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一次監視居住
走出公安局大院後我決定先回學校看看，我想知道選舉的情況。但在途經西區時，我遇到了許多熟識和不熟識的廠內職工，他們都很關心我在這一天的遭遇，紛紛圍過來向我反映選舉中出現的種種問題，譬如說投票前相關領導反复強調不能選我，因為我“被公安局抓起來了”，並威脅說誰選我誰將承擔嚴重後果，有的則說他們單位監控很嚴，領導讓選民排成長隊，一個一個去到投票箱前，然後才發選票並讓選民就在投票箱前的長桌上畫圈，而旁邊便是虎視眈眈的領導在監督著，在此情況下他們只好以棄權的方式來表示對我的支持了；最可笑的是主持技校選舉的某書記明確宣布我的數十張選票是無效的，理由是投我票的選民（教職工、學生）雖然寫了我的名字但沒有註明我的性別或者將“趙常青”寫成“趙長青”等，因而只能以廢票處理。這些情況有的在我意料之中，有的則在我意料之外，但我決定等了解到足夠的情況後再作進一步的反應。而當我問到選舉的最終結果時他們都說不知道，我對他們的關心表示感謝後又繼續向學校走去。
但就在我快走到學校時，一輛警車便從後面開過來，在我面前停下後，下來兩個不認識的警察攔住了我，其中一個對我說：“請上車，回到你的房子我們有話對你說。”我說：“有什麼話就在這裡說吧”，他說：“回到你房子後再說吧”。然後不容我回話，便將我推上了汽車。
汽車掉轉頭直奔單身樓，上到四樓我的住處時，我才發現那裡早已站著五、六個便衣及廠保衛處政保科的人，我掏出鑰匙打開門後，他們八九個便湧進了我的屋子，其中一個年齡在35歲左右的便衣從口袋中掏出一紙公文，另一位50多歲長著一幅鷹鉤鼻子的人（後來知道此人是漢中市國家安全局局長）下令說：“讀給他聽聽吧”，只聽那位年輕人讀到：
“趙常青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訴法第五十條規定，從1998年元月14日起對其實施監視居住”。然後又向我宣讀了監視居住期間不能做的許多事情譬如說未經批准不得擅自行動，不得會見外人，不得離開居住地點等等，並宣布監視居住由漢中市公局二分局執行（即八一三廠保衛處）。從此時開始，漢中市公安局政保科的人不再和我打交道，而是由漢中市國家安全局直接出面負責我的案件，八一三廠保衛處則配合執行對我的監視居住。
本來監視居住是不能進入我的房子的，也就是說值班警察只能站在我的房外執行監視居住任務。但一則由於我當時並沒有成家，一個人住了一間房子，二則由於執行監視任務的人員是廠保衛處的人，平時都在一個廠里工作，我和他們雖然平時沒有業務往來，但相互還是認識的，因此，當安全局與廠保衛處提出要在我的房內執行監視任務時我也沒有表示反對，並將另一張平時堆放書籍的單人床騰出來供他們坐或休息。等挪移完畢後，廠保衛處政保科長向我宣布：“從現在開始你吃飯、打開水都不用自己去啦，由我們的人為你代勞”，另一個警察開了一個玩笑說：“現在級別不一樣了，有警衛負責你的安全，有人為你買飯、提水，你看多自在”。在確，在從14日晚到19日下午的五天裡，每到開飯時間，值班警察就會去食堂為我買飯，每天下午6：00前後，他們就會去開水房為我打水。每天6個警察，三班輪崗，每崗兩人，8小時一換，保衛處長錢俊明和政保科長還時不時地去我的房子看一看，甚至會問我需要什麼他們代買，保衛處長有一次還對我說：“如果他們（執行任務的公安）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你儘管向我反映。”
執行監視任務的警察有的較好（放得寬），有的比較差，譬如說有一個年輕警察就特別“認真”，在他當班時，氣氛是活躍不起來的，不許我接見來探望我的廠內職工，甚至每次去三樓上廁所時他也跟在屁股後面盯著，值夜班時，別的警察可以睡覺，甚至酣聲如雷，弄得我都睡不成，但是他卻不睡覺，充其量躺在床上半瞇著眼。儘管從執行作務的角度講，他的認真我能理解，但卻無法掩飾自己在內心裡對他的反感。
十一、選舉結果
但有的警察就比較好，譬如說有一位年齡比較大的警察就對我很關心，而且私下還很談得來。元月15日下午剛好他和另一位警察當班，但另一個中途有點事需要回去一下，於是我便和這位姓何的警察交談起來，他談了自己的經歷，談到廠內存在的種種問題，對我的競選行為很推重，他說其實普通職工裡支持我的人還是很多的，既就是在控制極嚴的保衛處選區還有六個警察投了我的票，更何況在高壓情況下，好多人只好棄權了，聯想到我被傳喚的那天下午我在從廁所回來的路上有位女警察向我打“V”字形手勢的情形，使我不得不相信在警察裡面我也有支持者呢。我問他知不知道選舉結果時，他說選舉結果沒有公佈，但第一次選舉沒有一個當選，兩男兩女正式候選人的票數都未過半，聽說我的票數是900多票，居第二。選票最多的是一個副廠長，好像也是九百多票。另一個副廠長票數則比我低，大概是700多票。當我問他安全局為什麼要對我監視居住時，他說：可能廠裡要搞二次選舉，因為第一次選舉沒有選出人民代表，為防止你在二次選舉中當選，上面才對你採取了這種措施。不過他說這只是他的個人猜測，因為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對我監視居住。
