尊重和崇高評價,因參與起草《零八憲章》而入獄的劉曉波先生還因此獲得2010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殊榮!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意識到《零八憲章》對於未來中國的偉大意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集結在《零八憲章》的旗幟下。如果武漢地方當局已經洞明了《零八憲章》為中國社會所指引的光輝前景,從而不惜暫時委屈秦永敏先生幾天而乾出抽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壯舉”,趙某人表示謹慎歡迎。但在歡迎你們改弦更張的同時,還是得提醒你們以“同志+兄弟”的身份左手放著鞭炮、右手舉著鮮花去秦宅門前賠禮道歉——誠如是,在2011年的10月10號——也就是在英雄的武昌起義100週年紀念日到來之時,趙某定將手捧花籃前往武漢向你們、向秦永敏先生、向英雄的江城兒女錶示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敬禮!

未完的話

我與秦永敏先生的私交已經很久了。

1993年秋,因為一位北京朋友的介紹,使我同時結識了武漢的秦永敏、合肥的沈良慶及長春的冷萬寶等人,彼時沒有手機、也沒有互聯網,我和秦先生等人就通過原始的書信聯繫而交流思想,尋求共識。自93年到97年,秦先生先後為我寄來了《和平憲章》、《廢除勞教制度》呼籲書以及一些來自香港和美國的刊物,這讓我了解了一些國內外的思想動態和政治動態,開闊了視野、啟迪了思維、增長了見識。

1997年底,我在核工業總公司813廠準備競選縣級人大代表,秦永敏、何德普等友人知​​道後對我表示了大力支持。何德普先生為我寄來了當年付申奇先生在上海競選人民代表的回憶性文章,而武漢的秦永敏先生則在我投入競選後連續十次向國際社會報導有關我競選過程中所遭遇的系列打壓問題,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不僅如此,在我被漢中市國家安全局執行逮捕後,秦永敏先生還致書當時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先生及當時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盧賓遜夫人,呼籲他們關注我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人大代表而引起的人權迫害問題。因為這些關注使得漢中地方當局最後給我定罪時都不好再以“競選人民代表”的名義,而是翻出了我的一篇舊文(《改革政治體制,走民主化道路》),從中斷章取義後就將我以“煽顛”的名義推進了監獄……

初進漢中監獄服刑時,很懷念秦先生等人,不料98年12月底我偶然從一張《漢中日報》上看到一則新華社電訊,說秦永敏先生因為組建“中國民主黨湖北省黨部”而被判刑12年(同一張報紙還報導了北京徐文立、杭州王有才因為同樣原因而被判處重刑的消息),我的心裡甚為震動和悲涼,轉而又想到自己如果不是先期因為競選被捕的話,以自己的理念、個性、及與秦先生的私交,也一定會踴躍參加到1998年的組黨大業的——其結果,自然會與秦先生一樣,混上一頂“顛覆國家政權”的大帽子戴在頭上。

2001年2月我出獄,2002年11月又因為從事一​​些民主人權活動再度被“人民法院”判刑五年,2007年底出獄——這樣,在從98年春到2010年冬的十多年時間裡,我和秦先生完全失去了聯繫。

2010年11月,秦先生將刑滿釋放,之前我曾與北京有人談論過屆時去武漢迎接秦先生出獄,不期因為慶祝曉波得諾獎而被北京方面拘留8天,此後又將我遣送陝西原籍軟禁68天,到上年12月31日才將我釋放……也因此,迎接秦先生出獄的計劃就泡湯了……

今年春節我因私事去了一趟湖北,由於與秦先生的深層私交,元月30號我抵達武漢後便於當天晚上前往秦宅看望了秦先生。去前為不增加當地警方的工作量,我沒有給秦先生打電話。很幸運,大概在晚上8:40分左右我順利找到了秦先生的家。秦先生住的樓房很破舊,室內的簡陋與寒磣會令寫作《陋室銘》的作者感到分外“臉紅”。我們相談甚歡,因為吃過飯了,秦先生便為我拿出了準備過年用的瓜子和水果糖,說:“我們就提前過年慶祝吧!”(不想一語成讖,兩天后他就被送進拘留所了……!)

秦先生思維敏捷、談古論今,精神狀態十分良好,五十七、八歲的人看上去竟然和我這個四十二、三的人差不多。他說這是自己堅持鍛煉身體的結果。他在獄中堅持洗涼水澡,出獄後,堅持每天只穿短褲和背心長跑5000米,還繼續洗冷水澡,他說這是鍛煉身體和意誌所必須的。我很認同他的觀點,我們甚至同時說出了毛某人在長沙讀書時所留下的名言“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我們因此而哈哈大笑……

但不管怎麼樣,我感到秦先生太清瘦了,這當然是長期牢獄生活迫害的結果。看到秦先生激情澎湃不減當年,我一方面很高興——為武漢出了這樣一位真英雄而高興,為中國民主事業擁有這樣一位頂天立地的戰士而高興,為我自己擁有這樣一位老師和朋友而高興。但同時我又為他的生活擔心、為他的健康擔心。我建議他先休息一段時間,古語說:“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中國的事情並不是今年明年就能解決的,與執政黨的“良性互動”還需要一個相互“博弈”的過程。因此我建議他先休息一段時間、先觀察一段時間再說。秦先生表示接受我的意見和建議,準備先寫點東西……

臨走前,我告訴他我將於正月初四再來看望他,到時一塊吃個飯,卻沒想到我正月初三下午在武漢聯繫他時出現了電話打不通的情況,後來才知道是武漢地方當局做了這種天下共憤的事情……由於無法舒散自己心中的鬱悶,便信手寫下了這篇文字,一則向秦先生表示自己的敬意,二則表示自己對武漢地方當局的譴責。我希望,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道路上,還是要依靠“正義”的力量,誠如秦先生所言:“人類社會生活的最高價值是正義……正義充分實現,社會才能持續和諧”!

