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4日 星期一
自由亞洲電台：參與營救楊建利的異議人士趙常青於近日失踪
2002-07-09
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人權組織中國人權的執行主席劉青星期三在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透露，參與營救楊建利的異議人士趙常青自上星期三就和他的朋友失去了聯絡。
劉青說，西安異議人士張宗愛的一些朋友向該組織透露，6月底警察在詢問張宗愛時曾提到，警方知道營救楊建利的全國呼籲書是趙常青組織的，並流露出要懲辦的意思。有異議人士向中國人權表示，趙常青的失踪顯然是遭到中國警方秘密逮捕，因為公安部門對於趙常青能夠在短時間內聯合170人公開要求營救楊建利深感震驚和不安。
趙常青發起的170人援救楊建利的公開信是中國近幾年來異議人士一次最大的行動。這封信在6月28日通過中國人權向國際媒體發表後多個主要國際媒體都進行了報導。楊建利是旅居美國的中國異議人士，今年四月回中國了解東北工潮情況時在雲南昆明市被中國警方逮捕。
劉青認為，中國的司法部門有義務和責任立案尋找趙常青，如果趙長青是被秘密逮捕，就應該立即釋放他。現年三十四歲的趙常青原是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生，因參加1989年民運在六四後被捕並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半年多。
中國人權在早前發出的新聞稿指出，1997年趙常青曾經競選人大代表，並得到數十名選民的聯名推薦，成為陝西省南鄭縣人大代表候選人。他還揭發當地公然違反選舉法，內定候選人並限定被選舉的對象和範圍，結果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三年。 2001年他出獄後失去了教師職位，被捕前在西安靠打零工維持生活。
中國人權：籌辦全國聯署援救楊建利異議人士趙常青失踪
中國人權新聞稿
2002年7月9日
中國人權得到國內北京西安等多方異議人士通報，在全國各省市聯合170人署名營救楊建利的異議人士趙常青，自從7月3日晚便與朋友親屬失去聯繫而失踪。
據西安異議人士張宗愛的一些朋友說，6月底西安警察在詢問張宗愛的時候曾向他表示，營救楊建利的全國性呼籲書，警方知道是趙常青一手操辦的。警察那時的話意裡，已經流露相當重視甚至要懲辦的意思。一些異議人士向中國人權反映，趙常青的失踪顯然是遭到中國警方秘密逮捕，因為公安部門對於趙常青能夠在短時間內聯合170人，不懼以往的鎮壓而公然營救楊建利，深感震驚和不安，害怕這股關心工人和營救異議人士的力量，在中國目前的局勢中重新崛起，因此要對為首的趙常青施加嚴厲打擊。國內多方異議人士同時呼籲國際媒體和輿論，關注趙常青的失踪情況並進行救援，也要求中國政府制止中國警方採用非法的秘密失踪手段。趙常青發起的170 人援救楊建利的公開信，是中國近幾年來異議人士一次最大行動，6月28日通過中國人權向國際媒體發表後，法新社等許多重要國際媒體都進行了重點報導。公開信所呼籲營救的楊建利，是旅居美國的中國異議人士，今年四月闖關回到中國了解工潮情況，4月26日在雲南昆明市被中國警方逮捕。
現年三十四歲的趙常青，原是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生，因參加1989年北京的天安門運動，“六四”後被捕並在秦城監獄關押半年多。 1997年趙常青競選當地人大代表，得到數十名選民的聯名推薦，成為陝西省南鄭縣人大代表候選人。同時趙常青還揭發當地公然違反選舉法，內定候選人並限定被選舉的對象和範圍。結果趙常青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並被認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三年。趙常青2001年出獄後還丟失了教師工作，依靠毫無保障的零散工作艱難度日。
中國人權對趙常青的情況十分關注，中國人權要求中國政府對趙常青按照失踪立案調查。如果趙常青確屬中國警方秘密逮捕，中國人權嚴正抗議這種人權迫害和非法行徑，並要求中國政府責成中國警方立即釋放趙常青，並賠償所造成的經濟和身心損害。
中國人權主席(President)
劉青(LiuQing)
中國人權發布的報告、聲明、新聞和其他正式文件，統一由中國人權紐約總部發布。上述文件經由下列兩人中的任何一人簽名有效：劉青(主席)，蕭強(執行主任)。
2002年7月9日
中國人權得到國內北京西安等多方異議人士通報，在全國各省市聯合170人署名營救楊建利的異議人士趙常青，自從7月3日晚便與朋友親屬失去聯繫而失踪。
據西安異議人士張宗愛的一些朋友說，6月底西安警察在詢問張宗愛的時候曾向他表示，營救楊建利的全國性呼籲書，警方知道是趙常青一手操辦的。警察那時的話意裡，已經流露相當重視甚至要懲辦的意思。一些異議人士向中國人權反映，趙常青的失踪顯然是遭到中國警方秘密逮捕，因為公安部門對於趙常青能夠在短時間內聯合170人，不懼以往的鎮壓而公然營救楊建利，深感震驚和不安，害怕這股關心工人和營救異議人士的力量，在中國目前的局勢中重新崛起，因此要對為首的趙常青施加嚴厲打擊。國內多方異議人士同時呼籲國際媒體和輿論，關注趙常青的失踪情況並進行救援，也要求中國政府制止中國警方採用非法的秘密失踪手段。趙常青發起的170 人援救楊建利的公開信，是中國近幾年來異議人士一次最大行動，6月28日通過中國人權向國際媒體發表後，法新社等許多重要國際媒體都進行了重點報導。公開信所呼籲營救的楊建利，是旅居美國的中國異議人士，今年四月闖關回到中國了解工潮情況，4月26日在雲南昆明市被中國警方逮捕。
現年三十四歲的趙常青，原是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生，因參加1989年北京的天安門運動，“六四”後被捕並在秦城監獄關押半年多。 1997年趙常青競選當地人大代表，得到數十名選民的聯名推薦，成為陝西省南鄭縣人大代表候選人。同時趙常青還揭發當地公然違反選舉法，內定候選人並限定被選舉的對象和範圍。結果趙常青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並被認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三年。趙常青2001年出獄後還丟失了教師工作，依靠毫無保障的零散工作艱難度日。
中國人權對趙常青的情況十分關注，中國人權要求中國政府對趙常青按照失踪立案調查。如果趙常青確屬中國警方秘密逮捕，中國人權嚴正抗議這種人權迫害和非法行徑，並要求中國政府責成中國警方立即釋放趙常青，並賠償所造成的經濟和身心損害。
中國人權主席(President)
劉青(LiuQing)
中國人權發布的報告、聲明、新聞和其他正式文件，統一由中國人權紐約總部發布。上述文件經由下列兩人中的任何一人簽名有效：劉青(主席)，蕭強(執行主任)。
全國170人聯名營救楊建利 異議人士趙常青突然失蹤
2002年7月11日
【人民報消息】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得到國內異議人士通報，在全國各省市聯合170人署名營救楊建利的異議人士趙常青，自從7月3日晚便與朋友親屬失去聯繫而失蹤。
據西安異議人士張宗愛的一些朋友說，6月底西安警察在詢問張宗愛的時候曾向他表示，營救楊建利的全國性呼籲書，警方知道是趙常青一手操辦的。警察那時的話意裏，已經流露相當重視甚至要懲辦的意思。一些異議人士向中國人權反映，趙常青的失蹤顯然是遭到中國警方秘密逮捕，因為公安部門對於趙常青能夠在短時間內聯合170人，不懼以往的鎮壓而公然營救楊建利，深感震驚和不安，害怕這股關心工人營救異議人士的力量，在中國目前的局勢中重新崛起，因此要對為首的趙常青施加嚴厲打擊。
國內多方異議人士同時呼籲國際媒體和輿論，關注趙常青的失蹤情況並進行救援，也要求中國政府制止中國警方采用非法的秘密失蹤手段。趙常青發起的170人援救楊建利的公開信，是中國近幾年來異議人士一次最大行動，6月28日通過中國人權向國際媒體發表後，法新社等許多重要國際媒體都進行了重點報導。公開信所呼籲營救的楊建利，是旅居美國的中國異議人士，今年四月闖關回到中國了解工潮情況，4月26日在雲南昆明市被中國警方逮捕。
現年三十四歲的趙常青，原是陜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生，因參加1989年北京的天安門運動，“六四”後被捕並在秦城監獄關押半年多。
據了解，1997年趙常青競選當地人大代表，得到數十名選民的聯名推薦，成為陜西省南鄭縣人大代表候選人。同時趙常青還揭發當地公然違反選舉法，內定候選人並限定被選舉的對象和範圍。結果趙常青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並被認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三年。趙常青2001年出獄後還丟失了教師工作，依靠毫無保障的零散工作艱難度日。
附：全國170名人權民主人士聯署致中共當局的公開信 (全文)
鄭重要求立即釋放楊建利廢除黑名單允許一切炎黃子孫回國。
楊建利博士是我國著名的人權活動家，是享譽國際社會的民主自由人士，也因此，長期以來，他被中國政府列為禁止回歸祖國的政治流亡者之一。 但“禁歸令”並不能禁止楊博士的拳拳愛國之心。為了考察國內的民運和工運，為了從實踐上推動祖國的人權民主事業，他以莫大的勇氣和膽識毅然闖關回國，從而以實際行動不僅表達了對“禁歸令”的蔑視，而且駁斥了當局對於海外民運的種種誣蔑之詞(什麼“境外敵對勢力”、“海外反動勢力”、“國外反華勢力”等等）。
不幸的是，楊博士在歸國途中被當局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拘捕了。不僅如此，當局還以文明社會所不齒的行事方式對外界——包括楊博士的眷屬——嚴密的封鎖消息，盡管海內外聲援楊博士的呼聲很高，但執政當局卻置民聲民意及國際輿論於不顧，依然將楊博士關押在某個不為外界所知的牢獄之內。
其實，豈止楊建利博士蒙受歸國無路、報國無門的心痛和恥辱 —— 翻開當代中國史，既使在當局自稱為所謂“改革開放”的這二十多年裏，又有多少民主人士不是被逮捕關押就是被逼迫流亡海外呢？楊博士的遭遇只不過是當局在自己不光彩的歷史上新添了一筆罪惡和恥辱！
但是，這種不光彩的歷史應該結束了，這種令人痛心和痛恨的罪惡和恥辱應該結束了！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為了祖國的人權民主事業，為了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前途和福址，也為了執政黨自身的前途和福址，我們 —— 一群尋求民主、自由與寬容的中國公民鄭重地向執政當局提出如下要求：
第一，立即釋放楊建利博士，還他以中國公民的所有權利和自由！
第二，停止一切政治迫害，釋放以胡石根、江棋生、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劉賢斌、佟適冬、胡明君、張善光、牟傳珩、嶽天祥、楊自立等為代表的政治犯、良心犯，還他們以中國公民的全部權利和自由！
第三，廢除禁歸令，歡迎所有因迫害而流亡海外的炎黃子孫回歸祖國——共同為一個民主的、自由的、現代化的中國而奮鬥！
中國公民（排名不分先後）：
鄧煥武，歐陽懿，廖雙元，莫劍剛，廖亦武，孫光權，張 帆，蕭利君，梁俊西 ，蒲勇，魏光君，徐應元，薛德雲，盧永強，方家華，李維，王德豐，姜勝漢，王沿海，王軍鷹，王林海，劉建新，劉靜，周國強，馬衛，楊宏偉，高凱，楊勤民，薛洪，張暉，王根田，李運生，周誌剛，張德貴，杜和平，吳郁，杜應國，李家華，楊世勇，姜利君，梁立維，孫臏，劉煥文，孫立勇，高玉祥，於林竣，馬文都，金成，程小寶，高曉亮，徐紀成，馬俊，姚振義，陳凡，劉建安，賀大山，曹家如，劉建新，何兵，張明，魯登川，何時茶，季風，張重發，吳若海，張素芝，全力，劉紹坤，欽歡，王美茹，王誌新，蔣福建，張存珠，路中明，環勝來，談誌華，姚振賢，葉文相，李寶生，嚴正學，閻家鑫，馮鍵，吳嗣寧，張寶龍，陳德富，徐國慶，韋登忠，何振春，楊福文，龐梅青，盧廣文，陳青林，劉風剛，韓罡，沙裕光，錢玉民，王建軍，應晚成，姚天生，齊紀成，吳高興，王冰，江小平，王哲，王明，陳衛，朱易平，趙金鵬，孫庭華，熊晉仁，楊亮，劉俊吵，遲壽柱，孔佑平，張國華，胡默，侯傑，趙昕，張宗愛，吳永全，王勇剛，徐虹，金濟生，毛國良，馬良綱，何冠昌，於林尊，鄧代坤，陳明先，曾富洪，賈三友，陶玉平，黃燕明，金林誌，寧先華，田曉明，李傑，賈偉，路坤，劉玉賓，張風穎，金艷明，馬強，楊靖，高峰，徐永海，姚振強，顧國平，牛天民，朱國華，孟遠新，龐辰龍，車宏年，姜福禎，張銘山，於敖之，陳龍德，沈良慶，王天成，馬少華，王東海，何德普，金繼武，章虹，冷萬寶，任畹町，韓立法，唐元雋，朱銳，趙常青（共計170人）。
【人民報消息】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得到國內異議人士通報，在全國各省市聯合170人署名營救楊建利的異議人士趙常青，自從7月3日晚便與朋友親屬失去聯繫而失蹤。
據西安異議人士張宗愛的一些朋友說，6月底西安警察在詢問張宗愛的時候曾向他表示，營救楊建利的全國性呼籲書，警方知道是趙常青一手操辦的。警察那時的話意裏，已經流露相當重視甚至要懲辦的意思。一些異議人士向中國人權反映，趙常青的失蹤顯然是遭到中國警方秘密逮捕，因為公安部門對於趙常青能夠在短時間內聯合170人，不懼以往的鎮壓而公然營救楊建利，深感震驚和不安，害怕這股關心工人營救異議人士的力量，在中國目前的局勢中重新崛起，因此要對為首的趙常青施加嚴厲打擊。
國內多方異議人士同時呼籲國際媒體和輿論，關注趙常青的失蹤情況並進行救援，也要求中國政府制止中國警方采用非法的秘密失蹤手段。趙常青發起的170人援救楊建利的公開信，是中國近幾年來異議人士一次最大行動，6月28日通過中國人權向國際媒體發表後，法新社等許多重要國際媒體都進行了重點報導。公開信所呼籲營救的楊建利，是旅居美國的中國異議人士，今年四月闖關回到中國了解工潮情況，4月26日在雲南昆明市被中國警方逮捕。
現年三十四歲的趙常青，原是陜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生，因參加1989年北京的天安門運動，“六四”後被捕並在秦城監獄關押半年多。
據了解，1997年趙常青競選當地人大代表，得到數十名選民的聯名推薦，成為陜西省南鄭縣人大代表候選人。同時趙常青還揭發當地公然違反選舉法，內定候選人並限定被選舉的對象和範圍。結果趙常青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並被認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三年。趙常青2001年出獄後還丟失了教師工作，依靠毫無保障的零散工作艱難度日。
附：全國170名人權民主人士聯署致中共當局的公開信 (全文)
鄭重要求立即釋放楊建利廢除黑名單允許一切炎黃子孫回國。
楊建利博士是我國著名的人權活動家，是享譽國際社會的民主自由人士，也因此，長期以來，他被中國政府列為禁止回歸祖國的政治流亡者之一。 但“禁歸令”並不能禁止楊博士的拳拳愛國之心。為了考察國內的民運和工運，為了從實踐上推動祖國的人權民主事業，他以莫大的勇氣和膽識毅然闖關回國，從而以實際行動不僅表達了對“禁歸令”的蔑視，而且駁斥了當局對於海外民運的種種誣蔑之詞(什麼“境外敵對勢力”、“海外反動勢力”、“國外反華勢力”等等）。
不幸的是，楊博士在歸國途中被當局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拘捕了。不僅如此，當局還以文明社會所不齒的行事方式對外界——包括楊博士的眷屬——嚴密的封鎖消息，盡管海內外聲援楊博士的呼聲很高，但執政當局卻置民聲民意及國際輿論於不顧，依然將楊博士關押在某個不為外界所知的牢獄之內。
其實，豈止楊建利博士蒙受歸國無路、報國無門的心痛和恥辱 —— 翻開當代中國史，既使在當局自稱為所謂“改革開放”的這二十多年裏，又有多少民主人士不是被逮捕關押就是被逼迫流亡海外呢？楊博士的遭遇只不過是當局在自己不光彩的歷史上新添了一筆罪惡和恥辱！
但是，這種不光彩的歷史應該結束了，這種令人痛心和痛恨的罪惡和恥辱應該結束了！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為了祖國的人權民主事業，為了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前途和福址，也為了執政黨自身的前途和福址，我們 —— 一群尋求民主、自由與寬容的中國公民鄭重地向執政當局提出如下要求：
第一，立即釋放楊建利博士，還他以中國公民的所有權利和自由！
第二，停止一切政治迫害，釋放以胡石根、江棋生、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劉賢斌、佟適冬、胡明君、張善光、牟傳珩、嶽天祥、楊自立等為代表的政治犯、良心犯，還他們以中國公民的全部權利和自由！
第三，廢除禁歸令，歡迎所有因迫害而流亡海外的炎黃子孫回歸祖國——共同為一個民主的、自由的、現代化的中國而奮鬥！
中國公民（排名不分先後）：
鄧煥武，歐陽懿，廖雙元，莫劍剛，廖亦武，孫光權，張 帆，蕭利君，梁俊西 ，蒲勇，魏光君，徐應元，薛德雲，盧永強，方家華，李維，王德豐，姜勝漢，王沿海，王軍鷹，王林海，劉建新，劉靜，周國強，馬衛，楊宏偉，高凱，楊勤民，薛洪，張暉，王根田，李運生，周誌剛，張德貴，杜和平，吳郁，杜應國，李家華，楊世勇，姜利君，梁立維，孫臏，劉煥文，孫立勇，高玉祥，於林竣，馬文都，金成，程小寶，高曉亮，徐紀成，馬俊，姚振義，陳凡，劉建安，賀大山，曹家如，劉建新，何兵，張明，魯登川，何時茶，季風，張重發，吳若海，張素芝，全力，劉紹坤，欽歡，王美茹，王誌新，蔣福建，張存珠，路中明，環勝來，談誌華，姚振賢，葉文相，李寶生，嚴正學，閻家鑫，馮鍵，吳嗣寧，張寶龍，陳德富，徐國慶，韋登忠，何振春，楊福文，龐梅青，盧廣文，陳青林，劉風剛，韓罡，沙裕光，錢玉民，王建軍，應晚成，姚天生，齊紀成，吳高興，王冰，江小平，王哲，王明，陳衛，朱易平，趙金鵬，孫庭華，熊晉仁，楊亮，劉俊吵，遲壽柱，孔佑平，張國華，胡默，侯傑，趙昕，張宗愛，吳永全，王勇剛，徐虹，金濟生，毛國良，馬良綱，何冠昌，於林尊，鄧代坤，陳明先，曾富洪，賈三友，陶玉平，黃燕明，金林誌，寧先華，田曉明，李傑，賈偉，路坤，劉玉賓，張風穎，金艷明，馬強，楊靖，高峰，徐永海，姚振強，顧國平，牛天民，朱國華，孟遠新，龐辰龍，車宏年，姜福禎，張銘山，於敖之，陳龍德，沈良慶，王天成，馬少華，王東海，何德普，金繼武，章虹，冷萬寶，任畹町，韓立法，唐元雋，朱銳，趙常青（共計170人）。