當時我的心裡很有些激動，如果我的選票居第二的話，那麼在二次選舉中我就是法定的正式候選人，在此情況下，選民如果選我的話只需要在選票上劃圈就是，而不需要像第一次選舉時要選我就必須在正式候選人前面打“×”，然後再寫上我的名字，再註明性別，再劃圓圈，在官方監視非常嚴密的情況下，這些必須的複雜程序使得想投我票的選民所承受的風險和心理壓力就會非常大，自然成功率就較低。但如果我是正式候選人，這些風險就會大大降低，而我當選的可能性也就很大了，於是我覺得自己應該就選舉結果作進一步的了解和證實。當天下午6：30左右機會來了，我出去上廁所，在樓梯上恰逢剛從宣傳部下班回來的陳女士，我便悄悄問她選舉結果知道不。她說：“知道，你得了960多票，居第二，得第一的是孫廠長970多票。”果然是這樣，我向她表示了感謝，她對我說若需要她做什麼儘管吩咐好了，我說暫不需要。當時我想二次選舉不可能不搞，因為三、四千人的大廠在五年時間（一屆）裡沒有人民代表該成何體統，因而我認為二次選舉是一定要進行的，而按照《選舉法》的規定，二次選舉的候選人應當是在一次選舉中得票最多的兩個人，而我在一次選舉中選票得第二，因而二次選舉中自己必將成為法定的人民代表正式候選人。在此情況下，選民投我票的風險極低，相應地我當選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其實只要想一下在風險極大的一次選舉中，都有960多人敢於投我的票，就會知道我在這裡的推測就不是自吹自擂、自我誇張了），但遺憾的是當局為了防止我的當選，竟然置選舉法於不顧，公然取消了二次選舉，指派了一個中共黨員幹部作為南鄭縣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的列席代表，因而在從98年元月到現在（2002）的五年時間內，八一三廠的數千選民一直沒有自己的合法代表，因而他們這個“人民”群體既就是連形式上的“當家作主”也辦不到了，這不是很可笑、很荒唐、很可悲的事情麼？但是只要想到執政黨執行的是一套霸權主義的內政行為時，這種“人民”沒有“人民代表”的現像也就見怪不怪了。在現實共產主義政治體制下，有代表和無代表區別不大，甚至有無代表都行，譬如說1993年元月南鄭縣進行第12屆人民代表的選舉時，八一三廠是有自己的合法代表兩名的，但在我的民意調查中，竟然絕大多數職工不知道上一屆人民代表是誰，這足能夠說明共產主義政體下的人民代表價值幾何了。
十二、師生之情
在元月14日—19日的監視居住期間，有好多廠內職工都趕到我所居住的單身樓上去探望我。最令人感動的是元月17日，那一天大概是個星期六，天氣冷，到半上午時，竟然下起紛紛揚揚的大雪了。我在窗前看書，室內監視我的兩警察在下棋，我的心情很有些鬱悶，不知道這樣的監視居住還要進行到什麼時間，再說馬上就要要過年了，想到母親一年前才去世，孤居老家的養父一個月前就來信要我帶上女友早點回家過年，但是現在天下大雪了，秦嶺山上大概又要堵車了，而且自己每天還被警察們絆住，在此情況下，一股思鄉的情緒驟然上昇在腦際，我放下書，躺在床上，覺得心裡憋得很，但也就在我心情很糟的時候，高二、高三年級補課的幾十個學生紛紛敲門進來看我了，警察雖欲阻止，卻也無能為力，畢竟是子弟師生關係，因而也就只好聽任學生進來對我問寒問暖了。我很感謝學生的看望，但是我要求他們趕快回去，一則上了半天課肚子很餓了，二則大雪紛飛，天氣很冷早點回家，免得父母牽掛。同時我要求他們要努力學習，勤奮向上。學生開始不願意回去，但在我的勸說下，後來又在值班警察的吆喝下還是是陸續回去了。
時間不長，同給高三年級帶課的宋老師來了。宋老師腿部有問題，行動很不方便，但這一次為了我的競選竟然樓上樓下的奔波，幫忙甚多，現在當我被監視居住時，又頂風冒雪前來看望我，真令人感動，儘管警察在場，他也一點不在乎，告誡我要注意保重身體，如果需要他做什麼的話他一定會盡力而為的，我說不需要並感謝他的好意。他又給那兩警察說：“不要為難他，他也是為了咱們大伙的利益。”兩個警察也很客氣地笑著說：“你叫趙老師說，看我們為難他沒有？“沒有為難就好”。宋老師又和我說了上十分鐘的話就準備回去。由於天下雪，他的腿腳又不方便，我便對警察說：“請允許我將宋老師送下樓。 ”他們倒也通情達理，說：“去吧，送到樓下就回。 ”於是我便將宋老師送到樓下，天上的雪還在紛紛揚揚地下著，我將他送到路邊，說：“下雪路滑，請小心點。 ”他說：“不要緊的，只是你現在身不由已，要多多保重。 ”我說“請放心吧”，望著風雪中他那蹣跚遠去的背影，一股暖流激揚在全身，我頓覺渾身充滿了力量。我迴轉身一揚頭髮現一個警察正在四樓走廊盡頭的窗口注意著我，便又匆匆回到樓上。