2011年2月9日草於西安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2/12/2011

2013年9月24日 星期二

趙常青:也談“我的祖國”——順緻朗朗書





有頭腦、有良知、負責任的中國人都會發現,人民大眾正在漸次覺醒,以《零八憲章》為旗幟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各路民主維權人士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著民主的方向前進、向著自由的方向前進、向著法治與憲政的方向前進!

2011年元月19號晚,在奧巴馬總統為“胡主席”舉行的國宴上,有一位叫朗朗的中國鋼琴家為兩國元首和來賓演奏了一曲電影《上甘嶺》的主題曲——《我的祖國》,據說,朗朗表演結束後,兩國元首都喊了“Yeah!”,甚至,“胡主席”還對鋼琴家做了比較誇張的擁抱。但是,朗朗的演奏卻在中美民間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認為鋼琴家的表演成了美國外交史上的一個笑話,是對美利堅合眾國的公然羞辱——朗朗對此做了否認。有趣的是,白宮發言人在回答外界的質疑時,也認為“羞辱”一說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我在這裡並不想談論由藝術家朗朗彈鋼琴所引起的“外交風波”問題。我感興趣的是朗朗通過媒體採訪和微薄記述對此事件所作出的回應——朗朗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採訪時稱自己“從來都不知道電影《上甘嶺》”,“完全不知道《我的祖國》這首歌的背景”,與此同時,朗朗在網絡日記中記載了自己在白宮演奏《我的祖國》時的那份感受,他說:“能夠在眾多貴賓面前演奏這首讚美中國的樂曲,彷彿是在向他們訴說我們中國的強大,我們中國人的團結,我感到深深的榮幸和自豪。”

朗朗的前述文字至少向我們傳遞出這樣幾個信息:

其一,他對於朝鮮戰爭是一無所知的,更不知道《我的祖國》這首歌曲產生的背景;

其二,他認為中國是“強大”的;

其三,他認為“我們中國人是團結的”,並以中國的“強大”和“團結”而“感到深深的榮幸和自豪”。

朗朗對歷史問題了解不深、了解不透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是搞藝術的,畢竟歷史不是他的專業。但朗朗在這個有關朝鮮戰爭的問題上應該了解一些常識。朝鮮戰爭是平壤政權違反有關國際法規定首先挑動起來的侵略戰爭。當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登陸朝鮮半島以阻止平壤政權對韓國的入侵時,中國的領導集團不顧國家實力決定出兵朝鮮以抗擊所謂“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聯合國部隊。結果在整個朝鮮戰爭中,有一百多萬中國青年在朝鮮戰場灑下了鮮血,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毛澤東之所以敢打朝鮮戰爭,是因為他相信“人多力量大”,相信中國有的是人。這場戰爭,官方資料顯示志願軍戰鬥傷亡損失近40萬人,民間資料保守統計為陣亡和死於重傷人數在70萬左右,負傷的不計——參顏昌海:《韓媒籲糾正朝鮮戰爭被歪曲的歷史》)。不僅如此,中國因為朝鮮戰爭還大肆向蘇聯借債(毛澤東向蘇聯舉債為志願軍提供了64個陸軍師、22個空軍師的武器裝備),到1959年中蘇反目斷交時,蘇聯大舉逼債,而中國政府為了還債又不得不加大對農村的搜刮,結果加大了中國農村因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產生的飢荒,導致數千萬中國公民因飢餓而死亡,甚至在中國大地發生了多起活人偷食死人屍體、活人吃活人的慘劇,這便是朝鮮戰爭帶給中國人的第一個惡果。

朝鮮戰爭帶給中國人的第二個惡果便是在此後數十年的時間裡,朝鮮成了中國無法甩掉的包袱。為了扶持平壤金氏獨裁政權,截止目前,中國政府已向朝鮮無償援助累計8000億元人民幣。而這8000億中國人民的納稅錢只是養肥了金日成—金正日家族,絕大部分朝鮮人民在這個獨裁政權的壓迫下卻過著一種飢寒交迫、黑暗無邊的生活……我想,朗朗如果是一個負責任的藝術家,他在了解了有關《我的祖國》這支曲子的相關背景資料後,就不會再為這支曲子的“優美”旋律所迷惑了。不過朗朗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終究是可以原諒的——我再說一遍,他畢竟是藝術家,而不是搞歷史的。

但是,這個搞藝術的鋼琴家卻在其他兩個方面犯了我所不能容忍的常識性錯誤,即他所引以為自豪的有關“中國的強大”和“中國人的團結”的問題。

中國真的“強大”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所謂中國的“強大”的問題。

這幾年(其實是若干年以來),在某些中國人的心裡有一種甚為虛幻的“自大”感,這種意識認為中國經過近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生產力和綜合國力已經突飛猛進,中國不僅成了所謂的“世界工廠”,而且中國的GDP也已經跑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上了,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不僅能夠慷慨的免除幾十個非洲國家所借取中國的幾百億元的到期債務,而且中國領導人也敢於背著鼓鼓囊囊的錢袋子去為發達國家增加GDP,甚至,中國人成了這個世界奢侈品的最大消費群體。除此之外,中國人的軍事力量好像也發展起來了,不僅坦克、飛機、二炮令人眼紅,而且中國隱形戰機殲—20也已經高調展露在世人面前,於是乎,以朗朗為代表的某些中國人便激動了——你看,中國崛起了,中國強大了,多自豪呀!多驕傲呀!