大纪元：趙常青刑滿出獄 支持全民說真話運動
【大紀元11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陝西資深人權活動人士趙常青週二(27日)五年刑滿出獄。十多位親朋好友從西安趕赴渭南監獄迎接趙常青。趙常青獲釋後即前往前胡耀邦秘書林牧先生的墓地祭奠。
趙常青28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追求民主事業的理想毫無改變，堅信中國發生根本轉變的日子不會太遠。趙常青在獄中因拒絕參加升旗儀式、拒絕唱中共黨文化歌曲、拒絕接受「勞動改造」，而多次被嚴管和關禁閉。
對於楊建利倡導的全民說真話運動，趙常青表示大力支持，他說，這對於淨化社會風氣、提升道德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同時也是使人們克服恐懼心理和驅除「假惡暴」毒根的根本力量。
趙常青同時向汪兆鈞等勇於講真話、為國家和民族未來思考的良知進步人士表示敬意。他說，將來這種良知人士會越來越多，這是社會進步的必然。但是大家不能消極等待，而是要努力進取。
祭奠林老 感謝家人與外界
趙常青上午獲釋後即前往前胡耀邦秘書林牧先生的墓地祭奠。他說：「林老在90年代可以說是中國民運界的一面旗幟。我曾經在他的身邊做過事，受到他老人家的很多教導，我對這位老人很敬重。對於他的去世，我感到很悲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林老未竟的事業繼續做好、做成。」
趙常青向家人表示感謝，他說：「他們為我付出很多。我對他們懷有一顆感恩的心。我同時也謝謝你們的關懷，感謝所有海內外朋友的關心。」
他同時表示：「其實我的家人也是人民群體中的一員。他們雖然沒有文化，書本知識懂得很少，但是，從人的本性上來講，非常樸素、實在、真誠、勤勞。他們也希望我們的國家早一點實現民主，人民生活能夠富足。這是每一個普通老百姓的需求。」
高精度圖片
2007年11月27日，西安民主人迎接趙常青出獄，左起：鄭保和、趙常青、付升、馬育忠、馬曉明 (大紀元)
從未認罪 拒絕參加升旗儀式等
趙常青於2002 年發起「致中共十六大公開信」活動，被陝西省國家安全局逮捕，經秘密審理後於03年8月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5年。
對於這個罪名，趙常青表示：「這是不存在的，這個罪名本身都很荒謬，我從未認過所謂的『罪』。我不過是發出公民應該發出的一點聲音，當局卻採用文革式的方式扣上這麼個帽子，這不僅僅是我們的悲劇，也是這個執政黨的悲劇。」
趙常青自述，由於在獄中拒絕參加升旗儀式、拒絕唱「社會主義好」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政治歌曲、拒絕接受「勞動改造」，曾多次被嚴管，先後四次被關禁閉，在狹小陰暗的單人號子裡被關押累計達十個月之久。
矢志不渝 堅信民主道路
回首獄中生涯，趙常青表示：「監獄生活很艱苦，確實不好過，但是我是憑著良心，不僅僅是為了我個人的理想，也是為這個國家在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從未後悔過。」
他說：「其實不僅人民和國家需要民主，體制內的部份精英人士都認識到了民主的重要性。我們現在就是要尋求如何從實踐層面把這個民主的共識推進到現實生活中去。這是所有有擔當的炎黃子孫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
趙常青表示，在獄中思考了很多，使他對中國的民主事業更加堅定，也堅信中國發生根本轉變的日子不會太遠。他說：「在89年學潮大遊行中，我親手為遊行隊伍製作的第一面橫幅上寫著8個大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就是我的目標。沒有任何力量能使我放棄這個理想，因為我對這個理想的態度是非常真誠而充滿信心的。」
至於今後的打算，他說，還是像原來一樣，該說的話我一定要說，該做的事我一定要做好、做成，該走的路我一定要走好。
支持楊建利倡導的說真話運動
趙常青五年前被當局認定的「罪狀」之一是公開呼籲釋放民運人士楊建利。
當記者提到楊建利先生日前倡議開展全民說真話的運動，趙常青表示，「這個倡議非常好，我非常支持。中國人現在習慣於說假話，尤其是官場，假大空的習氣猖獗。楊建利先生提出這個倡議非常好，對於淨化社會風氣，提升道德都有很重要和深遠的意義。道德水平上去了，其它問題才容易解決。」
他說，這樣的活動會帶動更多人勇敢的站出來說出自己的心裏話，大家都憑著良心說話，會形成一個話真話的環境。這也是使人們克服恐懼的心理和驅除「假惡暴」毒根的根本力量。
支持汪兆鈞等公開講話的良知人士
當記者談到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等人近日發表公開信呼籲當局進行政治改革，趙常青表示，非常高興聽到這樣的消息，很令人振奮。
他說：「雖然我還沒見到公開信的具體內容，但聽你說的一個大概內容，我覺得汪先生能夠在他那個位置上勇敢的站出來，向執政當局表達意見和建議，這是每一個中國公民應盡的責任。我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我也藉此機會向所有勇於講真話的、為國家和民族未來思考的良知進步人士，表達我的問候和敬意。」
趙常青表示：「今天的中國社會，敢說真話、敢發表不同意見的人士，比以前多很多，這是中國民主事業的一個進步。我相信將來這種良知人士會越來越多，這是社會進步的必然。各行各業的人，大家都向著同一個方向努力，殊途同歸。中國的民主事業必成，而且時間不會拖得太長。但是我們不能消極等待，而是要積極主動，努力進取。」
趙常青表示，希望海內外朋友都能夠真誠的說話，真誠的做事。他說：「其實我們大家的命運繫在一起，利益都連在一起。大家都自由了，每個個人也就自由了；國家好起來了，每個個人才可能過得好一點。」
趙常青簡歷
趙常青，1964年生。陝西省商州市山陽縣人。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在校期間曾參加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被逮捕，被關押在秦城監獄4個多月。
1998年7月，他在陝西地方人大選舉中參選人民代表，並指責當地官員違反選舉法，被漢中市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3年徒刑。2001年出獄後，失去了原來的教師工作，仍繼續參加促進民主和人權的活動。
2002年11月，在中共召開16大前夕，他發起了「致中共十六大公開信」活動，提出平反六四、推進全民民主選舉等政改要求，並聯絡了全國各地近兩百異議人士在公開信上簽名，公開呼籲釋放民運人士楊建利。11月7日在到醫院看病的途中被陝西省國家安全局逮捕，經秘密審理後於2003年8月4日被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5年。(http://www.dajiyuan.com)
11/28/2007 11:12:57 AM
維權網：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在被軟禁66天后獲釋
2011年1月01日
（維權網信息員蔣理報導）2011年元旦，本網獲悉陝西省山陽縣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在被非法軟禁兩個多月後，於2010年12月31日被山陽縣國保送到西安，獲得行動自由。這是至今了解到的因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而被帶走非法軟禁的最久的人士。
本網信息員元旦中午打通趙常青電話，他首先感謝各界朋友對他的關心，同時委託“維權網”代向各界朋友通報他已經平安回到西安的情況。據趙常青在電話中說，他是12月31日上午被看守他的山陽縣國保送到西安的。他從去年10月25日被帶回山陽後，這段時間一直被控制在山陽縣城的一招待中，每天有當地政府工作人員值班看守他，通訊也一度被中斷。
趙常青因為於2010年10月8日傍晚，在北京準備慶祝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被北京警方帶走，並於10月9日被行政拘留8天。 10月17日拘留期滿的當日，被陝西山陽國保到北京接回。之後趙常青又於10月24日返回北京，結果就在回到北京當天，他又被北京警方看守，並讓山陽國保於第二天再次前往接回，之後一直被控制在山陽縣城一招待所中，直到去年年末31日方解除軟禁。
維權網：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被軟禁超過57天仍無自由
2010年12月21日
（維權網信息員王清報導）陝西籍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從10月25日被陝西山陽國保帶回之後，一直被軟禁在山陽縣城一家賓館，到今天（12月21日）已經超過57天，甚至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結束已經超過10天的的情況下，仍然沒有獲得自由。
10月8日，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布劉曉波獲獎當天，趙常青在北京參與飯醉慶祝活動，隨後與十多人一起被北京東城區警方帶走。第二天（10月9日），東城警方以“擾亂社會秩序”罪拘留8天。拘留期結束當天，被陝西山陽國保帶回，軟禁在縣城一家賓館。 10月24日，他離開山陽回到北京，受到北京昌平國保騷擾，第二天（10月25日）又被陝西山陽國保帶回，一直軟禁到現在。
軟禁期間，一直有兩名國保與趙常青同住在賓館的套間裡。 12月10日，頒獎典禮當天，他被帶到當地一個森林公園住了兩天。趙常青說，12月8日，陝西省公安廳與市局的國保共五人到山陽看他，其中一名國保是2002年主辦他的案件的，他們要趙常青不要著急，對他的軟禁要持續到12月31號。
如果從10月8日算起，趙常青失去自由的日子已經超過74天。對此，本網譴責有關當局任意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本網也將繼續保持關注。
（維權網信息員王清報導）陝西籍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從10月25日被陝西山陽國保帶回之後，一直被軟禁在山陽縣城一家賓館，到今天（12月21日）已經超過57天，甚至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結束已經超過10天的的情況下，仍然沒有獲得自由。
10月8日，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布劉曉波獲獎當天，趙常青在北京參與飯醉慶祝活動，隨後與十多人一起被北京東城區警方帶走。第二天（10月9日），東城警方以“擾亂社會秩序”罪拘留8天。拘留期結束當天，被陝西山陽國保帶回，軟禁在縣城一家賓館。 10月24日，他離開山陽回到北京，受到北京昌平國保騷擾，第二天（10月25日）又被陝西山陽國保帶回，一直軟禁到現在。
軟禁期間，一直有兩名國保與趙常青同住在賓館的套間裡。 12月10日，頒獎典禮當天，他被帶到當地一個森林公園住了兩天。趙常青說，12月8日，陝西省公安廳與市局的國保共五人到山陽看他，其中一名國保是2002年主辦他的案件的，他們要趙常青不要著急，對他的軟禁要持續到12月31號。
如果從10月8日算起，趙常青失去自由的日子已經超過74天。對此，本網譴責有關當局任意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本網也將繼續保持關注。
維權網：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再次被遣送回陝西
2010年10月25日
（維權網信息員蔣理報導）今天（10月25日）早上6點多鐘，陝西籍在京的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被陝西趕來北京的國保接到了首都機場，趙常青將再次被送回到陝西。
趙常青是10月24日中午剛剛從陝西回到北京，結果下午就受到北京國保的上門警告——不許出小區，並被警方在樓下值班。昨天晚上警方看守趙常青一夜後，今天早上天未亮，陝西警方就趕到將他再次接回。
維權網：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被軟禁並面臨被迫搬家
2010年10月24日
（維權網信息員龔萍報導）10月24日，陝西籍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中午11點剛剛回到北京天通苑租住房中，不久昌平國保與當地派出所共四名警察就上門，對趙常青明確提出不許出小區，隨之在趙常青所住的樓下安排警察值班。不僅如此，趙常青馬上又接到房東要求搬家的通知，並且態度強硬不容商量地要他第二天傍晚前必須搬走。如此使得趙常青真是雪上加霜，眼看就要流落街頭。這種一則國保明令不得出小區，一則房東又必須要求限期搬家，逼得趙常青走投無路。
晚上趙常青在急迫中正與朋友們商量如何安身時，大約8點20多分鐘，昌平國保又忽然登門，說是給趙常青送晚餐，隨之趙常青中斷與朋友聯繫。
近日北京大批維權人士、學者受到嚴密監控與軟禁，憲政學者張祖樺被大批警察嚴密軟禁家中，基督徒維權人士范亞峰也被10來個警察值班，另一基督徒陳天石連日來樓下也被警察看守，出門上班都被警察一路跟踪，並被明確要求除了上班其他什麼地方不要去。
北京當局如此公然大規模侵犯公民的自由權利，是公然違反國際人權公約，踐踏本國憲法。
維權網：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被遣送回陝西山陽老家
2010年10月18日
（維權網信息員蔣理報導）今天（10月18日）傍晚，本網信息員聯繫上了陝西籍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了解到他於昨天（10月17日）下午被山陽縣警方接回，目前自己住宿在山陽縣城一招待所中。
趙常青因10月8日傍晚在北京參加慶祝劉曉波獲獎活動，被東城區警方帶走傳喚一天。 9號東城區公安局以擾亂社會秩序將他與當日共同參加慶祝的王荔蕻、屠夫（吳淦）行政拘留8天，共同被關押在東城公安分局拘留所中。 10月17是拘留期滿，結果當天早上5點多鐘，還在睡夢中的趙常青忽然被警察叫起。當他穿上衣服下樓來時，發現拘留所大廳中聚集了一大群警察，集中有四名警察將他叫到一房間辦理了手續。這四名警察有兩名是北京市局國保，還有兩名是陝西山陽縣公安局國保。隨後北京警察就用車送趙常青與山陽警察到了首都機場，買了早上8點多的飛機飛往陝西咸陽機場。上午10點多達到咸陽機場後，趙常青希望與西安的親人見面，請親人們吃個飯，結果遭到拒絕。山陽縣警察直接用停靠在西安公安局前的車接趙常青回到山陽老家，並將他安置在縣城的一個賓館中。
今天，山陽縣公安原本安排趙常青與縣維穩辦工作人員面談，但後來不知何故沒有談了，卻在下午時趙常青被安排與他老家鎮黨委書記、鎮長、派出所長、村幹部共六人面談，顯然這六人是當地政府組織的臨時工作組。趙常青聽了老家幹部對家鄉的介紹，了解到今年家鄉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家鄉干部希望趙常青能多給家鄉做貢獻，理解他們的工作，還希望趙常青在家鄉多住些日子，如果實在要外出，也希望告知他們一聲。同時這些幹部表示趙常青家中若有什麼困難，只要告知他們一聲，他們一定盡力解決。對於家鄉干部的情意，趙常青表示感謝，但為了不給家鄉干部們添麻煩，趙常青婉拒了他們的幫助，18日自己臨時住宿到一招待所中。
最後趙常青託本網轉達他對外界朋友們對他關心的感謝！順便向朋友們報個平安！
參與：民運人士趙常青繼續失踪，友人甚為擔心
2010年10月18日
來源：參與 作者：知情人
趙常青因為慶祝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被北京警方拘留，處以8天拘留。 10月17應當出獄，但朋友們至今還沒有他的消息。
友人給常青的妹妹打過電話，還是沒有消息。應該還國保手裡。
趙常青性格倔強，朋友楊海擔心他會吃虧。上次做5年牢的時候，因為不合作，砸過3次黑號。第三次差點整死。令人揪心。據有人向當地公安部門打聽，回答說等一兩天會有消息。
據常青平時的陳述，當地公安局對他一向很糟糕，這都與當初他的案子兩次都是當地辦的有關係。
對於這次慶祝活動處置，表面看起來很小，但是卻是高層直接注意的。趙常青已經坐過兩次牢了！
常青妹妹打電話給他養父，叫他們去縣公安局問一問，免得送去勞教了。現在勞教與否，就在於地方政府是不是覺得你老給他們添麻煩。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哪裡有什麼政治好講。
這幾年，有民運人士幾次親眼看見廣西來京截訪的官員，手裡就是拿著勞教決定書來的。
許水都：陝西民運人士趙常青下落不明
2010年10月17日
（維權網信息員許水都報導）參加北京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慶祝活動被警方拘留8天的陝西民運人士趙常青本應在今天拘留到期，但直到晚間19點鐘左右，其朋友與家人依然沒有得到其確切的消息。
維權網今天兩次打電話給趙常青在西安的妹妹陶雪梅求證趙常青的消息，均沒有得到有關趙常青的確切消息。有分析人士說，趙常青有可能被陝西警方帶回去了。
與趙常青一起被拘留的維權人士屠夫（吳淦）則於16日晚間被福建警方帶回福州。另一位同被拘留的維權人士王荔蕻與其兒子小齊現在也下落不明。推特上有消息說王荔蕻被帶離北京了。
今天前往探望迎接王荔蕻他們的推友天天與劉強本也被北京警方控制，天天在今天下午打電話給朋友表示，她被抓到奧運村派出所後心髒病犯了，在派出所暈倒了。現在延邊駐京辦的人已經強制將她帶往久敬莊吉林省公安廳辦事處。
2013年10月10日 星期四
廖天明：維權人士趙常青被傳喚情況
（維權網信息員廖天明報導）陝西籍在京的著名異議人士、自由作家、維權人士趙常青8月5日下午在北京海淀區上地附近的租住地被北京市局警方帶走傳喚4個小時，他家中一本《零八憲章》、一本《憶林昭》及三本記錄自己感想、思考的筆記本被警方拿走，警方說暫時藉去看看。目前他電腦無法上網，與外界聯繫不便。