大概是元月十八日晚上10：00左右，我打開了收音機，聽的是VOA，果然一會兒從收音機里傳來我被警方拘捕的消息，同時收到的還有山西大同李正、李慶喜父子為爭取成立自由工會而被警方拘押的消息，值班警察說：“趙老師這次把事情弄大了”，我沒作什麼評論，而是洗漱後上床休息了。
就這樣，從元月14日到元月18日，警方對我監視了五天，除了保衛處長和政保科長來了兩三次問話外，安全局沒有任何人來找我談話，但時間進入元月19日後，事情便有了新的大變化。
十三、第二次傳喚
元月19日下午3：00左右，漢中市國家安全局的苟局長一行四人在政保科長及保衛處長的陪同下突然敲開了我的門，其中一個向我宣讀了第二次傳喚的通知書，宣讀完畢後我在通知書上簽了字。接著，苟局長說：“這次傳喚不在廠裡，而是在漢中，因此，你要把被子及洗漱用具、衣服都帶上。”我以為既然是傳喚，充其量時間為一天，認為帶那麼多東西幹什麼，但他們堅持讓我帶上。帶上就帶上吧，於是我簡單地做了一下收拾，將要帶的東西打了一個包裹，之後，我將大衣和圍巾整了整，說可以走了，苟局長看到桌子上的收音機，便又對我說：“聽說你喜歡聽收音機，把收音機也帶上吧。”我說：“真的嗎？”他說：“真的。”有這樣的好事——我一下子對這個“特務頭子”有了一些親切感，於是將收音機塞入包裹裡。一個值班警察幫我將包裹提到樓下警車裡。就在我準備上車的時候，一個安全局的警察對我說：“按規定必須給你帶上手銬”，我於是將雙手伸出去，他給我係上了手銬，之後便上了警車，苟局長上到前座，我的左右各上了一個警察，就這樣，警車拉著我向二十里外的漢中市國家安全局駛去。
漢中市國家安全局與漢中市公安局座落在同一個院內，從警車下來後，他們為我打開了手銬，接著便帶我上了二樓一個大辦公室，裡面有五六個人。苟局長讓我在一個凳子上坐下說：“收音機我們先給你保管著，以後再還給給你。”我原來還真的以為他們要讓我沒事時聽聽收音機呢，原來是沒收了。產生還不到兩個小時的“親切感”又一下子全部蕩然無存，本來就長得陰森的特務頭子現在看起來就更加陰森、更像一個特務頭子了。接著他們便開始了提問。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則在一旁作記錄，提問的問題有習慣性的姓名、文化程度、簡歷等等。然後便有人拿來照相機給我照了像。像照完後，已到了下班時間，苟局長讓人去給我買了一份晚飯，然後留下兩個人看住我便走了。到了晚上8：00左右，又來了四個人將其他兩人替換走，這四個人年齡都比較年輕。他們才開始問了我一些問題並作了些記錄，諸如民意調查是怎樣進行的，印了多少份調查卷，怎樣回收的，怎樣統計的，原始調查卷放到哪去了等等。對於這些問題有的我作瞭如實回答，如調查卷的下發及回收過程，但對於原始調查卷放到哪去了這個問題我始終不給他們答案。他們看問不出什麼，也就不再詢問而且好像也不急於詢問。於是到了十二點以後他們收起卷宗，圍到爐子邊烤火閒聊——他們四個人陪著我坐了一整晚上，我因為穿著大衣，裹著圍巾，所以也不太冷，只是到了早晨五、六點的時候，困倦得不行，但是沒有地方睡覺，因而只好揉揉眼睛強忍著。
元月20日晨八點，苟局長來了，他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又問了一些常規問題，問我肚子餓不，我說不餓，但就是困得很，我問他可不可以在沙發上睡一會兒，他說可以，於是我便一頭倒進沙發，很快便進入了夢鄉。
大概是十一點左右，我被他們喊醒了，苟局長讓我先吃飯，時至中午，他們將午飯都給我準備好了。我在沙發上連續睡了三個多小時，基本上已解除困乏，但肚子確實餓了，於是也不客氣，將那盒米飯一口氣吃了精光。
午飯後，苟局長拿了個本本進來了，我看到他辦公室書架的上層豎放著一套有關台灣問題的書，便提出將這幾本書借來看一下，他說：“別著急，先回答問題。”於是他便開始向我提問，他當時問的問題主要有一個，那就是我出身於窮苦鄉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是共產黨培養我上了大學，為什麼到頭來非要反對社會主義與共產黨。我回答說，鄉村的窮苦共產黨是要負責任的，正因為共產黨搞什麼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搞什麼高徵購、高積累、同時又割什麼資本主義尾巴才把中國社會搞得一團糟，把農村搞得很凋弊，把農村刮得很窮，否則我不會承受長期的貧窮的。