中國真的“強大”了嗎?

且慢,做這種結論最好謹慎些,否則會貽笑天下的!

一個強大的國家首先意味著這個國家在國際交往中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個強大的國家意味著這個國家一旦受到利益傷害會以勿容討價的動作予以堅決回擊的。如美國是強大的,包括塔利班和基地組織在內的邪惡力量一旦公開挑戰和損害美國的利益,其結果在短時間裡就被美國收拾得如同過街老鼠一樣到處亂竄。可是中國呢?儘管也有飛機大炮、儘管也有這彈那彈,可是這些武器對外能夠捍衛自己國家的利益嗎?我看未必,不說遠的,但就最近十來年便發生了多少損害國家利益、丟盡國家臉面的事情,請朗朗細看如下事實:

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中國政府乾什麼了呢? “抗議”而已!

2001年,南海發生撞機事件,中國戰鬥機飛行員王偉被撞飛失踪了,中國政府乾什麼了呢? “抗議”而已!

若干年來,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等三流國家大肆侵犯中國所屬南海諸島的利益,中國政府乾什麼了呢? “抗議”而已! “抗議”完了,還要說什麼“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云云……

又如被日本佔領的釣魚島問題,北京政府做了什麼呢? “抗議”而已!還不如台灣、香港及大陸民間人士在釣魚島問題上的表現。

最讓人不能忍受的是在1991年和2004年,北京政府竟然置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於不顧,悍然與俄羅斯政府簽訂了中俄邊界劃分協議(主要是江澤民氏與俄國人簽訂的《五.一六協定》),協議確定兩國邊界劃分以兩國當前實際控制線為原則進行勘定,這實際上意味著北京共產黨政府在事實上承認了沙俄帝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及其以後戰爭中所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如《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等等,要知道,沙俄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掠奪掉中國東北及西北將近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這些領土相當於今天四十多個台灣省的面積,而且這些地方的煤炭、石油、天然氣、森林、水資源都很豐富,這些條約既就是在北洋政府、蔣介石、毛澤東等人手中也沒敢承認它的合法性,但是如今,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手裡卻不假思索的接受了這些“賣國條約”的合法性——面對“強大中國”的如此表現,敢問朗朗先生還能高談闊論什麼“驕傲和自豪”嗎? !

有意思的是前不久,中國的官方網站還在自己的新聞裡用大字標題報導說“塔吉克斯坦退還中國1000平方公里領土”,這可能會令以朗朗為代表的“愛國主義者”驚喜無比吧,這難道不是中國“強大”的表現嗎?且慢,要知道事實上中塔兩國涉及爭端的領土面積多達28500平方公里,塔國退還給中國的1000平方公里領土實際還不到爭議領土零頭的八分之一,而塔國祇不過是中亞地區的一個甚為落後的彈丸小國……讀到這裡,朗朗先生又會對自己的“強大”中國結論作何感想呢?難道中國的機槍坦克只是在北京市民和學生面前才能表現出自己的“強大”?難道中國的導彈只是喜歡在台灣同胞面前炫耀自己的威力?

前不久,一位網友在發給我的手機短信中轉引了這樣一個段子來談論“世界各國的實力”——

1、美國人的實力:想打誰就打誰;
2、英國人的實力:美國打誰我打誰;
3、法國人的實力:誰打我我打誰;
4、日本人的實力:誰打我我讓美國打誰;
5、韓國人的實力:誰打我我和美國一塊演習;
6、朝鮮人的實力:誰惹我我就打韓國;
7、中國人的實力:誰打我我就向誰提出強烈抗議。

雖然段子不乏辛辣和幽默,但對於衡量中國的“強大”實力來說,不失為一語道破天機!現將此段子特地抄錄給鋼琴家朗朗先生,免得動不動就在國際舞台上盲目地激動起來了!驕傲起來了!自豪起來了!

勢同水火的官民關係

我們再來看一下令朗朗“深感榮幸和自豪”的所謂中國人的“團結”問題。

朗朗所謂的中國人的“團結”是什麼意思呢?朗朗並沒有解釋,根據百度詞典中的解釋,“團結”有如下四層意思:

A. 唐宋時的地方民兵或民兵組織;
B. 和睦、友好;
C. 聯合起來以完成共同目標;
D. 指分散物聚攏成團。

很顯然,朗朗所謂中國人的“團結”應該是第二層和第三層意思,即:中國人內部不僅是和睦友好的,而且能夠聯合起來完成共同目標,所以朗朗很“自豪”。

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人內部是不是“和睦友好”的。

根據我的觀察,中國人現在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層,即處於統治者、剝削者、和壓迫者地位的官僚貴族暴富集團階層和處於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大眾了。權貴階層佔全國人口的比例大概不到百分之五,即大約在5000萬人左右,這5000萬人因為各種利益關係而結成了一個既得利益共同體,他們因為壟斷了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各種優質資源,所以從總體上講他們是“團結”的,至少是相互關心、相互照顧的,從新疆克拉瑪依大火中“讓領導先走”的命令到“照顧領導幹部子女就業”的紅頭文件都可以看到權貴集團內部的“友好”與“和睦”。