本網信息員7日下午通過電話採訪了趙常青先生，趙先生如實陳述了當日的情況。 (博訊 boxun.com)
廖：趙常青先生好！聽說您前天又被警方請去談話了？具體情況如何？
趙：5日下午2點半，有三個穿著制服，十多名便衣突然來到我的住處，他們沒有出示什麼證件，就說要向我了解些情況。他們在我租住的家中逗留了半個來小時，期間將我一本《零八憲章》、一本《憶林昭》與我以前的三本記錄感想與思考的筆記本捎走，說是藉去看看。他們隨後將我帶到了上地派出所中，進行了問訊筆錄。
廖：他們主要問了些什麼問題？
趙：他們主要問了幾方面問題：其一、關於訪民維權律師團的事。問我是否參加？目的何在？我坦承自己參與了維權律師團，原因是長期來中國各地徵地拆遷被侵害的人越來越多，大家上告無門，處於絕望之中，社會危機因此日益加深，維權律師團意在為他們提供諮詢，法律援助；
其二、關於參加教會情況。關於信仰問題我談了自己的心路歷程，希望他們依照憲法保護尊重公民的信教權；其三、關於北京關注團情況。我談了自己對劉賢斌被捕之事的看法，認為劉賢斌是個負責任的知識份子，地方政府抓捕他與和諧社會建設不協調，增添了社會新矛盾，製造了新摩擦，成立關注團就是為跟踪事件進展，希望通過關注引起四川當局注意，希望促成公正解決。至於發言人問題？我說自己自願做發言人，沒有什麼推選，發言人職責就是就事件發表評論觀點，接受采訪，及與有關方面（也包括跟國保）打交道。
最後警方說我在北京活動太頻繁，太活躍，提出希望我多加註意，並說我在北京能呆多長時間主要看我自己的活動。當然整個談話過程是平和、理性的。我表示對話比對抗好，溝通比隔絕好，希望大家共同在協商對話的平台上來促進社會進步。
本網信息員7日下午通過電話採訪了趙常青先生，趙先生如實陳述了當日的情況。 (博訊 boxun.com)
廖：趙常青先生好！聽說您前天又被警方請去談話了？具體情況如何？
趙：5日下午2點半，有三個穿著制服，十多名便衣突然來到我的住處，他們沒有出示什麼證件，就說要向我了解些情況。他們在我租住的家中逗留了半個來小時，期間將我一本《零八憲章》、一本《憶林昭》與我以前的三本記錄感想與思考的筆記本捎走，說是藉去看看。他們隨後將我帶到了上地派出所中，進行了問訊筆錄。
廖：他們主要問了些什麼問題？
趙：他們主要問了幾方面問題：其一、關於訪民維權律師團的事。問我是否參加？目的何在？我坦承自己參與了維權律師團，原因是長期來中國各地徵地拆遷被侵害的人越來越多，大家上告無門，處於絕望之中，社會危機因此日益加深，維權律師團意在為他們提供諮詢，法律援助；
其二、關於參加教會情況。關於信仰問題我談了自己的心路歷程，希望他們依照憲法保護尊重公民的信教權；其三、關於北京關注團情況。我談了自己對劉賢斌被捕之事的看法，認為劉賢斌是個負責任的知識份子，地方政府抓捕他與和諧社會建設不協調，增添了社會新矛盾，製造了新摩擦，成立關注團就是為跟踪事件進展，希望通過關注引起四川當局注意，希望促成公正解決。至於發言人問題？我說自己自願做發言人，沒有什麼推選，發言人職責就是就事件發表評論觀點，接受采訪，及與有關方面（也包括跟國保）打交道。
最後警方說我在北京活動太頻繁，太活躍，提出希望我多加註意，並說我在北京能呆多長時間主要看我自己的活動。當然整個談話過程是平和、理性的。我表示對話比對抗好，溝通比隔絕好，希望大家共同在協商對話的平台上來促進社會進步。
趙常青等被捕 王功權等抗議
非常憤慨，中央政府雖然也三令五申要整治腐敗，但沒有切實有效的措施。公民要求官員財產公示完全正當，以拉條幅的形式表達聲音完全符合憲法確立的公民言論自由。財產公示喊了三十多年，至今不僅不公示財產，反而要給呼籲公示的公民定罪，公民反腐何罪之有？
當今世界絕大部分民主法治國家，政務官員財產公示早已是慣例，但是在中國，袁冬、丁家喜、孫含會、王永紅、趙常青等這些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的公民卻被抓捕！難道這就是“中國夢”？
憲法第35條規定的公民自由表達權利不能由公權力恣意剝奪，我們強烈要求，立即釋放積極推動官員財產公示的公民袁冬、馬新立、張寶成、王永紅、李蔚、孫含會、丁家喜、趙常青！
許志永（法學博士）
笑蜀（媒體人）
王功權（企業家）
滕彪（法學博士）
劉衛國（律師）
付永剛（律師）
趙永林（律師）
周興遠（律師）
郭蓮輝（律師）
2013年4月18日
當今世界絕大部分民主法治國家，政務官員財產公示早已是慣例，但是在中國，袁冬、丁家喜、孫含會、王永紅、趙常青等這些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的公民卻被抓捕！難道這就是“中國夢”？
憲法第35條規定的公民自由表達權利不能由公權力恣意剝奪，我們強烈要求，立即釋放積極推動官員財產公示的公民袁冬、馬新立、張寶成、王永紅、李蔚、孫含會、丁家喜、趙常青！
許志永（法學博士）
笑蜀（媒體人）
王功權（企業家）
滕彪（法學博士）
劉衛國（律師）
付永剛（律師）
趙永林（律師）
周興遠（律師）
郭蓮輝（律師）
2013年4月18日
柳夢醒：“六四”份子趙常青又一次被捕釋放的是什麼信號？
四月十七日下午四點半，兩女六男八個警察，來到趙常青在石景山“八角中里”的家中。當時常青正在家中照看九個月的嬰兒小象。
常青的妻子劉曉冬得到消息後，於五點半從單位趕回家中，七點多鐘的時候警察就把常青從家中帶走。隨後，在一個婦女一個嬰兒面前，警察進行了搜查，電腦、手機、U盤、相機、錄像機、部分圖書和筆記本被查收，連劉曉冬的手機也被警察收走。整個搜查過程從八點進行到十二點，查抄過程中，不會說話的小象，還不住的向警察笑。
四月十八日中午，趙常青的妻子劉曉冬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衛分局的“拘留通知書”，以“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的規定，稱趙常青涉嫌“非法集會”罪，羈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劉曉冬請假兩天，在家看顧小象。近一年來，小像都是由趙常青來看顧的——趙常青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家裡帶孩子。
趙常青曾兩次為民運被捕判刑，從未屈服認罪，是骨頭最硬的六四分子之一。有了兒子以來，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照顧兒子，家裡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妻子的工資。據我所知，他的行動沒有任何違背法律。
近期對民運人士的打壓變本加厲，對於全中國、全世界嚮往民主的人們，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信號。中共領導人上已經決定，在專制的路上走到底了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善良的人們就不要再有夢想了，所謂中國夢，仍然是一黨專制之惡夢。如果不是，誰在後面操縱？目的是什麼？經過、了解六四血腥、黑暗、骯髒、必定遺臭萬年的鎮壓過程的人們，不會再那麼天真了吧？
到底是誰幹的？必須把主謀找出來！
常青的妻子劉曉冬得到消息後，於五點半從單位趕回家中，七點多鐘的時候警察就把常青從家中帶走。隨後，在一個婦女一個嬰兒面前，警察進行了搜查，電腦、手機、U盤、相機、錄像機、部分圖書和筆記本被查收，連劉曉冬的手機也被警察收走。整個搜查過程從八點進行到十二點，查抄過程中，不會說話的小象，還不住的向警察笑。
四月十八日中午，趙常青的妻子劉曉冬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衛分局的“拘留通知書”，以“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的規定，稱趙常青涉嫌“非法集會”罪，羈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劉曉冬請假兩天，在家看顧小象。近一年來，小像都是由趙常青來看顧的——趙常青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家裡帶孩子。
趙常青曾兩次為民運被捕判刑，從未屈服認罪，是骨頭最硬的六四分子之一。有了兒子以來，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照顧兒子，家裡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妻子的工資。據我所知，他的行動沒有任何違背法律。
近期對民運人士的打壓變本加厲，對於全中國、全世界嚮往民主的人們，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信號。中共領導人上已經決定，在專制的路上走到底了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善良的人們就不要再有夢想了，所謂中國夢，仍然是一黨專制之惡夢。如果不是，誰在後面操縱？目的是什麼？經過、了解六四血腥、黑暗、骯髒、必定遺臭萬年的鎮壓過程的人們，不會再那麼天真了吧？
到底是誰幹的？必須把主謀找出來！
孫文廣：評趙常青等的“非法集會”
授權“維權網”發
趙常青、丁家喜等因為組織策劃要求公示官員財產而被刑拘，罪名是“非法集會”。公佈官員財產，是世界潮流，國人訴求的目的在反貪。北京公安站在貪官立場，拘捕義士，理應受到譴責和查究。
我也曾因為策劃“非法集會”，被國保傳喚於2011年，起因是我獨立參選區人大代表發表的演講。 （見照片）
看來“非法集會”有多種用途，主要是打壓民意的表達。什麼叫“非法集會”？要請最高法院解釋，如果說不清，那就是侵犯人權的惡法。有人說凡是沒有被共產黨批准的就是“非法集會”，那麼街頭上賣彩票的，做廣告表演的不也成了“非法集會”了嗎？
民眾在公共場所舉牌要求公示官財，獨立參選人在學生餐廳的前，向大學生宣講個人理念，自然會引來一些圍觀者，如果這種行為可以定做“非法集會”。在中國當局壟斷媒體的情況下，實際上就是完全剝奪了公民的表達權。難道要人到深山老林去發表演說、去拉橫幅？
使用“非法集會”的另一個目的也是在民眾中製造恐懼，阻止民眾進行集會。
去年到公共場所舉牌要求公佈官員財產的楊崇被判了刑，今年在北京約有更多人，參與籌劃和上街的行動，看來很多人不屈不撓，繼續維護自己的表達權。這次舉牌的地點從南海之濱的廣州轉移到了黨局的心臟地區北京，人數也有所增加。
最近官員們下重手打壓要求公佈官財的民眾，北京被抓捕之人，除了趙常青和丁家喜之外，還有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等共八人。看來這和六四臨近有關，因為現在距離六四隻有一個多月的時間，當局害怕有人在六四那天，到廣場上走走看看，表達他們的哀思。如果有人在那個地方拉出了橫幅，那將會驚動海內外，所以先把這幾個人刑拘起來，讓那些躍躍欲試者六四那天老實在家呆著，不要出門亂說亂動，這是一大背景。
但是刑拘到底能過嚇倒多少人呢？去年在廣州的楊崇被監禁了一年，最近獲釋。現在全國有更多人提出這種要求，他們在繼承楊崇的未竟之業，如果現在把拘捕的八個人再判一年刑，明年會有多少人再拉橫幅呢！如果保持增長的勢頭，官員公示財產便是遲早的事了
有人總想用抓捕、勞教、判刑等打壓手段，讓國人在暴政面前屈服，收縮變革之心。看來這些打壓能夠嚇退少數人，但是勇者，卻把因維權而被抓捕、判刑看做是一種榮耀，他們會一次一次的，向黑勢力衝擊。
這次被刑拘的趙常青，畢業於陝西師大，是八九學運領袖之一，擔任過北京外高聯絡絡秘書長，六四後被關進監獄四個月，出獄後不改初衷， 1997年，他指責當地官員選舉中違反選舉法，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3年徒刑，再度入獄。 2002年他起草致中共公開信，提出平反六四等要求。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5年徒刑，2007年11月，刑滿出獄。為追求正義他三次入獄，至今不改初衷。今年4月17如他再次被刑拘。看當局是否要判他徒刑。
中國需要趙常青這樣的硬漢，造就這些硬漢的是中共的暴政，對這些人來講，坐牢、判刑是他們的光榮記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坐牢27年，金大中被判過死刑，劉曉波判刑11年，他們的事蹟會記入歷史。將來人們也不會忘記那些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硬漢。
有人說不要雞蛋碰石頭，我倒勸人不要忘了，水滴石穿的成語。
2013年4月22日於山東大學電話：136553173560531-88365021
趙常青、丁家喜等因為組織策劃要求公示官員財產而被刑拘，罪名是“非法集會”。公佈官員財產，是世界潮流，國人訴求的目的在反貪。北京公安站在貪官立場，拘捕義士，理應受到譴責和查究。
我也曾因為策劃“非法集會”，被國保傳喚於2011年，起因是我獨立參選區人大代表發表的演講。 （見照片）
看來“非法集會”有多種用途，主要是打壓民意的表達。什麼叫“非法集會”？要請最高法院解釋，如果說不清，那就是侵犯人權的惡法。有人說凡是沒有被共產黨批准的就是“非法集會”，那麼街頭上賣彩票的，做廣告表演的不也成了“非法集會”了嗎？
民眾在公共場所舉牌要求公示官財，獨立參選人在學生餐廳的前，向大學生宣講個人理念，自然會引來一些圍觀者，如果這種行為可以定做“非法集會”。在中國當局壟斷媒體的情況下，實際上就是完全剝奪了公民的表達權。難道要人到深山老林去發表演說、去拉橫幅？
使用“非法集會”的另一個目的也是在民眾中製造恐懼，阻止民眾進行集會。
去年到公共場所舉牌要求公佈官員財產的楊崇被判了刑，今年在北京約有更多人，參與籌劃和上街的行動，看來很多人不屈不撓，繼續維護自己的表達權。這次舉牌的地點從南海之濱的廣州轉移到了黨局的心臟地區北京，人數也有所增加。
最近官員們下重手打壓要求公佈官財的民眾，北京被抓捕之人，除了趙常青和丁家喜之外，還有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等共八人。看來這和六四臨近有關，因為現在距離六四隻有一個多月的時間，當局害怕有人在六四那天，到廣場上走走看看，表達他們的哀思。如果有人在那個地方拉出了橫幅，那將會驚動海內外，所以先把這幾個人刑拘起來，讓那些躍躍欲試者六四那天老實在家呆著，不要出門亂說亂動，這是一大背景。
但是刑拘到底能過嚇倒多少人呢？去年在廣州的楊崇被監禁了一年，最近獲釋。現在全國有更多人提出這種要求，他們在繼承楊崇的未竟之業，如果現在把拘捕的八個人再判一年刑，明年會有多少人再拉橫幅呢！如果保持增長的勢頭，官員公示財產便是遲早的事了
有人總想用抓捕、勞教、判刑等打壓手段，讓國人在暴政面前屈服，收縮變革之心。看來這些打壓能夠嚇退少數人，但是勇者，卻把因維權而被抓捕、判刑看做是一種榮耀，他們會一次一次的，向黑勢力衝擊。
這次被刑拘的趙常青，畢業於陝西師大，是八九學運領袖之一，擔任過北京外高聯絡絡秘書長，六四後被關進監獄四個月，出獄後不改初衷， 1997年，他指責當地官員選舉中違反選舉法，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3年徒刑，再度入獄。 2002年他起草致中共公開信，提出平反六四等要求。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5年徒刑，2007年11月，刑滿出獄。為追求正義他三次入獄，至今不改初衷。今年4月17如他再次被刑拘。看當局是否要判他徒刑。
中國需要趙常青這樣的硬漢，造就這些硬漢的是中共的暴政，對這些人來講，坐牢、判刑是他們的光榮記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坐牢27年，金大中被判過死刑，劉曉波判刑11年，他們的事蹟會記入歷史。將來人們也不會忘記那些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硬漢。
有人說不要雞蛋碰石頭，我倒勸人不要忘了，水滴石穿的成語。
2013年4月22日於山東大學電話：136553173560531-88365021
2013年10月5日 星期六
維權網：成都訪民舉牌：強烈要求釋放丁家喜、趙常青等，要求205名高管公佈財產的公民
（維權網信息員陳華報導）2013年4月23日下午，在成都府南河邊的訪民聚集地，成都訪民李廷惠、王蓉文、鄧品芳、辜淑芳、劉存欽、羅開文、洪英等訪民舉牌：“強烈要求釋放丁家喜、趙常青等要求205名高管公佈財產的公民。”訪民們通過舉牌，表達要堅定的與丁家喜、趙常青、張寶成、袁冬、馬新立、侯欣、王永紅、張含會等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公民站在一起。訪民們認為：我們是公民，要在專制的陰霾下堅持抗爭，在一個潰敗的社會裡堅守希望。
今年春節前夕，成都訪民就在地鐵1、2號線上，散發“要求中國最有權力的205名部級以上官員公開財產的公民建議書”。得到了乘客們的相應，紛紛爭相傳閱。
3月6日上午，四川著名維權人士陳雲飛以郵政快遞的方式，向四川省人大郵寄了“致習近平等先生的公開信”、“要求中國最有權力的205名部級以上官員公開財產的公民建議書”以及7033名有效公民簽名名單，共計104頁。
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又稱“陽光法案”，是官員財產申報、登記、公佈、監督、問責的製度。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可以依法查看從一般官員直到首相的納稅清單，這就是財產公示制度的開端。其後，財產公示制度被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台灣、香港和澳門﹚所採用，被公認為根治腐敗的製度保障。
今年春節前夕，成都訪民就在地鐵1、2號線上，散發“要求中國最有權力的205名部級以上官員公開財產的公民建議書”。得到了乘客們的相應，紛紛爭相傳閱。
3月6日上午，四川著名維權人士陳雲飛以郵政快遞的方式，向四川省人大郵寄了“致習近平等先生的公開信”、“要求中國最有權力的205名部級以上官員公開財產的公民建議書”以及7033名有效公民簽名名單，共計104頁。