同時我告訴他，並不是共產黨培養我上了大學，而是人民納稅錢供養我上了大學，共產黨所灌輸給我的就是如何讓我做一個服服貼貼的人，但好在自己對於歷史和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對社會主義制度、對共產黨及共產主義政治體制的缺陷有著深刻的認識，因而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我必須與共產黨及其政治哲學進行決裂，圍繞這個問題我們爭論了好長時間，其結果是他氣乎乎地走出了辦公室。時間不長，他又和另外幾個人進來了，這種陣勢是我預感到又要發生什麼事情了。
十四、刑事拘留
98年元月20日下午5：00左右，苟局長帶著另外幾個安全官員來到辦公室，其中一人對我宣讀了漢中市國家安全局對我實施刑事拘留的通知書，理由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我雖然覺得好笑，但還是拿起筆在刑拘通知書上簽了字，並打了指印。然後，苟局長讓我帶著包裹（裡面是被子、洗漱用品等）下樓。這時我也才明白頭天下午他們對我二次傳喚時為什麼堅持要我帶上被子的原因，原來拘留我的一切手續都提前辦好了。
下到一樓的院子後他們讓我把東西放到一輛警車裡面，然後給我加上手銬。我問要把我送哪裡，苟局長說：“送你去看守所過個年吧”。
坦率地說，我對於看守所是陌生的，對於它的職能也是不清楚的。 89年6月4日大鎮壓後，我雖然被抓了起來，但被關押的地方卻是秦城監獄，因而沒有與看守所打過交道，現在苟局長要把我往看守所送，不僅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禁不住問道：“看守所是什麼地方呵？”“不要問，去了你就知道了。”苟局長說。
半小時後，警車就開到一所大院裡，並在一堵堅實厚重的大鐵門前停了下來。苟局長他們下了車，我知道看守所到了便也下了車，他們在大鐵門旁的值班室辦好手續後，過來給我開了手銬，苟局長說：“來到這裡要服從管理，不要惹事。”
隨後一警官便幫我帶了東西邁進了鐵門。進了門後，兩個看守所警察從門內值班室出來對我的行李物品進行了檢查，結果我的鋼筆、鑰匙、鐵製牙缸等均被截留，我穿的大頭牛皮鞋也讓我脫了下來，說是為了安全，幸好我另外還準備了一雙鞋，否則只好赤著腳進去了。
檢查完畢後，苟局長與看守所的警察經過一番商量後便對我說：“這些不能帶進去的東西我們幫你稍回去，你在這裡要遵守制度，好好反省。”說完又和值班警察嘀咕了一陣，便提了我的東西走了。
隨著鐵大門“砰”地一聲關上，我才發現自己獨自一人被留了下來，我的心情有些說不清的悵惘，還有一些陰冷的感覺，但旋即被值班警察的說話聲所打斷，值班警察讓我帶上東西跟他往裡走，我隨他走進一個內院，在一個大廳裡，該警察讓我先在外邊等著，他去到一間辦公室。一會兒，裡面出來了一位身穿制服滿面紅光約五十多歲的老頭，老頭自我介紹說：“我姓杜，你以後叫我杜幹事好了。”然後又給我說：“你的事我早已了解，不管你有理沒理，我們這裡是執行機關，因此，在這裡要遵守制度，服從管理，進到號子裡不要害怕，我管的這個號被評為文明號（文明監室），號長、副號長也都是大學生，我將有關事項向他們交待過了，你自己在裡面不要惹事就是，有什麼事給我說，屬於職責範圍內的事，能解決的我都會解決的。
因為不了解情況，我不知自己該說什麼好，索性表示沉默。在做了常規登記後。杜幹事又讓兩個大概是搞“外勤”的在押人員把我的身上和行李包裹又檢查了一遍，結果我的褲帶（皮帶）被抽掉，皮鞋上的鞋帶也被解除，140多元現金也被寫到帳上，口袋裡的香煙也被沒收，隨後我便被帶到最東頭的十六號房。
推開厚重的鐵門進去後，門在後面被“咣當”一聲反鎖了。我掃視了一下新的生活環境，發現這是一個天井，方方正正，有十六個平方，靠左的拐角處有一個水池，大概是洗漱的地方，從門背後至水池上方的牆上拉有一道鐵絲，上面整齊的搭著一排毛巾，“天井”的上面被縱橫交錯的鋼筋網死，以防人員逃跑——這個“天井”也就是放風間——順便說一句，與秦城監獄的放風間相比較，我認為漢中看守所的監舍設計要合理一些，因為秦城監獄的放風間與監舍是隔離的，一周只能去一次放風間，時間很短，但漢中看守所的放風間與監舍是連在一處的，前半截是放風間，後半截是監舍，一周“放風”時間是相對充足的。當然秦城監獄的放風間可以曬到太陽，但漢中看守所的放風間是不行的，因為整個看守所是樓房結構而不是平房結構——正在我環視放風間的時侯，卻見從連接放風間的內舍裡面走出來兩個小伙（後來知道了這兩個人就是睡在一、二舖的號長，一個姓趙，一個姓馬，姓趙的畢業於中南財大，因為涉嫌經濟詐騙，已被關押三年，姓馬的畢業於省警校，因為在勞教所打死勞教人員，後被判三緩四），他們好像已經知道了我的情況，對我很客氣，實際上——我後來了解到——在我進去的前三天，安全局就給看守所打了招呼，於是看守所就我進去之事專門開會，並給16號全體在押人員反復交待有關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許和我接觸等……在經過半個多小時的交談後，他們對我說：“你的情況我們知道就行了，不要和里面的人談論，他們是一群真正的社會渣滓，你一定要注意”。我未置可否，而是跟他倆一塊進到裡面。