除過這個佔人口百分之五的權貴階層,剩下的便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了。人民大眾——不管是工業勞動者、農業勞動者、失業大學生,還是包括“性工作者”在內的服務行業人士,由於他們都是社會的中下層勞動者,他們之間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大的利益衝突,因此人民大眾內部也可以說是友好的、和睦的、團結的。

但是在權貴階層與人民大眾之間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是友好的、和睦的、團結的關係嗎?

答案是否定的:NO!

在當代中國,權貴集團與人民大眾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赤裸裸的壓迫和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官僚階層通過權力尋租(腐敗)和各種各樣的自我獎賞和自我照顧(如各種各樣的福利補貼)早已成為中國社會的“致富”先鋒軍。除此之外,在近十來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中,還造就了一個“掌勺者私分大鍋飯”乃至於“私佔大鍋飯”的暴富集團,他們通過國家權力槓桿將大量國有資產變相據為己有,並造成大量企業工人下崗而成為一無所有的城市無產者。更有甚者,在近二十年的城市化運動中,以出身於權貴階層為主體的地產開發商借助政府軍警力量和地方黑社會流氓力量對城市貧民區的居民和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形成了“宰你沒商量”的血腥“圈地運動”,幾乎每一片被強制拆遷和強制徵收的土地上都灑下了該地人民的淚水和鮮血,甚至人民為了保衛自己的合法權利不受非法侵害會付出生命的代價。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公平正義早已蕩然無存。當官僚們叫囂“你們是替黨說話還是替人民說話”的時候、當官僚們侮辱人民“算個屁”的時候,當官二代叫囂“我爸是李剛”的時候,當楊佳們有冤無處訴的時候,當通鋼管理層不管工人死活的時候,當唐福珍們一個又一個的在烈火中倒下還要背上“暴力抗法”的罪名的時候,當錢云會、李莉們被公然碾壓在載重車和挖掘機的滾滾車輪之下的時候,在中華大地引發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群眾性抗議浪潮。無論瓮安事件、鄧玉嬌事件、石首事件、楊佳事件、通鋼事件、蘇州高新區事件、江西宜黃事件還是樂清錢云會事件,無一不折射出權貴集團的貪婪、冷酷和暴虐,無一不折射出人民的抗議和怒火——馬克思當年曾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這也是對中國權貴集團強取豪奪人民大眾各種財富的真實寫照。

當官僚集團和暴富集團習慣於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橫徵暴斂的時候,當人民大眾的“仇官”、“仇富”心理成為社會常態的時候,中國社會孕育的恐怕不是友好、和睦、和諧、團結,而是“勢同水火的官民關係”,這個關係如果處理不好的話,中國社會的前景恐怕會有一場大澤鄉式的全民抗議。到那時,高聲為權貴集團背書而無視民間疾苦的朗朗們恐怕連自己的鋼琴都會被憤怒的大鐵鎚砸得稀巴爛!

可見,令朗朗們引以為自豪的中國人之間的“和睦友好”是有些說不通了。

那麼,關於“團結”的另一層意思“聯合起來以完成共同目標”是否能夠名副其實呢?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到執政黨那裡去尋找答案。

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的執政黨是中國共產黨。

在整個毛太祖時代,中國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又“聯合起來”完成了哪些“共同目標”呢?

曰反右,導致55萬文化精英長期失去發展權甚至失去生存權;

曰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高徵購,導致四千多萬中國公民因飢餓而死亡;

曰“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場禍患全中華民族的“十年浩劫”。

到毛太祖死亡的時候,中國人在執政黨的領導下“聯合起來”所能完成的“共同目標”便是——“一窮二白,到了要被開除球籍的地步”!

毛死後,鄧小平上台“撥亂反正”,開始搞經濟建設。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共同目標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中共十七大時又增加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可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過去了,執政當局除了造就一個欺壓人民和掠奪人民的權貴暴富集團外,“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又有哪一個實現了呢?

有關“富強”的概念前面已經說過,這裡就不提了,我們來看一下“民主”吧。什麼是“民主”,民主在本質上是人民當家作主,是少數服從多數,並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民主在程序上表現為競選,即國家重要公職人員(如各級行政長官、各級民意代表等)由公平競選產生。與此同時,為保證人民多數確實能夠當家作主還必須建立起分權制衡、人權至上、司法獨立、法治憲政及任期制、罷免制等一系列法制規範。但是,試看我們的國家,在政治生活中,共產黨一黨壟斷國家政權,所謂的換屆選舉,人民只能是形式主義的填填選票而已,各級官長實質上均由“上面”任命產生。不要說多黨競選了,人民甚至連憲法35條所規定的言論自由都沒有,膽敢批評執政黨、膽敢批評政府、膽敢批評各級黨政權要,輕則丟掉飯碗(如最近發生的南周記者長平被下崗的事情),重則送進監獄,這便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欺人現實!

