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荔蕻、張輝、屠夫（吳淦）、老虎廟（張世和）等維權人士運作的福建馬尾網民“圍觀”事件為公民維權運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政治視角——從某種意義上講，馬尾網民“圍觀”事件已經將維權運動推上了“講政治”的高度，中國公民維權運動也將從這個春天開始步入政治意識覺醒的新時期！
紀念《零八憲章》發布一周年徵文
春天是萬象更新的季節。
對於傳統農業社會來說，春天的耕耘撒播對於秋天的收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有民諺說“一年之計在於春”！
進入2010年，民間維權事件有增無減。就這個春天所發生的諸多民間維權事件而言（如艾未未和藝術家們走上長安街舉行抗議遊行事件、唐吉田和劉巍律師“吊照門”維權事件、知名博客作者莫之許等人與伍皓“被五毛門”事件等等）對於整個2010年代的民主維權運動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先導性意義。尤其是由王荔蕻、張輝、屠夫（吳淦）、老虎廟（張世和）等維權人士運作的福建馬尾網民“圍觀”事件為公民維權運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政治視角——從某種意義上講，馬尾網民“圍觀”事件已經將維權運動推上了“講政治”的高度，中國公民維權運動也將從這個春天開始步入政治意識覺醒的新時期！
當然，從總體上講，網友雲集馬尾聲援範艷瓊、遊精佑、吳華英的事件其主要目的仍是為這三個人討回“比太陽還要光輝”的“公平和正義”。明眼人從常識出發，一眼就會看到不僅嚴曉玲的死因蹊蹺，而且範、遊、吳三網民是因為替嚴曉玲喊冤而開罪了馬尾地方權貴集團而遭到報復性打壓的，馬尾地方當局所強加給三位維權人士的罪名（無論是誹謗罪還是誣告陷害罪）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也正因此，在馬尾法院門外抗議的網友們才會一次又一次地喊出“遊精佑，無罪！”“吳華英，無罪！”“範艷瓊，無罪！”“我們支持你們！”“我們愛你們！”的口號——圍觀網友們試圖通過自己的“圍觀”和抗議來為三網友討回司法正義。從這個意義上講，上千網友的“圍觀”行動與以前網友們“圍觀”楊佳事件和鄧玉嬌事件的性質差不多——就是要為主要事件當事人討回“公道”、討回“天理”。
但是，從網友“觀察團”在馬尾法院現場的具體表現來看，4月16號的“圍觀”聲援已遠遠超出了“就事論事”的階段。從其製作的標語、呼喊的口號、唱出的歌曲來觀察，早已超越了為范燕瓊、遊精佑、吳華英追討司法正義的範疇。毫無疑問，網友們已經將抗爭的旗幟插上了政治維權和政治抗爭的高地！當我滿懷激動看完馬尾法院外面的“抗爭”現場錄像時，我似乎感到時空倒回了21年，我幾乎看到了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的街頭剪影！
為什麼這樣說呢？
1989年的學生民主運動是從為胡耀邦討政治公道始，以反腐敗、反官倒為號召，並鮮明的提出了民主改革的訴求。數万、數十萬的學生集結在街頭、廣場，頭扎布條、手舉小喇叭或標語牌，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號、高唱《國歌》和《國際歌》，並因此而動員起廣大工人及城市市民的熱情參與。
這一次，在福建馬尾，“觀察團”的人數、規模雖然遠不能與1989年任何一個城市的學生運動相比，但在所有的形式上都具有了89民主運動的雛形，並從以下三個方面彰顯了街頭化政治運動的意義：
其一，“聲援團喊出了“言論無罪”“自由萬歲”的口號。
我們知道，在人類所有的價值體系中，“自由”的價值高於一切。也正因此，在北美獨立戰爭中，帕特里克﹒亨利才在弗吉尼亞州議會上高聲喊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心聲；而匈牙利詩人裴多菲也才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深情地寫出了“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壯麗詩篇。這都說明了無論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還是對於一個具體的個人而言，自由都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中國共產黨為了掩飾自身政權的極權主義性質，也曾在自己主持制定的國家憲法裡冠冕堂皇地寫上“言論自由”等內容，但這個政權從1949年誕生時起就不准備向人民落實它的曾經的承諾。六十多年來，不僅通過各種行政手段和技術手段控制新聞輿論，而且一次又一次地製造出各種各樣的文字獄——福建馬尾三網民冤案便是又一起現政權製造文字獄的明證！
而廣大的網友們也似乎從遊精佑等人的遭遇中看到了控制“自由”、吞噬自由的龐然大物正在向自己撲來，因此他們一遍又一遍的喊出了“言論無罪”、“自由萬歲！ ”的政治口號——我們大家必須意識到“自由萬歲”中的“自由”絕不僅僅是“言論自由”，它還包括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等等。因此，當數百網友在街頭集體喊出“自由萬歲”的時候，這不是政治權利的偉大覺醒又是什麼呢？