裡面的情況讓我大吃一驚，因為十幾個衣衫不整的人齊刷刷的坐在床沿上，而且最醒目的是除了兩個號長外，都剃著青青的光頭，看得人心裡直發怵。沒有人說話，可笑的是我當時的反應，我一進到裡面看到那排人便本能地說了一句：“大家好”，可是立馬一想這種說法有些不太對勁，因為那些被拘留的不是偷，就是搶，再不就是強姦、殺人一類，並非關押秦城監獄時的那種情況——記得89年6月15日，熊焱被押進我所在的六號牢房時，戴著手銬的他面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們是革命同志啊”，在89年6月的背景下，被押進秦城監獄的人相互之間誰沒有那種“同志”加“戰友”般的親近感和親切感呢。但是，現在我面對的不是具有相同背景的人，我面對的是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政府都要嚴厲打擊的一群刑事罪犯（儘管並沒有宣判）。這是我進入看守所前沒有想到的的事，因而從理性的角度講，將他們作為“朋友”和“同志”進行交往是肯定不合適的，但“大家好”畢竟說出口了。而令人尷尬的是那些座在床沿上的人對於我的問候沒有一個人回應，我有些不自然地望瞭望兩個號長，他們則對我說“別理他們，先坐在床沿上休息。”於是我便也在床沿的位置上坐了下來。
坐下來後，我的心裡很亂。
其一，剃光頭的環境讓人非常不舒服，小時候看電影就不喜歡清朝男人剃髮留辮的習慣，看守所裡的人除了極個別特殊情況的外，絕大多數都剃成了光頭皮，實在有一種在無形中就失去了尊嚴的感覺，這還在其次。
重要的是我該怎樣去處理和這一群人的關係，很顯然，除了個別冤假錯案外，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對社會造成了這樣或者那樣的傷害，從真、善、美和人類正義的角度講，他們的極端自私只能在我心中引起極端鄙視的感覺，因而從主觀心理上講，我是壓根不願意和他們打交道的。但是從客觀環境看，從現在開始，自己整天面對的都是這種人，不打交道是不可能的，若打交道的話，該如何給自己定位，如何把握交往的“度”呢，想過來想過去，心裡真是難過極了． ． ． ． ． ．我相信每一位民主人士走進那種地方都將面臨上述同一個問題的心理折磨，那種折磨是非常令人苦痛的。最後我終於覺得自己應該調整“居高臨下”的心態，應該以“平等”的“常人”的目光去對待他們。我之所以這樣想並努力去這樣做，主要原因在於：
第一，嚴酷的客觀生活環境需要我與他們打交道，整天生活在一起，不說話，不交往是不可能的。
第二，我覺得儘管他們在外面的世界犯了罪，儘管他們在外面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危害了社會和他人，但是，他們現在畢竟被關押了。如果將司法不公正的因素排除在外的話，等待他們的必將是法律的懲戒，在此情況下我不應該再歧視他們，而應該以平和的心態去對待他們，去和他們交往。再說無論他們在外面犯了什麼罪，被刑拘或逮捕後，大家在身份上應該是平等的，至少從理論上說應該這樣。既然大家在身份上是平等的，就應該以平常心去認識、去交往，就如在社會上與普通人的交往一樣，——在給自己作了這樣的心理定位後，我覺得自己一進門時說的那句“大家好”也沒有錯，在散發假、惡、醜的罪犯世界裡是需要以真、善、美的良性文化重新影響並塑造他們的主體心靈的，我是這樣想的，在以後的看守所生活與監獄生活裡我也正是這樣做的。
在我被關進看守所後，安全局的人在春節前和春節後分別提審了我幾次，審訊的主要問題仍是繼續追查有關“罪證”。追查罪證一是：我到底將進行民意調查的原件藏到哪去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做了堅決抵制，我說在目前的情況下我是不會上交的，也不會說出來的，在我認為應該上交的時候我會主動將其公示於眾的，我不說，他們也很無奈，後來我刑滿出獄後，了解到安全局的人還傳喚過幾位曾幫過我忙的廠內職工了解相關情況，但在有關調查卷的問題上讓他們大失所望，結果也就只好不問了。