至於執政黨想帶領大家尋求“文明”社會的想法就更是一個笑話了。

大凡專制社會都是一個官本位社會,在官僚權貴主宰一切的社會裡,無論把孔夫子的泥巴像或爛銅像樹在哪裡,都無法阻止權貴階層的腐朽、敗壞與墮落,他們除了吃喝嫖賭、花天酒地、醉生夢死便是無惡不作。想一想貴州等地嫖姦幼女的官僚們的敗壞,想一想湘西鳳凰城跳樓少女的悲劇,想一想廈門“紅樓”、北京“天上人間”裡的骯髒齷齪,想想“男人就得'提前(錢)進步'、女人就得'日'後提拔”等官場潛規則的瘋狂性,就會知道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已經淪喪到何種地步了,就會明白為什麼人民大眾會有越來越強烈的“仇官”、“仇富”心理了。自古以來,中國人有“以吏為師”的傳統(正所謂“村看村、戶看戶,社員看的是村幹部”),但在當代中國,不僅各級官僚羞辱了這份傳統、羞辱了人類“文明”二字,而且中國的執政黨也同樣羞辱了這份傳統、羞辱了人類文明——我認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根本不配談論“文明”,執政黨必須為中國社會的道德淪喪承擔全部的責任!

中共十七大,執政黨還高調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建設“和諧社會”自然是正確的。中華文化的傳統審美主調便是“美即和諧”。但什麼是“和諧”呢?有人望文生義說,所謂“和諧”就是人人有飯吃(“和”)、人人敢說話(“諧”),這種解釋還是有些道理的。在一個衣食無憂、言論自由的社會裡,社會矛盾自然會大為減少,引起階層對立衝突的事件也會大為減少,社會自然會逐步“和諧”起來,但在我們這個國家又有多少人會因為強拆、強遷而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呢?又有多少人因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上訪省城、京城乃至於在三九嚴冬天氣露宿於街頭或地下通道呢(到北京南站附近看看吧)?又有多少人因為上訪而被戴上黑頭套、送進黑監獄乃至於趕進真監獄呢?又有多少人因為言論問題而被冠之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而被逮捕判刑呢?當官僚權貴集團無視民間疾苦、無視公平正義而企圖以專制高壓手段來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時,不僅“穩定”會破產,不僅“和諧”變成了“被和諧”,而且“草泥馬之歌”會傳唱於“河蟹”橫行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個角落!

由此可見,鋼琴家朗朗有關“團結”概念的第二層內涵“聯合起來以完成共同目標”的願望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一廂情願而已!

行文至此,朗朗也許該明白了不僅你所炫耀的“中國的強大”是虛幻的,而且“中國人的團結”也是大打折扣的——至少就目前而言,官僚權貴集團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已經勢同水火,已經上升為影響中國未來的主要矛盾。與此同時,朗朗也必須明白,執政黨所許諾給人民大眾的美好願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不僅沒有變成現實,而且有日益走向其反面的徵象。

怎麼辦?

面對充滿危機和危險的社會現實,我們該怎麼辦?退卻嗎?顯然會更危險,那隻有讓億萬人民覺醒起來,向著一切危害中國社會的現在、向著一切危害中華民族未來的強權力量和腐敗力量大聲——

說“不!”
說“滾!”
說“草泥馬!”
說民主、說自由、說人權、說憲政、說法治、說普世價值!

甚至在必要的時候,忍無可忍的人民大眾也可以撿起地上的臭鞋和爛襪子擲向對方……!

只有人民擁有民主權利、能夠挑選並製約執政者和執政黨的時候,各級官員才能夠真正的眼睛向下並老老實實的服務於人民;只有人民不僅擁有言論自由而且能夠自由結社組黨的時候,國家政權才不會被霸權主義政治集團所壟斷,只有人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國家和政府的主要作用和目的才算實現;只有以法治國、厲行憲政,才會結束千年人治和黨治所帶來的系列災難;只有普世價值得到光大,中國文明和人類文明才會得到進一步的弘揚。而只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在中國充分實現了,飛揚跋扈、強取豪奪的官僚社會主義權貴集團才會消解,只有這類掠奪大眾、壓迫大眾的權貴集團消解了,社會積怨才會消解——在此情況下,不僅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危機和危險得以解除,而且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一定會迎來一個光榮、燦爛與輝煌的未來!

當然,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和憲政都還只是目標,一黨獨大的現實還沒有改變,權貴集團的腐敗和罪惡還在繼續,弱勢群體的苦難還在加深,但是,有頭腦、有良知、負責任的中國人都會發現,人民大眾正在漸次覺醒,以《零八憲章》為旗幟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各路民主維權人士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著民主的方向前進、向著自由的方向前進、向著法治與憲政的方向前進!在我們的前進道路上可能還會遇到一些障礙、可能還有一些挫折,但是我們不能再耽誤了、不能再落後了,中華帝國五千年的專制老病該根除了,否則我們不僅會被歐美人士竊笑為新世紀的“東亞病夫”,不僅會被蘇東國家恥笑為新世紀的“東亞病夫”,甚至當今世界的突尼斯人乃至於埃及人也會恥笑我們說:唉,中國人,只要有碗飯吃就行了……!