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又稱“陽光法案”，是官員財產申報、登記、公佈、監督、問責的製度。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可以依法查看從一般官員直到首相的納稅清單，這就是財產公示制度的開端。其後，財產公示制度被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台灣、香港和澳門﹚所採用，被公認為根治腐敗的製度保障。
博讯：维权人士赵常青被捕前的镜头
趙常青是北京維權人士，原是陝西師範大學學生，因六四二次判刑。 4月份因發起《公民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被刑事拘留，被稱為北京2013年8君子之一。視頻是4月初趙常青與北京維權人士、 在京訪民一起討論要求官員公佈自己的財產。也有4月5日到趙紫陽家悼念趙紫陽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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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與趙紫陽兒子趙二軍合影
維權人士趙常青被捕前的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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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飛雄：北京民主雙雄——趙常青、丁家喜
2013年4月17日，北京民主雙雄——趙常青、丁家喜被北京市公安局抄家、抓捕，罪名是涉嫌“非法集會”，此一行徑純屬構陷，天下滔滔，予以譴責。
讀三國，審美亦審醜。從某一方面來看，我們不能不說，中央特務體系選準了北京民間兩位最有資質、最具行動力的民主精英加以政治迫害，的確很有眼光。然而，同過去曾經發生的一樣，這又何嘗不是在愚蠢地幫助自由民主陣營培養新的巨星？
自1989.64至今，二十四年來，迎接政治轉型歷史挑戰的民間道義支點和戰略性人才，早已在重疊的囚籠、在大地的深處、在實戰的水底誕生了。他們也該陸續浮出水面，總有極左狂流為他們鳴鼓開道。
趙常青，民主運動活動家，《零八憲章》主要五六位起草人之一。八九學生運動的重要領袖，曾經擔任外高聯聯絡部的秘書長。他祖籍陝西省商洛市山陽縣，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這位歷經數十年極權爐火陶冶的民主精英，近年成為京城公民圈聚餐、交流和學術活動的主要協調者之一，其人格操守、開放胸襟、文才、組織力，皆為一流，堪稱全才。 24年來，他為民主先後三次入獄，坐牢長達8年半，卻日趨溫和、善意，堅定地倡導政治改革和有序轉型，其與自由民主精神相一致的人道情懷令人感佩。
丁家喜，湖北宜昌人，近年崛起的優秀的維權律師。他畢業於北航飛機製造專業，卻轉行為專攻知識產權保護的商業律師，此乃一奇。北航創業家協會秘書長、高爾夫球協會會長的身份，印證了他的確屬於轉型政治學所親睞的中產精英。然而，他卻成功地運作著中產與底層訪民的戰略聯盟，此乃奇中之奇！自丁家喜和許志永聯手後，“新公民運動”似乎便風生水起。如果說許志永是新公民運動的頭腦、精神領袖，那麼丁家喜可稱為新公民運動運行的心臟、卓越的組織家。
趙常青和丁家喜，有著共同的特徵：不堅守傳統的待時而動、潛伏爪牙策略，而是坐言起行、公開推動社會運動。他們的透明、笨拙，體現了民主運動所需的真正的道義擔當。北京的公民社會，由飯局、沙龍，走向堂堂正正地履行公民政治權利階段，這中間，許志永、胡石根、胡佳、江天勇——趙常青、丁家喜——李蔚、王永紅、孫含會、袁冬、張寶成、侯欣、馬新立等積極公民的努力，功不可沒。新公民運動發起的第一個街頭主題就是，“公民要求官員公佈財產！”數月以來，全國反響熱烈，幾成不可阻擋之勢。此次北京市公安局對公佈財產九君子的刑拘，證明這一街頭主題的確擊中了中國大陸權貴集團的軟肋。新公民運動為中國民間有效地完成了一次戰略偵察，而特務體系則不幸暴露了極權政體的底褲。未來大陸多元政治力量，都將從中獲得深刻的啟迪。趙常青、丁家喜作為北京公民社會結構性鏈條之一，顯示了罕見的膽略、洞察力和執行力，而特務體系的抓捕和政治迫害，則進一步反向將二人塑造為民間的戰略性道義支點。此事的後續演變，良多趣味。
我與趙常青和丁家喜二人僅僅只有數面之緣，但印象深刻。
2012年7月底，我在北京見到了趙常青，他在數十人聚會中表現出的組織能量，他的豪邁、開朗、從容、溫良、醇厚，令我難忘。後來我了解到，他是虔誠的基督徒，在監獄中受洗，在磨難中走向虔誠與聖潔。他的溫和政治主張，不僅有著自由主義理念支撐，而且有著深厚的宗教信仰內蘊。
丁家喜，我的湖北老鄉，和我先後在北京和廣州數次見面，廣州街頭民主人士和律師們對他的操作理念演說評價甚高。他沉著，親和，頗有微笑中四兩撥千斤之概，而無形中又展示包容襟懷。他和許志永所倡導的自由公義愛的精神和對民主轉型少流血的呼喚，見證了人性的悲憫和寬闊。
鑑於趙常青和丁家喜在北京公民社會中佔據著重要的結構性地位，特務體係可能會認為，刑拘二人，足可斬斷北京自由界理論板塊和行動板塊之間的銜接橋樑，強力抑制民間的街頭化傾向。然而，從其後半個多月來北京和全國舉牌、拉橫幅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街頭活動此起彼伏的態勢來看，民間早已鑄成多元扁平結構，特務體系的這一目的並沒有達到，當然也不可能達到。
然而，真正有洞察力的分析家會觀察到，特務體系的此舉，還有著更深的戰略意圖，那就是，打擊官民合力推動變革的勢頭，斬斷官民和解的鏈條。 18大以來，我們一再看到，特務體系特別重視要向民間傳達習近平和胡錦濤並無區別的信號。越是主張溫和、推崇法治、支持政治改革、鼓勵官民互動的民間力量，他們越是重手打壓，特務體系的此一做派特別凶險，非常蹊蹺，早該引起人們的警覺了！
通過系列文字和行動，趙常青和丁家喜已經顯示，他們是溫和的民主行動者，是對改革派有原則而堅決支持的建設性民間力量。中共新的領導人習近平具有黨國體制的程序延續性，而無人民主權下的合法性。他的政治基礎核心基元是彭德懷、胡耀邦、習仲勳、趙紫陽、朱鎔基、溫家寶以來的中共體制內右傾勢力，體制外浩瀚的右派力量則是體制內右派的戰略盟友。左右平衡是政治家的基本權略，但是，全社會的右派則是習近平的社會基礎。特務體系打擊民間右派，打擊趙常青、丁家喜這樣明確支持改革派和政治改革的獨立自由的溫和轉型力量，實質上就是在侵削習近平的社會基礎，進而給可能的改革家套上精神枷鎖和人際囚籠。自古庸人皆為樊籠所拘，能否衝決樊籠？這不僅是對習近平的執政能力的考驗，也是對其自我保存能力的考驗。
對趙常青和丁家喜等北京九君子的抓捕激起了民間輿論強烈的道義反彈。然而，局勢至此，並非曖昧不明。近期有多重信號表明，業已展開的變革態勢無法逆轉。
當此之際，民間似不宜錯估形勢，誇大危險，以為茉莉花式的大鎮壓又來了，從而驚慌失措，由積極履行公民權利的社會運動立場上後退。見壞就上，堅守溫和行動，方為理性抉擇。
對於特務體系，我在此珍重地建議，請保持冷靜，潑滅獸性，切勿自困絕境，樂禍喜亂，製造敵人，妖魔民間。繼續王立軍事件以來的緩和進程是明智的，主動尋求和解永遠不乏機會，切勿把意識形態衝突轉化為叢林生存鬥爭。
201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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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趙常青、丁家喜等10君子案是中國真假改革的試金石
中國如要開啟政改，約制政治權力與張揚公民權利是一體兩面、互不可缺的。而公佈官員財產與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正是這限權反腐與落實憲法保障公民權利的基礎性的核心內容。如果中共新領導集團是真誠實行政改，決心扼制腐敗，那麼公民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就是最好的切入點，也是民間對新領導集團政改的最好、最有力支持與呼應。一種如此真誠支持呼應反腐與政改的公民行動，今天居然遭到抓捕治罪的命運，那麼中國新領導集團究竟要幹什麼？那些反腐與政改的言說究竟是真是假？通過10君子案就可以檢驗出來。
4月17日晚上，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衛分局忽然以涉嫌“非法集會罪”刑拘了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與人權律師丁家喜。後來了解到，與趙常青他們前後一同被抓的還有北京公民王永紅、孫含會、李蔚、齊月英等。而早前的3月31日，北京警方就以同樣的涉嫌“非法集會罪”刑拘了到西單舉牌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人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張寶成、馬新立、袁冬、侯欣等四人，其中侯欣在關押期間因心髒病突發入院搶救，後獲取保候審出來。至此，北京在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先後以涉嫌“非法集會罪”刑拘了10位公民。從目前已經了解到的情況來看，這10位公民均被指控參與要求官員公佈財產及要求全國人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街頭舉牌活動。
中共十八大以來，新的領導集團上台伊始就高調宣布要強力反腐並明確承諾要落實憲法保障公民權利。在十八大報告中明明地寫著：“健全權力運行製約和監督體系。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保證。……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範化，完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製度，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既然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那麼依照國際所有在反腐與監督權力上成功有效的國家的經驗，官員公佈財產是最基本與必須的方法，是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起碼要求。所以，十八大後，中國公民掀起呼籲官員公佈財產的熱情，正是基於對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保障公民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政務公開及加強民主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運行在陽光下”等承諾的讚同與呼應。
今年4月19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先生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也強調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關鍵是要健全權力運行製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要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提高反腐敗法律制度執行力，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其中“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正是內涵著官員公佈財產，公民有權監督權力？ ！
可見，公民提出要求官員公佈財產是民間呼應中共新領導集團反腐倡廉的舉措。至於公民要求全國人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那是中國民間與國際社會多年來不懈的訴求，也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使中華民族儘早開啟向現代文明轉型的航程，以融入世界現代文明大潮的努力。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早在1998年中國政府就簽署了，至今已過去15年，中國全國人大居然遲遲沒有批准，甚至都沒有拿到大會上討論。如此行徑是要否定中國政府不該簽署這個國際公約，還是要欺騙天下，說中國公民不同意這個公約？無論是對政府簽約的否定，或者假借人大的名義來意圖欺瞞天下，現在中國公民公開站出來呼應政府簽署公約並要求人大也批准公約，這是最準確而直接的公民表達，也是對人大假借民意推遲簽署公約的控訴！
中國憲法明確承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而習近平先生在紀念憲法頒布30週年講話中也強調指出：“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憲法的核心內容，憲法是每個公民享有權利、履行義務的根本保證”，“只有保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憲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眾，憲法實施才能真正成為全體人民的自覺行動”，“ 我們要依法保障全體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證公民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努力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可見，公民敦促全國人大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既是對政府簽署公約的讚同，也是對習近平先生尊重憲法保障公民權利的響應，是完全踐行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是合憲合法也符合習近平先生執政精神的。
由上可知，公民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敦促人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目的、動機是正當的，是合法合理也合中央精神的。那麼公民具體舉牌表達的方式是否就違法呢？對此，我們可以看看律師們的意見。據代理趙常青、丁家喜、孫含會、袁冬、馬新立等人案件的10名律師4月26日提交的《和平表達無罪——建議撤銷丁家喜、趙常青等涉嫌非法集會罪一案的律師意見書》分析：當事人的行為不屬於《集會遊行示威法》及《刑法》非法集會意義上的集會；當事人的行為並未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當事人並未拒不服從解散命令。因此，律師的結論是“本案當事人的行為，屬於單純而正當的言論表達，並不構成《刑法》第296條規定的非法集會罪。”律師還認為：“呼籲政府官員公示財產，是言論自由的正當行使，公權力對這種正當行為的打壓，不但無法嚇阻人們的表達，反而會導致更多人質疑公權力的正當性。”最後律師們指出：“《集會遊行示威法》第7條第1款和第9條第1款的規定，任由公安機關專斷地決定是否批准公民的集會申請，已經構成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剝奪，因而與憲法相抵觸；公安機關或許不能以法律違憲為由拒不執行法律，但決不能變本加厲地濫用違憲的法律，肆意擴張對'集會'的解釋。”
律師的意見說明了趙常青等10公民即使的確像警方指控的參與了上街舉牌的活動（據目前了解的情況，事實上趙常青並沒有直接參與西單街頭舉牌），那也根本不構成所謂的犯罪。如此看來，北京公民上街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目的、動機與行為上都不存在犯罪，在效果上不僅對社會沒有造成任何危害，而且有利於激發公民關心國是的熱情，消除社會冷漠病症，培育積極向上，承擔社會責任，踐行憲法權利的現代公民精神，是民間響應中央改革號召的正能量，是不僅無罪而且有功，不僅不該抓押，而且應該鼓勵的。
應該看到，自從中共十八大新的中央領導集團上台以來，民間對習近平先生接掌國璽懷抱諸多期待，希望他能將在維穩思維下泥足深陷的中國帶出困局，步上實現“中國夢”的坦途。
中國社會幾十年來，尤其是八九六四屠殺後的近二十幾年來，不受約制的強權肆虐，缺失社會公平正義的單方追求GDP的畸形的經濟發展，滋養出強取豪奪的權貴集團，導致社會資源枯竭，環境毀壞，道德淪喪，價值崩潰，人心冷漠，人性扭曲，貧富分化，矛盾激化，自然危機、人性危機與社會危機紛至踏來，權貴的蠻橫，貧弱的無助，使整個社會瀰漫著失望乃至絕望的情緒，那每年數千萬的上訪民眾，每年數十萬起的群體事件及層出不窮、匪夷所思的屠童與毒物事件，無不警示著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瀕臨亡族滅祖、不堪為人的地步了。在如此亙古未見的危機面前，中華民族期待著能有新思路、新氣象、新路徑，以重啟八九屠殺時中止的政改，使民族實現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習近平先生正是當此民族危難之際，承其父親仁厚開明之蔭，上台伊始親民愛民的言行，及強力宣示反腐與政改之決心，溫暖著人民久已冰涼的心，點燃著民族熄滅的希望，滋潤著人們那乾枯的心靈，使這個瀕臨死寂的民族萌發出絲絲生機。正是籍著這種解凍下的春蕾之氣，北京趙常青等人率先站出，表達對新氣象的呼應，表達對反腐與政改的支持。於是他們走上街頭，以一個普遍公民所能想到與所能做到的形式來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敦促人大批准公約。