追查罪證二是我的一個紅木箱子放到哪兒去了。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盯得非常緊。不錯，我是有個紅木箱子，那是97年我在去北京“上書”前，為防止被捕，我提前將高中時代以來的幾十本日記、手稿及相關材料統統裝在一個紅木箱裡，加鎖後把它放置到我當時自認為靠得住的一個大學同學家裡，以防不測。做這件事時只有我和女友、同學夫婦四人知道。元月13日晚警方在對我的房間和辦公室進行搜查後，半夜又跑到女友王若蘭所在的單位將我藏匿在女友處的最新一本日記抄走。王若蘭知道我“出事”後，第二天清晨6點多天還未亮就坐車去到十多里外的同學家裡告知我已遇變，請他們一定要將紅木箱子藏好或轉移。警方怎麼會知道我有一個紅木箱子且已經藏匿的情況呢，因為若蘭的政治品質我非常清楚，也非常看重，她那裡是根本不會出什麼問題的，至於大學同學根據十年交情我也很放心，那麼，問題會出在哪個“環節”呢？我想警方是在敲詐。因而在春節前的幾次審訊中我一口咬定沒有什麼紅木箱子，更不會有轉移藏匿之事。
快過年時，天氣突然變得冷了起來，一天上午忽見窗外的天空飄起白雪來，心中意興大發，於是便作了這樣一首舊體詩來抒發自己心中的感懷——
囚中呤
三九寒天雪花飄，為求民主坐大牢。
俯首三思心無愧，仰天九問魂長嘯。
東西南北傳良意，日月星辰照丹潮。
今日惆悵何須恨，大翼垂天在明朝。
但是，春節過後，大概是2月10日左右，安全局的人又來了，繼續追問紅木箱之事，我繼續不承認，苟局長說：“我們讓你說，是給你一個機會，給你一個主動權，可你這樣頑固，非要我們把東西拿出來才承認嗎？”說著，便從公文包裡拿出一個筆記本遞給我，說“你看這是什麼？”我接過一看，正是一本記於95年上半年的日記，我將之放到紅木箱子裡交給同學了呀，怎麼到了他的手裡，我說：“你們從哪弄到這個本子的？ ”苟局長說：“從哪弄到，你以為別人都會像你這樣頑固呀，你不說算了，我們說給你聽吧。”於是苟局長便向我講了我是什麼時間將紅木箱子轉移給××同學的，××同學又是如何將箱子交出來的。我聽了之後，感到很不舒服，甚至很痛心，因為我託付的同學是與我共讀四年、同事兩年、相交近十年的大學同學，平時交往中，在談到理想和社會變革問題時還是很能談得來的，怎麼就輕易將我們的十年友誼給“扔”了呢？想不通，我卻又無能為力，我只能是接受這無奈的現實了。想到這裡，我對苟局長說“你們查找的最主要的東西找到了，不過我相信總有一天這些東西還要還給我的，請你們保護好，不要弄丟了。”
苟局長沒有再說什麼，同來的另外兩位警官又就紅木箱子裡的東西向我作了印證，最後他們走了。
2月18日上午，我正在睡覺時，外面的鐵門突然打開了，一個值班幹部進來，讓我把東西收拾了拿走，聽到這個消息我很興奮，忙把衣物簡單收拾了一下就走了出去。
值班幹部將我帶到看守所的門口，老遠就看見苟局長一行幾個人站在大門外。我走出看守所的大門，苟局長過來說：“走，送你回廠。”“送我回廠？”我說：“看樣子，苟局長準備還我自由了。”就這樣閒扯了幾句後，我們便上了車。
十五、第二次監視居住
1998年2月18日上午11：00左右，安全局的人將我用車送回八一三廠。路經保衛處時，苟局長下了車，保衛處的領導與苟局長等人在較遠的地方作了一陣低聲交談，幾分鐘後，苟局長又上了車，車徑直開到我所居住的單身樓前停了下來。下車後，我們上了樓，來到我所居住的房前，這時我才發現拘留期間我的房門被保衛處貼上封條了，劉建剛取出鑰匙將我的門打開後，大家便魚貫而入，坐下後苟局長對同行的一位路姓警官示了一下意，路便從公文包裡拿出一紙公文對我宣讀到：
“趙常青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於98年元月20日至2月18日施行刑事拘留，現拘留期滿，根據刑訴法51條規定，對之轉監視居住。”
路宣讀完畢後，讓我簽了字，苟局長又將監視居住期間應該注意的一些事情對我作了宣布，並說本次監視居住比上一次自由些，因為上一次有警察24小時陪伴，而這一次沒有。之後，又閒扯了一會兒，他們便走了。
我長長地籲了一口氣，小房子雖然亂七八糟，但我還是感到很親切，推開窗戶，一股清新的空氣迎面而來，我又來到鑲在牆上的一面穿衣鏡面前照了照，發現在經過一個月的刑事拘留後，自己並沒有多大的變化，除了頭髮有些長了外，便是有了一些硬硬的胡楂，我忙拿出剃須刀刮了刮，再一看鏡子，精神狀態還不錯，於是我便決定出去吃個飯，因為肚子餓了。
下樓來，正是中午下班時間，我的周圍迅速圍滿了關心的人群，他們問長問短、問寒問暖，我簡單作了解答後，便請大家回去吃飯，我說來日方長，以後慢慢交流吧。