所以,包括執政黨內部的開明人士在內,​​包括藝術家朗朗在內的各路中國“精英人士”應該充分意識到,發端於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不僅為埃及、為伊斯蘭世界的獨裁者敲響了警鐘,而且也對以中國為首的東亞社會主義國家鏈(朝鮮——中國——越南——老撾)發出了警告,甚至我認為開啟於北非小國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會帶來人類歷史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而在這解放人類的第四波也許是最後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中,我炎黃子孫是勇做弄潮兒、在2010年代將中國推向民主和自由的彼岸呢?還是依然陶醉在所謂“強大中國”的幻像中,這是每一個中國公民在2010年代必然面臨的選擇!

願朗朗能夠重新作出正確的選擇!
願我們大家都能夠作出正確的選擇!

最後,我將自己寫於獄中的一首舊體詞貼在這裡,也許會被弄詞高手所竊笑,但沒關係,只不過借之以勉勵我同胞、勉勵朗朗、勉勵我自己而已——

木蘭花慢

中華帝國

閱中華帝國,
代相疊,
史洋洋。
望三皇五帝,
周秦漢唐,
具披輝煌。
蒙元滿清胡人,
也曾經糾糾服番邦。
故國形同滿月,
列星拱之中央。

龐然帝國民咋樣?
興廢百姓殃。
王者橫四海,
芸芸眾生,
諾諾文章。
如此千年老病,
今不除,
更待幾時康。
各路英雄何在?
快造民主華疆。

2011年1月30日於武漢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2/5/2011

趙常青:致“納米諾獎”委員會的答謝




元月21號晚11點45分,我正在網上閒逛,突然接到張輝先生通過聊天室傳來的信息,他說:“趙老師,祝賀你成為納米諾貝爾獎首屆獲獎人!”,我還以為張先生在跟我開玩笑,因為我確實沒有聽說過國內外存在這樣一個獎項,但張先生說這是真的,獲得首屆納米諾獎的共有三人,即王荔蕻、吳淦和我,並將他在推特上祝賀我們三人獲獎的文字以及王荔蕻大姐在推上回謝的文字拷貝過來——到這時,我才知道中國民間確實存在這樣一個獎項,而我也確實成為納米諾獎的首屆獲獎人之一了。

謝謝!這當然是好事,對於我這個俗人來說,這個獎讓我意外的獲得了3000元人民幣的收入,我想我可以用這3000個大洋購買一部電腦了——自從去年8月5號“他們”將我和我的電腦一塊“傳喚”一個下午後,我的電腦就再也沒有健康過……

當然,如果僅僅從經濟角度去理解“納米諾獎”,不僅太俗,而且簡直就是對東道主“無中生有家族”的侮辱,是對納米諾獎委員會的侮辱,我想我自己還不會低俗至此。所以我會珍惜這份榮譽,並向納米諾獎委員會表示我的至誠的敬意和深深的謝意!

不過,我個人認為納米諾獎委員會在授獎詞中對“我”的表彰實在有些言過其實了——認為我(們)在“維護公民權利、要求司法公正、追求社會公平、表達個人良知”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我確實有些面紅耳赤、誠惶誠恐。我認為,作為中國公民,我只不過是在儘自己的公民責任而已——無論89年我以學生身份反官倒、反腐敗、爭民主,還是98年我在漢中市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競選人大代表,還是2002年聯絡組發致中共十六大的公開信,還是2010年10月參與慶祝劉曉波得諾獎——所有這些行為都沒有超越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而我也只不過是在盡一個普通公民的責任而已(正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矣)。至於執政黨和執政府對我等民主維權公民進行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和打擊,那是因為執政黨和執政府本身缺乏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只能說明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政權的非法性和自私性,卻不能得出我等公民因為堅持維權便“卓越”的結論——我再說一遍,我所做的,只是在盡一個普通公民的責任而已!

我們這塊土地因為民主維權問題已經發生了不少的災難和悲劇了,如8964死難於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如9298組黨被大批逮捕的中國民主黨人,如因信仰問題而被勞教、判刑的法輪功人士和家庭教會人士,以及因為徵地、拆遷問題而被關、被打、被死的上訪人士——就是我自己,也已經歷數次牢獄之災!

為什麼類似悲劇一再發生而我自己卻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呢?

曰:為了人類正義而已!

“正義”者何?

曰自由、人權、平等!

曰共和、民主、憲政!

一個國家倘若無民主、無自由、無人權、無憲政,則這個國家的存在便是對人類的羞辱、便是對地球的羞辱,在其內部則必定會發生數不勝數的人權災難和人道悲劇。而有這種人為的悲劇和災難的發生,大多數人便休想過上好日子、休想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種局面如果不改變,現在還在上中學、上小學、上幼兒園的孩子們乃至於剛剛出生或尚孕育在襁褓中的嬰兒們便會一波又一波、一代又一代的遭遇這種制度陷阱,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會繼續遭遇因維權而被毆打、被傷害、被勞教、被逮捕、被判刑乃至於被挖掘機、載重車、裝甲車甚至坦克碾壓的情形。而在這些遭遇國家悲劇的後代兒女中,可能會有我的孩子,也可能會有他的孩子,還可能會有你的孩子。無論你現在是執政黨領袖、中央政府總理、還是公安部長、國家安全部部長、還是我等普通公民,只要國家製度不被民主化和法治化,孩子們中的很多人便會擺脫不了這種宿命般的的命運——“胡主席”也許不相信自己的後代兒女會遭遇這樣的悲劇,但我想說的是,不要以為後代子孫出身於“皇族”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只要想一想鄧小平的大公子鄧樸方是怎樣坐上輪椅的——就可以知道這種制度的恐怖性和殘忍性了!