應該說中國今日要開啟政改，約制政治權力與張揚公民權利是一體兩面，互不可缺的。而公佈官員財產與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正是這限權反腐與落實憲法保障公民權利的基礎性的核心內容。如果中國新領導集團是真誠厲行政改，決心扼制腐敗，那麼公民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就是最好的切入點，也是民間對新領導集團政改的最好、最有力支持與呼應。一種如此真誠支持呼應反腐與政改的公民行動，今天居然遭到抓捕治罪的命運，那麼中國新領導集團究竟要幹什麼？那些反腐與政改的言說究竟是真是假？通過10君子案就可以檢驗出來。
當然，抓捕趙常青等優秀公民不排除是權力集團中頑固反動勢力的一次對民間呼應反腐與政改的鎮壓，以藉機抹黑習李等新領導集團中改革力量，捆綁新的領導集團沿襲老路。如果是這種情況，那麼在趙常青等人被抓之初新領導集團中改革力量可能不知，但是在國內與國際輿論反響如此之大後，如果依然走到逮捕的程序，那麼中央權力集團改革勢力就再難以推託責任。如果是那樣，新的中央領導集團反腐與政改的呼號的真實性就昭然若揭。所以，刑拘趙常青等人及其該案的最後走向，事實已經活生生地檢驗著中國反腐與政改的真偽。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4月17日晚上，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衛分局忽然以涉嫌“非法集會罪”刑拘了民主維權人士趙常青與人權律師丁家喜。後來了解到，與趙常青他們前後一同被抓的還有北京公民王永紅、孫含會、李蔚、齊月英等。而早前的3月31日，北京警方就以同樣的涉嫌“非法集會罪”刑拘了到西單舉牌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人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張寶成、馬新立、袁冬、侯欣等四人，其中侯欣在關押期間因心髒病突發入院搶救，後獲取保候審出來。至此，北京在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先後以涉嫌“非法集會罪”刑拘了10位公民。從目前已經了解到的情況來看，這10位公民均被指控參與要求官員公佈財產及要求全國人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街頭舉牌活動。
中共十八大以來，新的領導集團上台伊始就高調宣布要強力反腐並明確承諾要落實憲法保障公民權利。在十八大報告中明明地寫著：“健全權力運行製約和監督體系。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保證。……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範化，完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製度，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既然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那麼依照國際所有在反腐與監督權力上成功有效的國家的經驗，官員公佈財產是最基本與必須的方法，是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起碼要求。所以，十八大後，中國公民掀起呼籲官員公佈財產的熱情，正是基於對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保障公民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政務公開及加強民主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運行在陽光下”等承諾的讚同與呼應。
今年4月19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先生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也強調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關鍵是要健全權力運行製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要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提高反腐敗法律制度執行力，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其中“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正是內涵著官員公佈財產，公民有權監督權力？ ！
可見，公民提出要求官員公佈財產是民間呼應中共新領導集團反腐倡廉的舉措。至於公民要求全國人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那是中國民間與國際社會多年來不懈的訴求，也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使中華民族儘早開啟向現代文明轉型的航程，以融入世界現代文明大潮的努力。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早在1998年中國政府就簽署了，至今已過去15年，中國全國人大居然遲遲沒有批准，甚至都沒有拿到大會上討論。如此行徑是要否定中國政府不該簽署這個國際公約，還是要欺騙天下，說中國公民不同意這個公約？無論是對政府簽約的否定，或者假借人大的名義來意圖欺瞞天下，現在中國公民公開站出來呼應政府簽署公約並要求人大也批准公約，這是最準確而直接的公民表達，也是對人大假借民意推遲簽署公約的控訴！
中國憲法明確承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而習近平先生在紀念憲法頒布30週年講話中也強調指出：“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憲法的核心內容，憲法是每個公民享有權利、履行義務的根本保證”，“只有保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憲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眾，憲法實施才能真正成為全體人民的自覺行動”，“ 我們要依法保障全體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證公民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努力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可見，公民敦促全國人大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既是對政府簽署公約的讚同，也是對習近平先生尊重憲法保障公民權利的響應，是完全踐行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是合憲合法也符合習近平先生執政精神的。
由上可知，公民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敦促人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目的、動機是正當的，是合法合理也合中央精神的。那麼公民具體舉牌表達的方式是否就違法呢？對此，我們可以看看律師們的意見。據代理趙常青、丁家喜、孫含會、袁冬、馬新立等人案件的10名律師4月26日提交的《和平表達無罪——建議撤銷丁家喜、趙常青等涉嫌非法集會罪一案的律師意見書》分析：當事人的行為不屬於《集會遊行示威法》及《刑法》非法集會意義上的集會；當事人的行為並未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當事人並未拒不服從解散命令。因此，律師的結論是“本案當事人的行為，屬於單純而正當的言論表達，並不構成《刑法》第296條規定的非法集會罪。”律師還認為：“呼籲政府官員公示財產，是言論自由的正當行使，公權力對這種正當行為的打壓，不但無法嚇阻人們的表達，反而會導致更多人質疑公權力的正當性。”最後律師們指出：“《集會遊行示威法》第7條第1款和第9條第1款的規定，任由公安機關專斷地決定是否批准公民的集會申請，已經構成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剝奪，因而與憲法相抵觸；公安機關或許不能以法律違憲為由拒不執行法律，但決不能變本加厲地濫用違憲的法律，肆意擴張對'集會'的解釋。”
律師的意見說明了趙常青等10公民即使的確像警方指控的參與了上街舉牌的活動（據目前了解的情況，事實上趙常青並沒有直接參與西單街頭舉牌），那也根本不構成所謂的犯罪。如此看來，北京公民上街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目的、動機與行為上都不存在犯罪，在效果上不僅對社會沒有造成任何危害，而且有利於激發公民關心國是的熱情，消除社會冷漠病症，培育積極向上，承擔社會責任，踐行憲法權利的現代公民精神，是民間響應中央改革號召的正能量，是不僅無罪而且有功，不僅不該抓押，而且應該鼓勵的。
應該看到，自從中共十八大新的中央領導集團上台以來，民間對習近平先生接掌國璽懷抱諸多期待，希望他能將在維穩思維下泥足深陷的中國帶出困局，步上實現“中國夢”的坦途。
中國社會幾十年來，尤其是八九六四屠殺後的近二十幾年來，不受約制的強權肆虐，缺失社會公平正義的單方追求GDP的畸形的經濟發展，滋養出強取豪奪的權貴集團，導致社會資源枯竭，環境毀壞，道德淪喪，價值崩潰，人心冷漠，人性扭曲，貧富分化，矛盾激化，自然危機、人性危機與社會危機紛至踏來，權貴的蠻橫，貧弱的無助，使整個社會瀰漫著失望乃至絕望的情緒，那每年數千萬的上訪民眾，每年數十萬起的群體事件及層出不窮、匪夷所思的屠童與毒物事件，無不警示著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瀕臨亡族滅祖、不堪為人的地步了。在如此亙古未見的危機面前，中華民族期待著能有新思路、新氣象、新路徑，以重啟八九屠殺時中止的政改，使民族實現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習近平先生正是當此民族危難之際，承其父親仁厚開明之蔭，上台伊始親民愛民的言行，及強力宣示反腐與政改之決心，溫暖著人民久已冰涼的心，點燃著民族熄滅的希望，滋潤著人們那乾枯的心靈，使這個瀕臨死寂的民族萌發出絲絲生機。正是籍著這種解凍下的春蕾之氣，北京趙常青等人率先站出，表達對新氣象的呼應，表達對反腐與政改的支持。於是他們走上街頭，以一個普遍公民所能想到與所能做到的形式來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敦促人大批准公約。
應該說中國今日要開啟政改，約制政治權力與張揚公民權利是一體兩面，互不可缺的。而公佈官員財產與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正是這限權反腐與落實憲法保障公民權利的基礎性的核心內容。如果中國新領導集團是真誠厲行政改，決心扼制腐敗，那麼公民要求官員公佈財產與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就是最好的切入點，也是民間對新領導集團政改的最好、最有力支持與呼應。一種如此真誠支持呼應反腐與政改的公民行動，今天居然遭到抓捕治罪的命運，那麼中國新領導集團究竟要幹什麼？那些反腐與政改的言說究竟是真是假？通過10君子案就可以檢驗出來。
當然，抓捕趙常青等優秀公民不排除是權力集團中頑固反動勢力的一次對民間呼應反腐與政改的鎮壓，以藉機抹黑習李等新領導集團中改革力量，捆綁新的領導集團沿襲老路。如果是這種情況，那麼在趙常青等人被抓之初新領導集團中改革力量可能不知，但是在國內與國際輿論反響如此之大後，如果依然走到逮捕的程序，那麼中央權力集團改革勢力就再難以推託責任。如果是那樣，新的中央領導集團反腐與政改的呼號的真實性就昭然若揭。所以，刑拘趙常青等人及其該案的最後走向，事實已經活生生地檢驗著中國反腐與政改的真偽。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中國民聯：關於趙常青丁家喜等公民因言獲罪的聲明
全世界的民主法治國家，執政政府政務官員公示財產是慣例。在中國，有公民袁冬、丁家喜、孫含會、王永紅、趙常青等人，因公開要求官員公示財產卻被逮捕！
從3月31日袁冬、張寶成、侯欣、馬新立等四位公民，在西單街頭拉條幅，呼籲官員財產公示被刑拘以來，截止4月18日，參與推動財產公示的公民至少已有7位被刑拘。趙常青先生家屬已接到刑拘通知書；4月17日晚八點丁家喜律師被以非法集會罪名刑事傳喚；孫含會先生被刑拘；4月15日晚，王永紅先生被刑拘，所有涉嫌罪名皆是“非法集會”。
中國社會各階層公眾，對當前嚴重和普遍的腐敗現象感到非常憤慨，儘管中共政府也曾三令五申要整治腐敗，但沒有切實有效的措施。公民要求官員財產公示完全正當，他們以拉條幅的形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完全符合中國憲法確立的公民言論自由。
中國的憲法第35條規定的公民自由表達權利，不能由政府公權力恣意剝奪，我們中國民聯強烈要求，立即釋放積極推動官員財產公示的公民袁冬、馬新立、張寶成、王永紅、李蔚、孫含會、丁家喜、趙常青！
我們正告以習近平主席為領導的中共新一屆領導，目前中國的貪官污吏數以百十萬計，公民權利被肆意侵害，群體抗議事件，平均以每三分鐘一起的頻率發生，中共長期以來把人民當敵人來防範來打壓，最終會把人民推向反面成為中共的“敵人”。中共認為的異議人士，獨立知識分子，維權律師，失去土地的農民，強迫拆遷的受害者，強迫墮胎受害者，復員軍人，失業工人，藏族人、維族人、內蒙古人，基督徒，法輪功人士等等，還有許多包括貴黨內離退休的干部，都會變成了中共一黨專制制度的反對者。
面對中國社會當前嚴峻形勢，我們希望中共的新一屆領導集體敢於擔起歷史責任，真正為中國億萬蒼生福祉著想，順應世界民主法治的文明潮流，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讓中國盡快走向自由民主憲政的社會。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2013年4月20日
從3月31日袁冬、張寶成、侯欣、馬新立等四位公民，在西單街頭拉條幅，呼籲官員財產公示被刑拘以來，截止4月18日，參與推動財產公示的公民至少已有7位被刑拘。趙常青先生家屬已接到刑拘通知書；4月17日晚八點丁家喜律師被以非法集會罪名刑事傳喚；孫含會先生被刑拘；4月15日晚，王永紅先生被刑拘，所有涉嫌罪名皆是“非法集會”。
中國社會各階層公眾，對當前嚴重和普遍的腐敗現象感到非常憤慨，儘管中共政府也曾三令五申要整治腐敗，但沒有切實有效的措施。公民要求官員財產公示完全正當，他們以拉條幅的形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完全符合中國憲法確立的公民言論自由。
中國的憲法第35條規定的公民自由表達權利，不能由政府公權力恣意剝奪，我們中國民聯強烈要求，立即釋放積極推動官員財產公示的公民袁冬、馬新立、張寶成、王永紅、李蔚、孫含會、丁家喜、趙常青！
我們正告以習近平主席為領導的中共新一屆領導，目前中國的貪官污吏數以百十萬計，公民權利被肆意侵害，群體抗議事件，平均以每三分鐘一起的頻率發生，中共長期以來把人民當敵人來防範來打壓，最終會把人民推向反面成為中共的“敵人”。中共認為的異議人士，獨立知識分子，維權律師，失去土地的農民，強迫拆遷的受害者，強迫墮胎受害者，復員軍人，失業工人，藏族人、維族人、內蒙古人，基督徒，法輪功人士等等，還有許多包括貴黨內離退休的干部，都會變成了中共一黨專制制度的反對者。
面對中國社會當前嚴峻形勢，我們希望中共的新一屆領導集體敢於擔起歷史責任，真正為中國億萬蒼生福祉著想，順應世界民主法治的文明潮流，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讓中國盡快走向自由民主憲政的社會。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2013年4月20日
中國民主黨美東黨部示威要求釋放趙常青等
2013年5月7日民陣和中國民主黨美東黨部百名黨員在中領館前舉行示威活動，要求釋放良心犯趙常青丁家喜譚作人等。示威橫幅上寫著“推動中國官員公示個人財產的維權人士無罪！（We Support the Rights of the Activists Calling for Govt Officials To Disclose Their Assets!）釋放因調查紋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獲罪的譚作人！ （Release Tan Zuoren, Jailed For Investigating Shoddy Buildings That Collapsed During the Sichuan Earthquake!）要求中共釋放民主人士趙長青丁家喜！（We Demand that the CCP Release Democracy Activists Zhao Changqing and Ding Jiaxi! ）。黨員骨幹輪流發言並呼喊口號。示威活動持續一小時。
肖國珍：“如果我失去自由”——記憶中的趙常青
如果我失去自由——記憶中的趙常青
2013年4月13日肖國珍律師為趙常青拍攝的照片
（一）
第一次見到常青，是在一次小範圍的聚會上。常青座位緊臨我右，他滿懷激情、容光煥發，讓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已三進牢獄，歷時八年。
後來，我發現：我們的心志、理念如出一轍，對專制極權的憎惡與對自由人權的嚮往驚人相似，不禁大喜。從此我們幾乎每天聯繫，共同探討國事，合作辦理個案。為某事某人，我們同喜同悲。
有多少次，由於當局的破壞，我們或步行、或乘車，一起尋找公民聚餐的新地點？
有多少次，我們呼朋引伴，舉辦活動？
有多少次，我們為某一個議題爭論得風生水起，甚或面紅耳赤？