我在家休息了兩天，在這兩天裡，又有些職工朋友去看望我，在交談中我了解到我被拘留後，廠里高層就多次開會，並採用高壓和安撫的兩手策略設法清除我的影響，如對曾經給我點歌並請我吃飯的工人師傅，廠領導就採取“撫”的手段，他們親自下到車間與這些工作在一線上的工人進行對話，並向他們承諾，改善勞動保護和福利待遇等。而對於在選舉中我得票較多的幾個單位，廠領導則在職工會議中反復強調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分子，認為我是打著“合法”的旗號公開與共產黨對著幹，說什麼選了我的職工是受了我的蒙蔽，犯了原則性的政治錯誤等等。而相應的沒有給本單位職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層黨支部書記則不同程度地受到訓斥和批評，而廠子校的黨支部書記則因工作不力而被免職回家。
當然，我個人在廠裡的遭遇也很快就知道了。
那是2月20日上午，也就是我自拘留所回到家後的第三天，我去到了學校，因為當時正是學生開學時間，而我由於在上一學期同時代著高中三個年級的政治課，我便到學校去問我的工作如何安排，是不是繼續兼代高一、高二、高三年級的政治課，哪知校長告訴我：“你的人事關係已轉到勞人處去了，你現在不歸學校管。”於是我又去到勞人處問我的工作如何安排，結果勞人處長對我說：“由於你所知道的原因，你現在已經下崗，你的關係已轉到勞務市場辦公室，如果有合適的工作，會有人通知你。”
至此，我才知道了我已被迫正式下崗——這是我所沒有想到的，因為競選人民代表在被國家安全局傳喚、監視居住又進行了為期一月的刑事拘留後，我便成了一個被強迫失業的下崗者了（更可憎的是五個月後，當漢中法院明確判我三年徒刑時，八一三竟連我的廠籍也開除了……）。
在從2月28日到3月3日的這段時間裡，我雖然被宣布監視居住但在實際行動上我是自由的，我給北京、合肥、武漢、長春及西安的朋友打了電話，通報了自己現在的情況，對秦永敏等人在我競選前後所給予的大力支持和救助表示了衷心的感謝（武漢的秦永敏先生在我失去自由後曾致書八屆人大委員長喬石先生，要求喬石責令有關方面還我自由），同時通過其他一些渠道我還將一些相關材料轉到了武漢。
本來我還想到我藏木箱的大學同學處了解一下情況，但一則考慮到自己尚處監視居住期間，二則感到如果自己去質問老同學紅木箱子是如何落到警方手裡的，又擔心傷了十幾年的友情，失了和氣，而且場面必定尷尬，想過來想過去還是沒有去。於是一天在家看看書，寫寫感受。
但是時間推進到了3月3日，事情突然又有了新的變化。
3月3日下午3點左右，我正在房間看書，樓道上突然響起了一長串腳步聲，腳步聲在我的房門口停下，接著就听見政保科的劉建剛邊敲門邊喊叫：“開門，開門。”我心裡想著“又有什麼事了”便過去開門。門開以後，只見安全局的苟局長等人與廠保衛處的錢俊明、劉建剛及另外兩個曾經於年前對我監視居住過的干警等一行六七人又湧進我的屋子，苟局長對我說：“經研究決定，從現在開始，又像上一次一樣派人對你監視居住，希望你能配合執行。”
我不明白為什麼對我的監視居住在突然間就升了級。但是從3月3日開始，我的房子又是六個警察三班倒，24小時對我進行守護。由於在元月份監視居住時和那幫警察已混熟了，因而在這次監視居住期間，他們對我相對放得較寬鬆，如我可以自己去買飯，可以自己去打水，甚至輪到年長警察值班時，還帶我去到田間或山上散步。記得有一個晴天的上午，又輪到那個年長的警察值班（另一個沒來），他為我從家裡帶了些吃的，我說天氣很好，能否上山去轉轉，他說可以，於是我和他一前一後便上了廠房背後的山上。廠背後的山坡很緩，坡底是一些生活困難的職工家屬開的荒地，上面種的麥子或油菜。漢中的春天來得早，油菜正開花，麥苗則正泛著春天的綠色。山的中上部則覆蓋著鬱鬱蔥蔥的松林，山巒起伏，逶迤綿綿。更好看的則是漢江兩岸的平原地帶，由於油菜和小麥的間種，黃一塊、綠一塊、黃一帶、綠一帶，黃綠相間，再加上山坡上、人家旁一樹樹紅的桃花或白的梨花，噫，真有一種江山如畫、美不勝收的感覺。我和老警察在山上走著、看著，看著、談著，都為這美好的自然風光而忘情陶醉。
但不久，我們又回到現實中來，我要老警察幫我分析一下為什麼安全局對我的監視居住在突然間給升了一級，他分析說：“現在正開人代會和政協會，也許是為了防止你在兩會期間會有什麼舉動而對你嚴格看管吧”，未了，他又說：“你現在面臨著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監視居住結束了，還你完全自由；另一種可能性是監視居住結束後，把你逮捕了，因而，你要提前做好一些精神準備。”
但我當時想，逮捕是不可能的，因為檢討自己在選舉中的所有行為，沒有一件是違犯了相關法律的，當局很可能是害怕我在“兩會”期間再鬧出什麼亂子，故而對我加派“崗哨”，我想兩會結束後，他們會還我以完全的人身自由的。