這是我在多次牢獄生活中常常思考的問題!

每當我想到這些問題時,我的靈魂便在顫抖,便有些不寒而栗……

我們的國家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們的製度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們子孫兒女們的未來更不應該是這樣的! ! !

為了改變這樣不人道的製度,為了民主和自由,為了美好的未來,為了親愛的孩子們,我選擇了堅持!選擇了奮鬥!雖然付出了一些代價和犧牲,但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我對這份理想的執著和愛情!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我對這片土地的夢想和愛情!希望已經付出這樣或者那樣努力的朋友們和同志們繼續堅持下去,希望越來越多的中國同胞——無論你是“胡主席”還是“張麻子”,無論你是50後還是90後、無論你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無論你是精英人士還是普羅大眾、無論你在國內還是國外、也無論你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只要你能意識到中國民主維權事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請你參與到這一偉大而不朽的事業中來,讓我們大家共同——

為孩子們的未來而奮鬥!

為祖國的美好未來而奮鬥!

為人類的尊嚴和幸福而奮鬥! !

願上帝保佑我的祖國!

Amn!

趙常青 2011年1月23日於西安


【 博訊 】 時間: 1/23/2011

趙常青:“我是劉賢斌”北京關注團成立公告



劉賢斌先生被四川遂寧地方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名義刑事拘留已經八天了!

這一事件大大地刺痛了海內外良心人士的神經。我們注意到不僅中國法律界迅速組織了法律援助團,不僅各界公民自發地組織起了“我是劉賢斌”的黃絲帶行動,而且在一些省市也相繼成立了這樣或者那樣的“公民關注團” ,甚至,一些海外社團和良知人士也對四川地方當局三度拘捕劉賢斌的行為表示了嚴正譴責。

面對海內外良心人士的關注和譴責,四川遂寧地方當局卻執迷不悟、依然固我,他們繼續將劉賢斌先生當做“階級敵人”拘押在高牆之內——他們以為,只要將劉賢斌先生裝在籠子裡,遂寧就會“穩定”些,四川就會“穩定”些,執政黨的“天下”就會“穩定”些。

其實,這種思維是完全錯誤的。縱觀近三十年來,類似劉賢斌先生的這種人權案例俯拾皆是、舉不勝舉。不說遠的,單就近幾年而言,便先後出現了高智晟、胡佳、劉曉波等人因言入獄的事件,但是中國社會的“穩定”目標實現了嗎?沒有!不僅沒有,而且執政黨和政府所希求的“穩定”局面似乎正在向越來越不穩定的局面演變——只要看看風起雲湧的各地公民維權事件就足夠了。

問題的本質在於執政黨及其各級地方政府該如何面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民間智慧和不同意見問題。古人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我們認為我們的國家是十四億國民的國家!執政黨及其各級地方政府必須放棄敵對思維,廣開言路,尊重和保障每一位國家公民的基本人權!

回到劉​​賢斌先生的案子上。

就劉賢斌先生而言,我們認為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的中國公民,他對於我們這個國家,對於祖先留下的中華大地,對於中華大地的各族同胞有著一種深深的愛,他深知困擾中國社會發展的製度病因。二十餘年來,他馬不停蹄地尋求民主、尋求自由、尋求法治、尋求憲政。並因此而數度鐵窗寒暑、數度鐐銬加身。但他從未屈服、從未怯懦——從這個看守所到那個看守所,從上一個監獄到下一個監獄,雖經一路風雨,卻毅然決然地為著我們這個國家尋找著陽光燦爛的明天!

也因此,我們對於遂寧地方當局再度拘捕劉賢斌先生表示嚴重抗議!我們呼籲四川省政府乃至於中央政府能夠迅速介入遂寧地方當局的違法行為,盡快釋放劉賢斌,還劉賢斌先生以中國公民的全部自由!

與此同時,我們還認為劉賢斌先生的悲劇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國家的悲劇,這種悲劇有可能落在我們每一個國家公民的頭上。為了劉賢斌先生的今天不會演變為我們的明天,我們也特別呼籲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中國公民——無論你在朝還是在野、無論黨內還是黨外、無論貴族還是平民,也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只要你生活在北京,都希望你能夠積極地參與到關注劉賢斌先生的“黃絲帶行動”中來。

最後,我們提醒執政黨和中央政府,三十年改革雖然取得了較大成績,但因制度頑症也積累了太多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腐敗問題、兩極分化問題、價值崩潰問題、正義缺失問題、人權侵犯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的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並有可能斷送中國社會的美好前程。我們希望執政黨能夠當機立斷、痛下決心,迅速啟動政體改革,整合朝野一切力量,積極推動中國社會的製度轉型,使我們的國家有一個真正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未來!

這是劉賢斌先生的願望與追求!

這也是我們這些北京公民的共同願望與追求!

就此而言,我們都是劉賢斌!