有多少次，常青是我文章的第一個讀者，又在第一時間幫我發出去？
（二）
對常青的了解，隨著與他的交往日漸增加，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對我講的一些小故事。
1989年6月，因參與學生運動被囚的他，突然被拉去照相，他與同道獄友們誤以為是要被槍斃，就商量好：被執行槍決前，一定要喊口號“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時年二十歲的他，已經立定了終生的志向。
在牢獄中，由於他拒絕“悔改”，四次被單獨監禁，長達十個月。面對禁閉中非人道的飢餓懲罰，他高喊“反飢餓！反虐待！要吃飽！要健康！”經過鬥爭，獄方被迫答應解決他的吃飽問題。心系他人的常青，直到獄方同意讓所有的囚犯都吃飽後，才放心進食。他還為服刑人員爭取到了監獄圖書館免費借書的權利；而此前，服刑人員借書，需要付款。
有一次，他在北京地鐵站裡散發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傳單，正遇馬新立（因要求官員財產公示而於3月31日被捕）也在發放。這兩位同道戰友，當時並不相識，孩子氣的常青，裝作便衣國保，對馬新立進行“訊問”。
“馬新立反應怎麼樣？”我不禁好奇。
“馬新立非常鎮定，應答得體，”常青開心地回答，“問得差不多的時候，我就說明了真實身份，說我是趙常青，也是來發傳單的。於是兩人相與大笑。”
（三）
在第三次繫獄期間，他同監一名涉毒犯的母親送來一本聖經，毒犯擱置不學，常青用一條寶貴的煙換下了這本經書，如飢似渴地閱讀。他的讀經筆記寫道：“我必須醒來，必須從牢獄之苦的現實迷濛中，回歸我主的懷抱”；“祈求我主，重新點亮我心靈的燈塔”；“穿越夜的黑暗，清醒而有力量地走向前方，走向充滿光耀與愛的前方。”他告訴我，在一次絕食抗爭中，面臨死亡，他向神禱告，就在禱告的一瞬間，突然他全身充滿了力量。他也常常向神禱告，求神指引中國民主化的道路。
常青不只是一名“自學成才”的基督教徒，他的受洗也與眾不同。中國的獄中當然沒有牧師。平安夜，在獄中，常青洗了個冷水澡，他稱之為“自行施洗，歸到主的名下”。後來他出獄，大家都笑說這個不算，常青遂接受牧師的施洗。
常青多次對我背誦聖經裡的一句話，以相勉勵——主耶穌對門徒說：“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太10:16-7）他天性善良、質本純潔，他希望自己能靈巧一些。
為了追求民主事業，屢遭當局迫害的常青，學業被耽誤、戀愛被中斷、八載餘牢獄、被開除工作、戶口被打回原籍——他陝西的農村老家。這位充滿士大夫情懷的高才生，因此之故，常被我笑稱“農夫”。常青告訴我，他也曾有過軟弱，就是“恨”；但他成為基督徒後，恨如冰雪消融，大愛充溢心胸——儘管，中國的專政黨從來就不曾停止過迫害他。
對他人的痛苦，他常懷悲憫；對不平之事，他難掩義憤。有一次，當他得知胡佳被國保毒打時，他的心疼、他的關愛，溢於言表。他憂心忡忡地對我說：“胡佳那樣的身體，怎麼經得起打啊。”
在別人需要幫助時，他從不缺位。教會一位弟兄告訴我，常青的人緣非常好。他如同冬日陽光，溫暖著他人。有一次家庭教會聚會中，一位姐妹突然暈倒了，這位弟兄趕緊去找車，待他車到時，心急的常青早已把這位姐妹扛起，從三層樓下到一層，在等他。
他告訴我，國保曾向他承認，他們查遍了他所有的銀行帳戶，發現他除了有限的稿費外，並無其他進項。儘管收入微薄，經濟上並不寬裕的他，朋友們聚餐時，總是搶著付帳。他樂呵呵地說：“神必供應。”
（四）
常青是有很深造詣的理論家，他發表了多篇時政文章，發人深省。他在《誰是萬物的尺度》中寫道：在我們以為成吉思汗們的壓迫是錯誤的時候，不要以為朱元璋們的壓迫就是正確的；同樣，在我們用鐵與血對日本鬼子的侵略奴役進行頑強抵抗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同樣勇敢的對蔣介石、毛澤東們的強權統治大聲說“不”！
他說：“必須建立起以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為核心價值的政治架構……中國大陸……依然籠罩在共產黨的威權體制下，而將傳統的這種威權體制，改造成為現代的民主自由體制，便是當代中國有識之士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他又是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公民社會的建設者。他用他的行動實踐和見證他的信念。
各種維權活動，從來不乏他忙碌的身影；他組織研討會，探討國事；他整理研討內容，並發佈在網上，啟迪民智；他參與公民運動，不論事大事小，無不殫精竭慮、親力親為。
他時常忙得喘不過氣來，幾乎每天工作到深夜——我與他常在深夜通過網絡溝通——令我擔心他的身體。直到今年4月，因要求官員公佈財產，他與丁家喜律師等諸友同時繫獄。
（五）
常青長於詩詞，以其文字之勝，堪稱一代才子。應我請求，他曾把作品（多未發表）拷給我，供我鑑賞。他寫的小說，情節曲折，引人入勝；他的詩詞，兼有婉約與豪放，前者纖細溫柔、多詠淡風明月；後者勇猛精進、大氣豪放，多濟世救人之心、吞吐天地之志，茲摘幾首如下——
蝶戀花?小雨
小雨點點點前窗，
燕子飛處，
雲水兩茫茫。
重重遠山難遮擋，
心伴佳人歸夢鄉。
情到深處書不香，
纖纖秀筆，
難畫相思長。
只盼兩袖化翅膀，
乘風南去浴芬芳。
卜算子·詠松
遙遙百丈崖，
雄立一青松，
亭亭華蓋險峰上，
臂指萬里程。
朝飲天邊露，
暮浴夕陽紅。
一俟烈風雷電起，
抖擻舞長空。
一剪梅
又逢一年冷冷冬，
狂吹西風，
狂吹北風。
雖有昏天攪惡雪，
竹是綠竹，
松是青松。
人生如歌唱大風，
去去惆悵，
笑笑傷痛。
待到策馬縱橫日，
更拔長劍，
更扯長弓。
儘管如此，他非常謙卑，常常表示喜歡讀我的文章，有時還請我幫他“潤色”,而我何曾能易其一字？
（六）
“六四”屠城，使他確立了一生的奮鬥目標——實現中國的民主。他多次對我說：“民主就是我的生命”。儘管為此一次又一次地被當局抓捕、處刑，他始終痴心未改，矢志不渝。
有司曾試圖“策反”常青，遊說他：如與有司合作，將獲得何等大的好處。我與丁家喜律師曾大笑當局的因無恥而致的無知：居然連對常青也敢動“策反”的念頭——且不說常青是何等的理念堅定；至情至性、清澈通靈的常青絕不可能忍受以靈魂換取世俗功利的人格分裂。
家喜常說：“常青是一個聖徒。”是的，他的眼神，他的臉龐，他的文字，他的行為，無不發出自由的光輝。
他曾多次對我說過：“儘管我沒有違法，我也知道我隨時可能進去。”為了防備突然被抓的情形，2012年10月1日，常青手寫了一份委託書交給我：“自即日起，本人若成為任何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委託肖國珍律師為我的代理人或辯護人，為我提供法律幫助。”他知道他隨時會因說真話、做義事被抓捕，卻依然堅持獨立思考、真誠表達、果敢行動。他視牢獄為無物。
今年4月13日，我們有個小型聚會，當時形勢已是險惡，我對朋友們說：“為了防止被抓而無法公佈照片，現在我給你們一一拍照”。我為常青拍下了照片——他右手握筆，端坐桌前，笑容燦爛。事後我對常青說：“我給你拍了一張最滿意的照片。”還沒來得及發給他，就驚聞他被抓了！
4月17日晚八點，我收到常青的郵件。 “如果我失去自由”——是他郵件的第一句話。他預感到自己會立即被捕，匆匆對我們幾位朋友託付他的九個月的幼子小象。此前，他也曾多次叮囑我：如他出事，希望我與朋友們一起幫他照顧孩子。我故做輕鬆，淡笑答應，暗暗有一種如同迷信似的擔憂——怕我答應了的話，他真的進去。
現在，他進去了。每回上網，看到常青的圖標——那不知何時才能響應我的圖標——我心如刀割。
有一次，我與王德邦君談到常青，德邦安慰我說：“好在常青不是第一次進去，他能挺過來的。”
我突然情緒失控，迸發出淒厲的哭聲——
“為什麼是他？為什麼總是他？！”
2013年10月1日 星期二
趙常青：面對六四的思考——兼談中國民主化道路
本文作於2007年的6月4日，當時我還被關押在陝西省渭南監獄，2007年11月底刑滿釋放後，我的獄中文稿也被友人輾轉帶出。在此六四國難19週年來臨之際，我將寫於一年前的這篇文章整理出來，一則聊表追念之意，二則也希望我在文中有關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思考能引起讀者諸君的垂注，歡迎各位師友批評指正。
——作者
死難者的遺業仍未完成
今天是2007年的6月4日。
18年了！
距離那個血腥大屠殺的日子已整整18年了！
18年前，我的諸多的兄弟姐妹們為了反官倒、反腐敗，為了爭民主、爭自由而被執政黨殺戮於機槍、坦克之下。他們以自己滿腔的鮮血為中國的民主事業築起了一座巍峨的紀念碑！他們必將因為自己對專制強權的蔑視和反抗、必將因為對民主事業的奮鬥和犧牲而為我們、為我們的下一代、為我們眾多的後代兒女們所紀念、所緬懷！
18年來，為了六四死難者的未竟之業，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事業，為了人民作為國家主人的自由和尊嚴，又有很多的中華兒女被逮捕、被判刑、被投入到苦難深重的監獄。另有一部分人則不得不流亡異國他鄉，而我自己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已被第三次推進監獄。但令人慚愧的是，經過18年的努力和奮鬥，中國的民主事業依然未能實現，六四死難者的遺業仍未能完成，中國依然為一個超級大黨所壟斷統治；腐敗，比起18年前的中國是更為普遍和嚴重。執政黨不僅繼續打壓持不同政見者，打壓宗教人士和法輪功習練人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墮落為權貴資本主義和即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我們的人民不僅仍然缺乏作為國家主人的自由和尊嚴，而且人民中的相當一部分依然生活在貧困當中！強權統治的鎖鏈仍然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套在億萬人民的脖子上！
也因此，身陷囹圄的我不僅感到沉重，也感到慚愧——一種深深的、力不從心的慚愧！我（們）愧對六四死難者！愧對死難者為祖國民主事業所付出的生命和鮮血！但是——但是，我絕不會放棄死難於18年前的兄弟姐妹們的理想！我絕不會放棄兄弟姐妹們曾經為之灑盡鮮血的中國民主事業！
今天，18年後的今天，憑著對我主基督的信仰，憑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愛和忠誠，我發誓要用我整個的後半生去努力實現下列心願——
一、實現祖國民主化，使國家政治生活完成由一黨獨大向兩黨或多黨政治的轉變。
二、維護祖國的統一，絕不允許國家的分裂。
三、在民主和統一的基礎上，推進國家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繁榮。
四、將“毛主席紀念堂”改為“國家悲劇博物館”，將反右、大躍進、文革乃至於六四大屠殺這樣的國家悲劇展示給後代兒女，以資警惕。毛之遺體可遷葬八寶山或其故鄉韶山。
這不僅是我的心願，我相信這也是18年前死難於北京的兄弟姐妹們的心願！所有活著的兄弟姐妹們都應該站起來為這樣的願望而奮鬥！因為這不僅牽涉到死者的尊嚴和榮譽，它更關係到所有生者的尊嚴和榮譽。甚至，執政黨也會因為它如何對待六四死難者的鮮血和心願而決定它未來的地位、尊嚴和榮譽！
不需要以共產黨人的血跡祭奠死難者的英靈
儘管18年前死於共產黨槍口下的兄弟姐妹們死不瞑目，但為了後代中華兒女的團結和幸福，為了他們的安寧和福祉，我認為我們不需要復仇，我們不需要以共產黨人的血跡來祭奠六四死難者的英靈，我相信所有死難者的胸懷都是寬廣的、包容的、博大的，我相信他們不需要我們“以血還血”、“以牙還牙”，我相信他們不需要我們拿著機槍、開著坦克去向共產黨復仇，我相信他們祇需要我們通過對話、和解、和平談判的方式去實現他們的未竟心願！我相信他們希望看到的是朝野各方共同總結過去的悲劇歷史，共創祖國民主、統一、繁榮的未來！
也因此，對於持不同政見者、對於廣大的民主人士來說，必須實現新的思維方式的轉變！
儘管18年來，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儘管執政黨還在繼續打壓我們，還在繼續玩弄政治強權，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共產黨在這18年來的某些好的變化。具體說來我認為有一下幾個方面需要我們重新考慮對它的定位：一、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捲入世界經濟競爭；三、新一代共產黨執政者的某些“仁政”措施（如減免農業稅、學雜費等）；四、新一代共產黨執政者緩慢推進民主化的企圖；五、在共產黨內部的各個層級都存在著一部分民主改革力量。
我認為，鑑於共產黨18年來在上述5個方面的大小變化，如果我們措施得當的話，是有可能將之引上政治競爭對手（和平合法競爭）的軌道的，就如國民黨在台灣的歷史演進一樣，我們沒有必要繼續將共產黨當作必須推翻、必須要加以消滅的“敵人”，我們不能再這樣思考了，我們也應該“與時俱進”！在這方面，我認為我們應該向美國學習。
六四之後，不論共和黨的大小布什上台執政，還是民主黨的克林頓上台執政，他們都會主動與北京建立各種“友好”關係。兩國的頭頭腦腦們頻頻握手、頻頻舉杯示好——問題的重要性不在於共產黨的領袖們因此獲得了多少面子，而在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的“和平演變”戰略對於中國國家體制的轉變、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好處多還是少？我認為答案是明擺著的，即好處多，而且多得多。也就是說，西方大國所採取的和平演變戰略是非常有利於中國的民主和自由事業的。相反，如果大國領袖們祇是一味地對中國共產黨實行敵視和懲罰，試圖通過制裁的手段搞垮共產黨的統治，那就太不了解中國的歷史和國情了。祇要看看彈丸小國如朝鮮、古巴的情況就知道製裁不僅不會推進對方國家的民主化，相反還可能強化對方國家的極權主義統治。更何況，中國是一個大國，無論從版圖、人口還是從經濟總量上講她都是一個大國。 5、60年代西方大國與共產黨政權的絕交都沒有起作用，更何況在八十年代後的國際政治條件下。因此，大小布什們的決策是正確的，因為他們與共產黨的積極接觸政策，所以今天的中國比起共產黨統治的任何時候都要更開明、更自由、更進步些（儘管改革的絕大部分成果都為權貴官僚階層所吞食）。
以建設性的態度參與國家政治體制改革
正是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我們應該向美國學習，應該向布什們學習。我們現在應該以建設性的態度去努力改進和共產黨的關係，努力減少彼此間的敵視，努力擴大彼此間的“合作”渠道，堅決摒棄“消滅”、“推翻”之類的激憤語言和激憤心理，爭取以各種合法的途徑參與到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去和民主事業建設中去——去邊緣化、去敵對化、去牢獄化、去流亡化，回歸對話與協商——我相信祇有以這樣平和的建設性態度才能與執政黨達成良性互動，才能更好更快地推進中國的民主化事業！
正如我去年春天在被第四次關禁閉時所突然感悟到的真理一樣，我認為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中國的民主化道路必須分兩步走：
第一步，組建與八大民主黨派對等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第九黨，在承認共產黨對國家領導地位的前提下合法參政，參政平台為各級人大和政協。通過競選各級人大代表和推舉各級政協委員的方式，積極的積累起自己的人氣和民意支持度，同時在現行法政框架內積極協助共產黨的民主改革進程，即合法參政，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也是民主改革的終極目標，即打破現行法政框架，在憲法上確立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謀求合法的執政權，至於能否執政，就看各黨派努力的程度、就看人民的選票了。
總之，先參政，再執政，先做矮子，再做巨人，這便是我通過18年的經驗和教訓所觀察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道路。那種想一勞永逸、一步到位、“畢其功於一役”的大決戰式思維模式我看可以結束了。因為自七十年代民主墻運動至今的民主化實踐證明在此思維模式主導下的民主化道路是損失慘重、很難行得通的。
我今年已38歲，人生過半了。倘若天主保佑我還能活38年的話，我相信通過我們大家的精誠合作與努力奮鬥，我的前述4個願望都會實現的——在此情況下，18年前死難於執政黨機槍坦克下的兄弟姐妹們也會在天的國度向我們微笑和致意的！
主啊，請保佑我那死難的兄弟姐妹們！
與此同時，在這苦難的獄中，我也為我關於祖國的美好願望和美好未來而祈禱！
（2007年6月4日於渭南監獄三連二樓樓梯西拐角處記）◆
出處:北京之春
整理:2008年6月29日22:9
——作者
死難者的遺業仍未完成
今天是2007年的6月4日。
18年了！
距離那個血腥大屠殺的日子已整整18年了！
18年前，我的諸多的兄弟姐妹們為了反官倒、反腐敗，為了爭民主、爭自由而被執政黨殺戮於機槍、坦克之下。他們以自己滿腔的鮮血為中國的民主事業築起了一座巍峨的紀念碑！他們必將因為自己對專制強權的蔑視和反抗、必將因為對民主事業的奮鬥和犧牲而為我們、為我們的下一代、為我們眾多的後代兒女們所紀念、所緬懷！
18年來，為了六四死難者的未竟之業，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事業，為了人民作為國家主人的自由和尊嚴，又有很多的中華兒女被逮捕、被判刑、被投入到苦難深重的監獄。另有一部分人則不得不流亡異國他鄉，而我自己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已被第三次推進監獄。但令人慚愧的是，經過18年的努力和奮鬥，中國的民主事業依然未能實現，六四死難者的遺業仍未能完成，中國依然為一個超級大黨所壟斷統治；腐敗，比起18年前的中國是更為普遍和嚴重。執政黨不僅繼續打壓持不同政見者，打壓宗教人士和法輪功習練人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墮落為權貴資本主義和即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我們的人民不僅仍然缺乏作為國家主人的自由和尊嚴，而且人民中的相當一部分依然生活在貧困當中！強權統治的鎖鏈仍然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套在億萬人民的脖子上！