3月15日人代會的最後一天，通過鄰家的電視我觀看了新任總理朱鎔基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應該說那個招待會是感奮人心的。當朱談到人民負擔說到“民怨沸騰，民不堪負”時，當他談到肩負責任慷慨陳辭什麼“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時，我暗自慶幸我們的人民碰到了一位“好”總理。但是我好像又“慶幸”得早了，從5年來這位共產黨總理的實際執政情況看，當年的豪言狀語也僅僅是豪言狀語而已，人民已從對他的滿懷期望轉到滿懷失望再轉到現在的不抱任何希望和幻想了。這位朱總理也僅僅是他自己所說的“一位清官”而已——也許連這個目標還說不上來呢。
這裡說的是幾句閒話，就我當時的心情而言聽完新總理的豪言狀語後，我想自已也該恢復自由了。但是，監視居住的情況依舊，等一天不見人來恢復我的自由，等了兩天、三天還是這樣，直到10天后的3月25號，漢中市國家安全局的人終於來了。
十六、被捕
1998年3月25日下午三點鐘，我正坐在床邊看書，監視我的小警察還在床上睡覺，這時我又聽見一長串雜沓的腳步聲在我門前停下來，隨即響起了粗野的敲門聲，監視我的小青年（警察）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去開門，安全局與保衛處的那幫人又湧了進來。苟局長讓大家安靜下來，隨後只見安全局的路警官從公文包裡又掏出一張紙條對我宣讀道：
“趙常青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60條的規定，對嫌疑人趙常青執行逮捕。”
執政當局終於以它的慣用手段再次向我下手了，它到底不能容忍一個敢於公開挑戰它的選舉制度並使其虛偽奸詐的本來面目暴露在全世界面前的青年，它及它的特務機關也許認為我會因此而屈服、而討饒，政保科長劉建綱甚至在旁邊幸災樂禍的笑著，沒想到我會迅疾果斷地拿起筆在逮捕證上簽了字。
簽完字後苟局長說：“收拾一下東西吧。”並叮嚀說：“這一次時間可能就比較長了，你把該帶的東西都帶好，尤其是衣服，要多帶一些。”這個共產主義情報機關的特務頭子，倒是為我考慮的周到。
東西收拾好以後我環顧了一下我曾經生活憩息了六年的小房子，它雖然狹小、簡陋甚至東西被放得很凌亂，但是它終於讓我完成了一個時代，完成了一個默然讀書、默然觀察、又默然煉造的時代。我曾經很欣賞康有為，很為他通過科舉道路而謀求政治變革的做法而激動，並在長達六、七年的時間內試圖考取研究生，我想通過考研返回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再廣結友人，共同謀求中國社會的政治變革，但由於有關方面的強力阻隔，我所謀求的“科舉”道路終未走通。在對科舉之路不存任何幻想的情況下，我終於選擇了決裂。 97年8月我書寫並寄發了《改革政治體制，走民主化道路》的政改意見書，用語言宣示了我對現行政治制度的反叛與決裂，98年元月我又通過參予人民代表的競選而用行動宣布了我對現行政治制度的挑戰。而不論是用語言反叛還是用行動反叛，就其決策過程來說都是在這所生活了將近六年的小屋裡完成的，因而在我行將離開這所小屋子時，我之內心真有一種依依的牽掛和眷戀。我又抬頭看了看掛在牆上的那首無題自勉詩，詩是這樣寫的：
無 題
飄風猛消，
驟雨頓散，
如詩斜陽戴崑崙，
秀峨江山畫展。
秦山南北，
漢水兩岸，
三公逐鹿圖中原，
留下千古美談。
而今我食菜根，
臥薪何懼苦膽，
勵精圖誌，
笑傲做古帝王事，
還要風流萬年。
我認為，當執政黨的強力部門將我執行逮捕的時候，我之人生不僅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更富挑戰性和鬥爭性的時代；而且也必將在通向理想的征程上給我一次更大的張力和動力！這一點，執政黨及其保駕專政機關恐怕沒有想到吧。
終於，苟局長發話了，“收拾好了就走吧。”他讓另兩個人幫我帶著行李，並同時給我加戴了手銬，我有些戀戀的走出了小屋子，從此（至今）再也未能回到那間小屋子……
3月25日下午，警車直接將我送到漢中看守所，下車後不知道怎麼搞的，安全局鎖我的手銬怎麼捅也打不開了，最後只好找來了大錘和鏩子將手拷斬斷。坦率地說在用大錘斬手銬的時候，我的心裡充滿了恐懼，要知道當時的情況是我的雙手放到一個鐵砧上，兩個工作人員一個手扶著鐵鏩對準銬環，一人手拿鐵鎚往下砸，手被震得生疼不用說，萬一砸偏了，後果將不堪設想，慶幸的是在經過半個小時的折騰後，手銬總算被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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