“我是劉賢斌”北京關注團:

王荔蕻(維權人士)
張輝(作家,德先生研究所負責人,維權人士)
劉 巍(法律人,維權律師)
朱 紅(藝術家)
陳天石(學者,維權人士)
張世和(網民老虎廟,時評家,維權人士)
白東平(工人,維權人士)
古 川(人權捍衛者)
李昕艾(維權人士)
陳青林(維權人士)
李金芳(維權人士)
王德邦(維權人士)
謝強(作家)
趙常青(學者,維權人士)

“北京公民關注團”簽名信箱: blessbeijing@gmail.com(相關建議也可發至本郵箱)

(簽名正在持續;簽名按“姓名、職業或身份、聯繫方式”簽署,願與本地或外地簽名者聯繫的,請留下您的聯繫方式——手機、座機、電郵及其他聯繫方式,以便進行相關問題的研討活動)


【 維權網 】 時間: 7/6/2010

王清: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被軟禁超過57天仍無自由




(維權網信息員王清報導)陝西籍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從10月25日被陝西山陽國保帶回之後,一直被軟禁在山陽縣城一家賓館,到今天(12月21日)已經超過57天,甚至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結束已經超過10天的的情況下,仍然沒有獲得自由。

10月8日,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布劉曉波獲獎當天,趙常青在北京參與飯醉慶祝活動,隨後與十多人一起被北京東城區警方帶走。第二天(10月9日),東城警方以“擾亂社會秩序”罪拘留8天。拘留期結束當天,被陝西山陽國保帶回,軟禁在縣城一家賓館。 10月24日,他離開山陽回到北京,受到北京昌平國保騷擾,第二天(10月25日)又被陝西山陽國保帶回,一直軟禁到現在。

軟禁期間,一直有兩名國保與趙常青同住在賓館的套間裡。 12月10日,頒獎典禮當天,他被帶到當地一個森林公園住了兩天。趙常青說,12月8日,陝西省公安廳與市局的國保共五人到山陽看他,其中一名國保是2002年主辦他的案件的,他們要趙常青不要著急,對他的軟禁要持續到12月31號。

如果從10月8日算起,趙常青失去自由的日子已經超過74天。對此,本網譴責有關當局任意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本網也將繼續保持關注。


【 維權網 】 時間: 12/21/2010

趙常青:陳光誠先生獲得中國大陸第一屆“光明之子”獎




2010年10月3日,著名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先生獲得中國大陸第一屆“光明之子”獎,這也是由中國大陸民主維權人士評選出的“人權獎”。

2010年10月3日是著名民主維權人士孫文廣先生的七十七歲華誕,來自北京、貴州、山西、江蘇、浙江、安徽和山東本地的三十餘位民主維權人士(包括胡石根、劉京生、李海、趙昕、趙常青、車宏年、廖雙全、吳玉琴、李紅衛、孫淑仁、劉國慧、張華、王全章、劉桂琴、鞏磊、邵凌才、李昌玉、解金玉等)齊聚濟南為孫文廣先生祝壽。大家經過商議,決定授予孫文廣先生“中國良心”獎,與此同時,大家決定授予著名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先生“光明之子”獎,以褒獎陳光誠先生為中國民主維權事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為陳光誠先生的頒獎儀式在孫文廣先生生日宴會結束後舉行。著名民主人士胡石根先生在頒獎前向大家介紹了陳光誠先生的維權事蹟,號召大家向陳光誠先生學習,要不畏一切艱難險阻去追求中國的民主進步事業、追求中國的“光明”事業。民主牆時期的老民主人士劉京生先生代表大家頒發“光明之子”獎牌。由於陳光誠先生出獄後一直處於臨沂警方的高度禁錮中,故頒發給陳光誠先生的獎牌由來自陳光誠先生家鄉的維權人士劉國慧女士代領,劉國慧女士也代表陳光誠先生向與會人士表示了感謝,並決定與大家一起將維權事業進行到底!

大家以熱烈的掌聲向勇於維權、勇於推動中國民主進步事業的齊魯兒女錶示了崇高的敬意!

頒獎儀式結束後,大家高唱“團結就是力量”,並相互舉杯共同祝愿偉大祖國早日完成民主轉型、早日奔向自由的前方!

(趙常青供稿)

附錄:陳光誠先生簡介

陳光誠,1971年出生於中國山東省沂南縣雙后鎮的東師古村。 1994年至1998年,就讀於青島盲校。 1998年至2001年,就讀於南京中醫藥大學。

2000年到2001年,在英國聯邦基金的資助下,陳光誠在中國法學會發起並負責“殘疾人維權項目”。 2002年,他試圖在北京成立殘疾人的民間維權組織,未果。

2003年7月至8月間,陳光誠夫婦作為訪問學者,前往美國訪問,參觀並了解了當地的殘疾人機構。陳光誠當選臨沂“2003年度十大新聞人物”。

2005年12月,陳光誠入選香港《亞洲周刊》評選出的“2005年風雲人物”。

2006年3月11日,陳光誠被臨沂警方從家中帶走後與外界失去聯繫,5月,入選美國《時代周刊》2006年“塑造世界的一百人”。在失踪三個月後,6月12日陳光誠家人才收到他被刑事拘留的通知。

2006年8月24日,沂南縣人民法院以故意破壞財產和聚眾擾亂交通罪,判處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有期徒刑四年零三個月。

2007年1月12日,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布維持對陳光誠的一審判決。
2007年3月14日,陳光誠獲得英國人權組織頒發的“言論自由獎”。

2010年9月9日,陳光誠出獄並回到家鄉臨沂,但出獄後即受到臨沂當地警方的嚴密監控,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

【維權網】時間:10/5/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