也因此，身陷囹圄的我不僅感到沉重，也感到慚愧——一種深深的、力不從心的慚愧！我（們）愧對六四死難者！愧對死難者為祖國民主事業所付出的生命和鮮血！但是——但是，我絕不會放棄死難於18年前的兄弟姐妹們的理想！我絕不會放棄兄弟姐妹們曾經為之灑盡鮮血的中國民主事業！
今天，18年後的今天，憑著對我主基督的信仰，憑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愛和忠誠，我發誓要用我整個的後半生去努力實現下列心願——
一、實現祖國民主化，使國家政治生活完成由一黨獨大向兩黨或多黨政治的轉變。
二、維護祖國的統一，絕不允許國家的分裂。
三、在民主和統一的基礎上，推進國家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繁榮。
四、將“毛主席紀念堂”改為“國家悲劇博物館”，將反右、大躍進、文革乃至於六四大屠殺這樣的國家悲劇展示給後代兒女，以資警惕。毛之遺體可遷葬八寶山或其故鄉韶山。
這不僅是我的心願，我相信這也是18年前死難於北京的兄弟姐妹們的心願！所有活著的兄弟姐妹們都應該站起來為這樣的願望而奮鬥！因為這不僅牽涉到死者的尊嚴和榮譽，它更關係到所有生者的尊嚴和榮譽。甚至，執政黨也會因為它如何對待六四死難者的鮮血和心願而決定它未來的地位、尊嚴和榮譽！
不需要以共產黨人的血跡祭奠死難者的英靈
儘管18年前死於共產黨槍口下的兄弟姐妹們死不瞑目，但為了後代中華兒女的團結和幸福，為了他們的安寧和福祉，我認為我們不需要復仇，我們不需要以共產黨人的血跡來祭奠六四死難者的英靈，我相信所有死難者的胸懷都是寬廣的、包容的、博大的，我相信他們不需要我們“以血還血”、“以牙還牙”，我相信他們不需要我們拿著機槍、開著坦克去向共產黨復仇，我相信他們祇需要我們通過對話、和解、和平談判的方式去實現他們的未竟心願！我相信他們希望看到的是朝野各方共同總結過去的悲劇歷史，共創祖國民主、統一、繁榮的未來！
也因此，對於持不同政見者、對於廣大的民主人士來說，必須實現新的思維方式的轉變！
儘管18年來，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儘管執政黨還在繼續打壓我們，還在繼續玩弄政治強權，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共產黨在這18年來的某些好的變化。具體說來我認為有一下幾個方面需要我們重新考慮對它的定位：一、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捲入世界經濟競爭；三、新一代共產黨執政者的某些“仁政”措施（如減免農業稅、學雜費等）；四、新一代共產黨執政者緩慢推進民主化的企圖；五、在共產黨內部的各個層級都存在著一部分民主改革力量。
我認為，鑑於共產黨18年來在上述5個方面的大小變化，如果我們措施得當的話，是有可能將之引上政治競爭對手（和平合法競爭）的軌道的，就如國民黨在台灣的歷史演進一樣，我們沒有必要繼續將共產黨當作必須推翻、必須要加以消滅的“敵人”，我們不能再這樣思考了，我們也應該“與時俱進”！在這方面，我認為我們應該向美國學習。
六四之後，不論共和黨的大小布什上台執政，還是民主黨的克林頓上台執政，他們都會主動與北京建立各種“友好”關係。兩國的頭頭腦腦們頻頻握手、頻頻舉杯示好——問題的重要性不在於共產黨的領袖們因此獲得了多少面子，而在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的“和平演變”戰略對於中國國家體制的轉變、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好處多還是少？我認為答案是明擺著的，即好處多，而且多得多。也就是說，西方大國所採取的和平演變戰略是非常有利於中國的民主和自由事業的。相反，如果大國領袖們祇是一味地對中國共產黨實行敵視和懲罰，試圖通過制裁的手段搞垮共產黨的統治，那就太不了解中國的歷史和國情了。祇要看看彈丸小國如朝鮮、古巴的情況就知道製裁不僅不會推進對方國家的民主化，相反還可能強化對方國家的極權主義統治。更何況，中國是一個大國，無論從版圖、人口還是從經濟總量上講她都是一個大國。 5、60年代西方大國與共產黨政權的絕交都沒有起作用，更何況在八十年代後的國際政治條件下。因此，大小布什們的決策是正確的，因為他們與共產黨的積極接觸政策，所以今天的中國比起共產黨統治的任何時候都要更開明、更自由、更進步些（儘管改革的絕大部分成果都為權貴官僚階層所吞食）。
以建設性的態度參與國家政治體制改革
正是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我們應該向美國學習，應該向布什們學習。我們現在應該以建設性的態度去努力改進和共產黨的關係，努力減少彼此間的敵視，努力擴大彼此間的“合作”渠道，堅決摒棄“消滅”、“推翻”之類的激憤語言和激憤心理，爭取以各種合法的途徑參與到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去和民主事業建設中去——去邊緣化、去敵對化、去牢獄化、去流亡化，回歸對話與協商——我相信祇有以這樣平和的建設性態度才能與執政黨達成良性互動，才能更好更快地推進中國的民主化事業！
正如我去年春天在被第四次關禁閉時所突然感悟到的真理一樣，我認為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中國的民主化道路必須分兩步走：
第一步，組建與八大民主黨派對等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第九黨，在承認共產黨對國家領導地位的前提下合法參政，參政平台為各級人大和政協。通過競選各級人大代表和推舉各級政協委員的方式，積極的積累起自己的人氣和民意支持度，同時在現行法政框架內積極協助共產黨的民主改革進程，即合法參政，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也是民主改革的終極目標，即打破現行法政框架，在憲法上確立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謀求合法的執政權，至於能否執政，就看各黨派努力的程度、就看人民的選票了。
總之，先參政，再執政，先做矮子，再做巨人，這便是我通過18年的經驗和教訓所觀察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道路。那種想一勞永逸、一步到位、“畢其功於一役”的大決戰式思維模式我看可以結束了。因為自七十年代民主墻運動至今的民主化實踐證明在此思維模式主導下的民主化道路是損失慘重、很難行得通的。
我今年已38歲，人生過半了。倘若天主保佑我還能活38年的話，我相信通過我們大家的精誠合作與努力奮鬥，我的前述4個願望都會實現的——在此情況下，18年前死難於執政黨機槍坦克下的兄弟姐妹們也會在天的國度向我們微笑和致意的！
主啊，請保佑我那死難的兄弟姐妹們！
與此同時，在這苦難的獄中，我也為我關於祖國的美好願望和美好未來而祈禱！
（2007年6月4日於渭南監獄三連二樓樓梯西拐角處記）◆
出處:北京之春
整理:2008年6月29日22:9
綦彥臣：新的出埃及——繼續為趙常青弟兄禱
曾經為一樁政治事件，
有朋友勸我，
以我的文筆來寫一篇呼籲。
我沒那麼做，
以為理應被勸的人，
還不至於沒有基本的良心邏輯。
後來，證明我太理性，
他們剛硬到對一切善念，
都置之不理。
當然，很快他們被扇了耳光，
和平獎給了我的文友，
他們噬臍莫及！
今天，有人因沒遵守，
權力癲狂者的“有序”，
被抓做犯罪的嫌疑。
我仍不會呼籲，
轉向上帝不停地禱告，
堅信上帝必會重複索多瑪的末日。
上帝已經發出新的啟示：
那些失去憤懣的人呀，
你們應當邁開困苦的步履；
走出罪惡，
擺脫不義，
面前的路——新的出埃及！
2013年4月22日晚，八點半，寫於含溪軒（新）書房。
郭飛雄：北京民主雙雄——趙常青、丁家喜
2013年4月17日，北京民主雙雄——趙常青、丁家喜被北京市公安局抄家、抓捕，罪名是涉嫌“非法集會”，此一行徑純屬構陷，天下滔滔，予以譴責。
讀三國，審美亦審醜。從某一方面來看，我們不能不說，中央特務體系選準了北京民間兩位最有資質、最具行動力的民主精英加以政治迫害，的確很有眼光。然而，同過去曾經發生的一樣，這又何嘗不是在愚蠢地幫助自由民主陣營培養新的巨星？
自1989.64至今，二十四年來，迎接政治轉型歷史挑戰的民間道義支點和戰略性人才，早已在重疊的囚籠、在大地的深處、在實戰的水底誕生了。他們也該陸續浮出水面，總有極左狂流為他們鳴鼓開道。
趙常青，民主運動活動家，《零八憲章》主要五六位起草人之一。八九學生運動的重要領袖，曾經擔任外高聯聯絡部的秘書長。他祖籍陝西省商洛市山陽縣，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這位歷經數十年極權爐火陶冶的民主精英，近年成為京城公民圈聚餐、交流和學術活動的主要協調者之一，其人格操守、開放胸襟、文才、組織力，皆為一流，堪稱全才。 24年來，他為民主先後三次入獄，坐牢長達8年半，卻日趨溫和、善意，堅定地倡導政治改革和有序轉型，其與自由民主精神相一致的人道情懷令人感佩。
丁家喜，湖北宜昌人，近年崛起的優秀的維權律師。他畢業於北航飛機製造專業，卻轉行為專攻知識產權保護的商業律師，此乃一奇。北航創業家協會秘書長、高爾夫球協會會長的身份，印證了他的確屬於轉型政治學所親睞的中產精英。然而，他卻成功地運作著中產與底層訪民的戰略聯盟，此乃奇中之奇！自丁家喜和許志永聯手後，“新公民運動”似乎便風生水起。如果說許志永是新公民運動的頭腦、精神領袖，那麼丁家喜可稱為新公民運動運行的心臟、卓越的組織家。
趙常青和丁家喜，有著共同的特徵：不堅守傳統的待時而動、潛伏爪牙策略，而是坐言起行、公開推動社會運動。他們的透明、笨拙，體現了民主運動所需的真正的道義擔當。北京的公民社會，由飯局、沙龍，走向堂堂正正地履行公民政治權利階段，這中間，許志永、胡石根、胡佳、江天勇——趙常青、丁家喜——李蔚、王永紅、孫含會、袁冬、張寶成、侯欣、馬新立等積極公民的努力，功不可沒。新公民運動發起的第一個街頭主題就是，“公民要求官員公佈財產！”數月以來，全國反響熱烈，幾成不可阻擋之勢。此次北京市公安局對公佈財產九君子的刑拘，證明這一街頭主題的確擊中了中國大陸權貴集團的軟肋。新公民運動為中國民間有效地完成了一次戰略偵察，而特務體系則不幸暴露了極權政體的底褲。未來大陸多元政治力量，都將從中獲得深刻的啟迪。趙常青、丁家喜作為北京公民社會結構性鏈條之一，顯示了罕見的膽略、洞察力和執行力，而特務體系的抓捕和政治迫害，則進一步反向將二人塑造為民間的戰略性道義支點。此事的後續演變，良多趣味。
我與趙常青和丁家喜二人僅僅只有數面之緣，但印象深刻。
2012年7月底，我在北京見到了趙常青，他在數十人聚會中表現出的組織能量，他的豪邁、開朗、從容、溫良、醇厚，令我難忘。後來我了解到，他是虔誠的基督徒，在監獄中受洗，在磨難中走向虔誠與聖潔。他的溫和政治主張，不僅有著自由主義理念支撐，而且有著深厚的宗教信仰內蘊。
丁家喜，我的湖北老鄉，和我先後在北京和廣州數次見面，廣州街頭民主人士和律師們對他的操作理念演說評價甚高。他沉著，親和，頗有微笑中四兩撥千斤之概，而無形中又展示包容襟懷。他和許志永所倡導的自由公義愛的精神和對民主轉型少流血的呼喚，見證了人性的悲憫和寬闊。
鑑於趙常青和丁家喜在北京公民社會中佔據著重要的結構性地位，特務體係可能會認為，刑拘二人，足可斬斷北京自由界理論板塊和行動板塊之間的銜接橋樑，強力抑制民間的街頭化傾向。然而，從其後半個多月來北京和全國舉牌、拉橫幅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街頭活動此起彼伏的態勢來看，民間早已鑄成多元扁平結構，特務體系的這一目的並沒有達到，當然也不可能達到。
然而，真正有洞察力的分析家會觀察到，特務體系的此舉，還有著更深的戰略意圖，那就是，打擊官民合力推動變革的勢頭，斬斷官民和解的鏈條。 18大以來，我們一再看到，特務體系特別重視要向民間傳達習近平和胡錦濤並無區別的信號。越是主張溫和、推崇法治、支持政治改革、鼓勵官民互動的民間力量，他們越是重手打壓，特務體系的此一做派特別凶險，非常蹊蹺，早該引起人們的警覺了！
通過系列文字和行動，趙常青和丁家喜已經顯示，他們是溫和的民主行動者，是對改革派有原則而堅決支持的建設性民間力量。中共新的領導人習近平具有黨國體制的程序延續性，而無人民主權下的合法性。他的政治基礎核心基元是彭德懷、胡耀邦、習仲勳、趙紫陽、朱鎔基、溫家寶以來的中共體制內右傾勢力，體制外浩瀚的右派力量則是體制內右派的戰略盟友。左右平衡是政治家的基本權略，但是，全社會的右派則是習近平的社會基礎。特務體系打擊民間右派，打擊趙常青、丁家喜這樣明確支持改革派和政治改革的獨立自由的溫和轉型力量，實質上就是在侵削習近平的社會基礎，進而給可能的改革家套上精神枷鎖和人際囚籠。自古庸人皆為樊籠所拘，能否衝決樊籠？這不僅是對習近平的執政能力的考驗，也是對其自我保存能力的考驗。
對趙常青和丁家喜等北京九君子的抓捕激起了民間輿論強烈的道義反彈。然而，局勢至此，並非曖昧不明。近期有多重信號表明，業已展開的變革態勢無法逆轉。
當此之際，民間似不宜錯估形勢，誇大危險，以為茉莉花式的大鎮壓又來了，從而驚慌失措，由積極履行公民權利的社會運動立場上後退。見壞就上，堅守溫和行動，方為理性抉擇。
對於特務體系，我在此珍重地建議，請保持冷靜，潑滅獸性，切勿自困絕境，樂禍喜亂，製造敵人，妖魔民間。繼續王立軍事件以來的緩和進程是明智的，主動尋求和解永遠不乏機會，切勿把意識形態衝突轉化為叢林生存鬥爭。
2013年5月4日
【 博訊 】 時間: 5/9/2013
陳樹慶：丁家喜、趙常青等八義士案考驗習近平“權力入籠”的性質
丁家喜、趙常青等八義士的案件，到底是下面的政法暴力試探和挑戰習近平“權力入籠”？還是另有“密旨”有恃無恐、仗勢欺人？其結果是否能夠做到“讓民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義”，勢必成了“習、李新政”尤其是習近平“權力入籠”性質的首個驗證！民權必須得到保障，權力（包括執政黨的所謂“領導權”）必須受到製衡，公平正義必須得到伸張，這就是我們最基本的、但仍要為之奮鬥不止的“中國夢”。為了這個福澤每一個中國公民及其子孫的中國夢，丁家喜、趙常青等八義士的案情進展，我們不但拭目以待、守望相助，還隨時準備前赴後繼！
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成為最高領導人後，有一系列引人矚目的舉措，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上發表了“權力入籠”的談論，他說：“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製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將權力關入籠子並不是習近平第一個講，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早在2004年7月4日發表國慶節演講時就說：“人類千百年的歷史，最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之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裡向你們講話。”
人類社會的運行，需要規則的製定和執行，這都需要權力的運用。但由於每一個人本身都充斥著七情六欲，西方有一種說法生動形像地概括了人的本性，即“天使與魔鬼的結合體”，一旦權力握有者劣根性的發作，難免不會以權謀私。權力運行的主體，即國家機器里大大小小的“統治者”們，是由人民供養的，卻反過來損害民眾利益，侵犯民眾尊嚴，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讓民眾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對未來失去信心，權力就成了社會需要又侵害社會的雙刃劍。
經歷數千年的歷史實踐，直到進入近、現代民主和法治的成熟期，人類才找到了運用權力又能有效防範和製止其侵害公眾的方式，即通過法治給權力運行的目的、範圍及程序規定明確的界限，讓權力主體自覺恪守自己的權力邊界，互相制衡，不濫用職權，確保權力由社會民主產生並始終處於社會的監督管控之下，這也就是小布什所說的將權力關在籠子裡。
因父輩遭受政治迫害而受牽連，少年時曾經被收容教養的習近平，作為從基層逐步走上中南海權勢巔峰的習近平，應該了解權勢橫行暴虐的危害，所以才對權力入籠有所感觸。習近平先生一說“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之講話，大大振奮了民心，很多網友在網絡留言裡都不約而同地用到“信心”、“希望”這樣的詞語。但是習近平的將“權力關入牢籠”對於貪得無厭、專製成性的中共特權既得利益勢力，到底是鏡花水月？還是存在能夠實現的可行性呢？
中國（大陸）社會長期以來，由於權力缺乏有效的製約，不僅在掠奪財富，還在摧毀社會公平，侮辱人的尊嚴。肆意妄為的權力之唯一價值，就是讓國家的存在對普通人沒有價值，讓普通人的人生沒有價值。無可否定，社會對於大大小小的各級當權者貪暴墮落的憤怒，大多數人出於恐懼，只會從“胡溫新政”到“習、李新政”在疑慮、期望中一再“無可奈何”的忍耐和等待……中國人民難道就真的是懦弱可欺嗎？
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族面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的存亡危急之時，魯迅先生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一文中曾說：“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著'自欺力'，'自欺'也並非現在的新東西，現在只不過日見其明顯，籠罩了一切罷了。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說到捨身求法，我們不妨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哪些規定：第十二條“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第十三條第一款“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第二十七條第二款“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繫，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憲法不能停留在一紙空文，其生命在於實施，尤其是需要有人“捨身求法”的實踐。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的脊梁”，如今同樣需要：2012年12月9日、丁家喜、孫含會、趙常青等發起“要求205名部級以上官員率先財產公示”活動，通過他們的努力，已徵集7000多公民聯署，兩會期間已將聯名建議書遞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3月31日，袁冬、張寶成、侯欣、馬新立四君子在西單街頭拉條幅呼籲官員財產公示。 4月14號，王永紅先生在北京國貿SOHO再次舉牌呼籲中共205位新一屆官員首先公示財產。他們的行動，出於良知，伸張了正義，表達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呼聲！
義士們的行為，無疑觸痛了貪官污吏們的要害，是否會遭致濫用公權的打擊報復？我一直在替他們掛念和擔心。自3月31袁冬、張寶成、侯欣、馬新立等四位公民被刑拘以來（注：侯欣因突發心臟疾病獲准保外就醫，已於4月10日晚上從北京市999急救中心由其家人和律師接回家），4月15日晚王永紅先生被刑拘，17日孫含會被刑拘，4月18日丁家喜律師和趙常青先生被刑拘，所有涉嫌罪名均為“非法集會”。正如許志永先生所說的：“財產公示是體制不可觸碰的底線，誰要它公示，它就張牙舞爪跟誰急。除了這個，它還有更害怕的，那就是——自由、公義、愛。公安從王永紅、趙常青、丁家喜的家裡、車裡抄走了'公民'徽章、印有'自由、公義、愛'的文化衫和雨傘”。
但願，習近平先生的“權力入籠”要“實幹興邦”！而不是一個葉公好龍式的“皇帝新衣”來“空談誤國”，更不能是一個忽悠和殘害民眾的“引蛇出洞”之“陽謀”。正在發生的丁家喜、袁冬、馬新立、張寶成、王永紅、李蔚、孫含會、趙常青八義士的案件，到底是下面的政法暴力試探和挑戰習近平“權力入籠”？還是另有“密旨”有恃無恐、仗勢欺人？其結果是否能夠做到“讓民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義（習近平語）”，勢必成了“習、李新政”尤其是習近平“權力入籠”性質的首個驗證！
民權必須得到保障，權力（包括執政黨的所謂“領導權”）必須受到製衡，公平正義必須得到伸張，這就是我們最基本的、但仍要為之奮鬥不止的“中國夢”。為了這個福澤每一個中國公民及其子孫的中國夢，丁家喜、趙常青等八義士的案情進展，我們不但拭目以待、守望相助，還隨時準備前赴後繼！
2013年4月22日完稿於浙江杭州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4/27/2013
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成為最高領導人後，有一系列引人矚目的舉措，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上發表了“權力入籠”的談論，他說：“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製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將權力關入籠子並不是習近平第一個講，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早在2004年7月4日發表國慶節演講時就說：“人類千百年的歷史，最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之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裡向你們講話。”
人類社會的運行，需要規則的製定和執行，這都需要權力的運用。但由於每一個人本身都充斥著七情六欲，西方有一種說法生動形像地概括了人的本性，即“天使與魔鬼的結合體”，一旦權力握有者劣根性的發作，難免不會以權謀私。權力運行的主體，即國家機器里大大小小的“統治者”們，是由人民供養的，卻反過來損害民眾利益，侵犯民眾尊嚴，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讓民眾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對未來失去信心，權力就成了社會需要又侵害社會的雙刃劍。
經歷數千年的歷史實踐，直到進入近、現代民主和法治的成熟期，人類才找到了運用權力又能有效防範和製止其侵害公眾的方式，即通過法治給權力運行的目的、範圍及程序規定明確的界限，讓權力主體自覺恪守自己的權力邊界，互相制衡，不濫用職權，確保權力由社會民主產生並始終處於社會的監督管控之下，這也就是小布什所說的將權力關在籠子裡。
因父輩遭受政治迫害而受牽連，少年時曾經被收容教養的習近平，作為從基層逐步走上中南海權勢巔峰的習近平，應該了解權勢橫行暴虐的危害，所以才對權力入籠有所感觸。習近平先生一說“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之講話，大大振奮了民心，很多網友在網絡留言裡都不約而同地用到“信心”、“希望”這樣的詞語。但是習近平的將“權力關入牢籠”對於貪得無厭、專製成性的中共特權既得利益勢力，到底是鏡花水月？還是存在能夠實現的可行性呢？
中國（大陸）社會長期以來，由於權力缺乏有效的製約，不僅在掠奪財富，還在摧毀社會公平，侮辱人的尊嚴。肆意妄為的權力之唯一價值，就是讓國家的存在對普通人沒有價值，讓普通人的人生沒有價值。無可否定，社會對於大大小小的各級當權者貪暴墮落的憤怒，大多數人出於恐懼，只會從“胡溫新政”到“習、李新政”在疑慮、期望中一再“無可奈何”的忍耐和等待……中國人民難道就真的是懦弱可欺嗎？
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族面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的存亡危急之時，魯迅先生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一文中曾說：“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著'自欺力'，'自欺'也並非現在的新東西，現在只不過日見其明顯，籠罩了一切罷了。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說到捨身求法，我們不妨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哪些規定：第十二條“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第十三條第一款“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第二十七條第二款“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繫，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憲法不能停留在一紙空文，其生命在於實施，尤其是需要有人“捨身求法”的實踐。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的脊梁”，如今同樣需要：2012年12月9日、丁家喜、孫含會、趙常青等發起“要求205名部級以上官員率先財產公示”活動，通過他們的努力，已徵集7000多公民聯署，兩會期間已將聯名建議書遞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3月31日，袁冬、張寶成、侯欣、馬新立四君子在西單街頭拉條幅呼籲官員財產公示。 4月14號，王永紅先生在北京國貿SOHO再次舉牌呼籲中共205位新一屆官員首先公示財產。他們的行動，出於良知，伸張了正義，表達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呼聲！
義士們的行為，無疑觸痛了貪官污吏們的要害，是否會遭致濫用公權的打擊報復？我一直在替他們掛念和擔心。自3月31袁冬、張寶成、侯欣、馬新立等四位公民被刑拘以來（注：侯欣因突發心臟疾病獲准保外就醫，已於4月10日晚上從北京市999急救中心由其家人和律師接回家），4月15日晚王永紅先生被刑拘，17日孫含會被刑拘，4月18日丁家喜律師和趙常青先生被刑拘，所有涉嫌罪名均為“非法集會”。正如許志永先生所說的：“財產公示是體制不可觸碰的底線，誰要它公示，它就張牙舞爪跟誰急。除了這個，它還有更害怕的，那就是——自由、公義、愛。公安從王永紅、趙常青、丁家喜的家裡、車裡抄走了'公民'徽章、印有'自由、公義、愛'的文化衫和雨傘”。
但願，習近平先生的“權力入籠”要“實幹興邦”！而不是一個葉公好龍式的“皇帝新衣”來“空談誤國”，更不能是一個忽悠和殘害民眾的“引蛇出洞”之“陽謀”。正在發生的丁家喜、袁冬、馬新立、張寶成、王永紅、李蔚、孫含會、趙常青八義士的案件，到底是下面的政法暴力試探和挑戰習近平“權力入籠”？還是另有“密旨”有恃無恐、仗勢欺人？其結果是否能夠做到“讓民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義（習近平語）”，勢必成了“習、李新政”尤其是習近平“權力入籠”性質的首個驗證！
民權必須得到保障，權力（包括執政黨的所謂“領導權”）必須受到製衡，公平正義必須得到伸張，這就是我們最基本的、但仍要為之奮鬥不止的“中國夢”。為了這個福澤每一個中國公民及其子孫的中國夢，丁家喜、趙常青等八義士的案情進展，我們不但拭目以待、守望相助，還隨時準備前赴後繼！
2013年4月22日完稿於浙江杭州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4/27/2013
法廣：眾律師為丁家喜、趙常青等”非法集會案“發聲：和平表達無罪
作者: 曹國星
2013年3月31日，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四人在北京西單廣場，表達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主張，他們有的展示橫幅，有的拍照。十來分鐘後，四人即被警察帶走。
4月15日，另一公民王永紅被拘；4月18日曾發起敦促部級以上官員率先公示財產的北京律師丁家喜和孫含會被警方帶走，家中電腦、手機及文化衫等被物品被查抄。另一公民趙常青家人收到警方的刑事拘留通知書。
至今，該案至少有8位公民因要求官員財產公示被刑事拘留，所涉罪名都是“非法集會”，他們也被網友們稱為“八君子”，連日來，引發了網絡上許多公共知識分子、律師、媒體人和網民的關注，海內外有許多聲音，呼籲官方依法辦事，應迅速釋放上述八人。
上述八人的家人為他們聘請了律師，律師們會見了部分在押的當事人。他們的結論是：當事人的行為，屬於單純而正當的言論表達，並不構成《刑法》第296條規定的非法集會罪。
今天（4月26日），上述八人的律師，共同發出了致正在偵辦該“非法集會”案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衛分局的律師信。
律師們依據中國現行法律，提出“和平表達無罪”，建議官方儘速撤銷丁家喜、趙常青等涉嫌非法集會罪一案。
首先，律師們認為，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四人在西單廣場，展示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橫幅，並進行拍照的行為，“只是單純的言論表達行為”。
這些行為，在行使中國憲法第35條規定的言論自由，以及憲法第41條規定的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權、建議權，不屬於中國《集會遊行示威法》及《刑法》上非法集會意義上的集會行為。
根據律師們的分析，中國《集會遊行示威法》及《刑法》上的集會行為，是一種需要聚集大量人員參與，並可能與他人權利發生衝突或對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響，從而需向警方申報並由警方保障的集體活動。
雖然《集會遊行示威法》並未規定集會的人數標準，但像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等四個人，在西單廣場這種開闊的公共場所，展示橫幅並拍照，既不可能對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響，也不可能與他人權利發生衝突，顯然不屬於需向警方申請並由警方保障的集會活動。
其次， 當事人的行為並未嚴重破壞社會秩序。
根據中國刑法第296條規定：“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規定申請或者申請未獲許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機關許可的起止時間、地點、路線進行，又拒不服從解散命令，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對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製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律師們認為，袁冬等人在西單廣場拉橫幅，並試圖拍照發布，表達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主張，只是在行使公民的言論自由和批評權、建議權，顯然沒有破壞社會秩序，更不可能“嚴重破壞社會秩序”。
此外，就算袁冬等人的行為屬於集會行為，其中也不存在被警方命令解散而“拒不服從解散命令”的情形。警方並未首先向他們發出解散命令，並要求他們離開現場，而是直接對他們進行抓捕，恰恰是警方不合法的抓捕行為，引發了人們的圍觀。
律師們認為，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並有監督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權、建議權。如果政府極力壓制公民的言論自由以及公民的批評權、建議權，那隻能表明，政府根本不屑聽取民眾的真實意願，而這將會促使人們質疑政府本身的正當性。
此外，對呼籲財產公示的公民進行問罪，也必將對政府形象造成損害。因為它難免會使人們懷疑：政府官員是不是普遍腐敗？政府是不是在保護腐敗官員？如果政府官員大都是清正廉潔的，他們為什麼非但不願公開自己的財產，而且還要迫害呼籲財產公開的人？
呼籲政府官員公示財產，是言論自由的正當行使，公權力對這種正當行為的打壓，不但無法嚇阻人們的表達，反而會導致更多人質疑公權力的正當性。
最後，上述“八君子”的律師們提出，中國《集會遊行示威法》第7條第1款和第9條第1款的規定，任由公安機關專斷地決定是否批准公民的集會申請，已經構成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剝奪，因而與憲法相抵觸。
如果立法機關一定要維持《集會遊行示威法》的上述規定，那就應該把憲法第35條的規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修改為“只有在得到政府批准的前提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才有…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以避免人們因為真誠地相信憲法，而不幸地觸犯刑法。
集會、遊行和示威自由的作用，是保障公民可以共同表達自身的意願，特別是向政府共同表達一定的訴求。如果公民能否行使這些權利，完全取決於政府機構的專斷決定，那麼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只有旨在取悅政府的表達，才有可能得到批准；任何試圖批評政府的表達，都不可能得到批准。
律師們呼籲，公安機關或許不能以法律違憲為由拒不執行法律，但決不能變本加厲地濫用違憲的法律，肆意擴張對'集會'的解釋：把當事人非屬集會的行為，強行認定為集會。
根據中國《立法法》第78條的規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而《集會遊行示威法》的規定，卻將憲法確立的公民集會、遊行和示威自由，變為可任由政府機構隨意剝奪的東西，因而完全背離了憲法的文義和精神。
律師們認為，這種與憲法相抵觸的規定，不應具有法律規範的效力，並應盡快予以撤銷或修改。否則，憲法關於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就完全成了毫無價值的一紙空文。而丁家喜、趙常青、孫含會、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都是無罪的，應依法撤銷案件，盡快釋放。
律師們會見當事人中註意到，這些當事人都自信他們的行為，是“完全正當和合法的”；即便已經身陷囹圄，他們也沒有感到後悔。
律師們轉述這些身陷牢獄的人們的話，他們確實為連累家人而感到愧疚。不過，雖然這些當事人感到對不起、放心不下自己的家人，他們仍然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很有價值的。
對行使表達自由、伸張公民權利的人進行打壓，並不能讓人們因此而屈服。他們甚至會認為，為踐行信念、爭取自由而受難，不但不是一種懲罰，反而是一種榮耀。
正如其中有人所說：“有些事，律師們現在不去做，律師們的孩子以後也得做。”
【 RFI 】 時間: 4/2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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