其二，網友聲援團高高地舉起了寫有三十條具體內容的《世界人權宣言》宣傳牌。 《世界人權宣言》是什麼？簡而言之，它是世界上的所有人類應該共同遵循的人權標準，它是聯合國大會通過總結極權主義專制暴政的災難後於1948年12月10日為全體人類製定的一份具有普世意義的人權文件。這份人權宣言在1966年和1967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又被具體分解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俗稱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黨國政府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世界人權宣言》的製定，但它在1971年繼承了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法統地位後，從來沒有公開表示對《世界人權宣言》的批判——不僅如此，中國政府還於1997年和1998年先後簽署了以《世界人權宣言》為藍本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甚至黨國領袖胡錦濤在《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週年的紀念日還致信中國人權研究會說：“聯合國在60年前發表的《世界人權宣言》表達了世界各國人民對推進世界人權事業的共同願望，對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雖然黨國領袖只想從名義上對《世界人權宣言》“唱個喏”，但對於廣大人民來說卻正好可以藉此名正言順地討回直接被擄掠的人權果實——你想“忽悠”我玩假的，我偏不行，我要來真的——也正因此，當黨國政府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實踐中無視人權的普世標準、無視《世界人權宣言》甚至無視黨國《憲法》的明文規定而大造文字獄時，網友們所高高舉起的《世界人權宣言》就不僅僅是一份國際政治文件了，他們所舉起的乃是一面要爭取普世人權的政治性旗幟——這與以往在徵地、拆遷等“就事論事”的維權案例中高舉的“還我土地”、“還我房屋”的標牌有著本質的差異，網友們已從範艷瓊、吳華英、遊精佑等人的遭遇中看到了政治維權的重要性!
其三，最重要的是，網友聲援團在抗議現場還一遍又一遍地集體唱出了《國歌》和《國際歌》的聲音，這是最為鼓舞人心的政治旋律。在1989年的學生民主運動中，《國歌》和《國際歌》是廣場、街頭百唱不厭的歌曲，是廣大學生進行政治動員和社會動員的最富戰鬥力的歌曲。而這一次在馬尾街頭的“圍觀”事件中，廣大網友竟然“有預謀”（這可以從一些網友手拿歌詞演唱中推測出）的多次唱響二“國”歌，這與以往多次發生的民間維權事件相比，新添了一道最為亮麗的風景！
這裡我們有必要弄清《國歌》和《國際歌》的相關誕生背景。
《國歌》原名《義勇軍進行曲》，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東北淪喪，此後不到三、四年，華北又陷入日寇侵略的危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此背景下，中國人民掀起了抗擊日本侵略的怒潮，田漢、聶耳等人順應時代大潮，即時創作了著名的抗日歌曲——《義勇軍進行曲》，其本義是號召廣大愛國同胞勇敢的站起來抵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不要做亡國奴，歌詞的第一句便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後經1935年一二九運動的傳唱而廣泛流行開來，《義勇軍進行曲》便成為一曲人民抵抗侵略、不做亡國奴的政治動員歌曲，後被黨國政權定為《國歌》。
《國際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支最富戰鬥力的歌曲，它誕生於歐洲工人運動的大背景中。在這裡我們必須承認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生產是充滿諸多的壓榨和剝削的，當時的國家社會福利政策也幾近於空白。正是在此背景下，歐洲工人運動才會洶湧澎湃地延續了半個多世紀，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裡，鮑狄埃創作的《國際歌》裡才有“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這樣充滿戰鬥性吶喊的歌詞。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正是由於歐洲工人運動的持續開展才推動歐美髮達國家開始重視社會民生，保障國民基本人權的“社會福利”政策才得以在這些國家漸次展開，這便是《國際歌》對於世界和人類的貢獻。
由此可見，《義勇軍進行曲》和《國際歌》均是反侵略、反壓迫、反剝削的政治動員歌曲，它號召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都要勇敢地站起來進行反抗，都要勇敢地去“為真理而鬥爭”——直到成為“天下的主人”。那麼在本次福州馬尾事件中，網友們為什麼會有計劃的在現場高唱這兩首歌曲呢？這是因為廣大網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於中國的國情、對於整個政治體制和國家製度的專制壓迫性有了清醒的認識。他們看到了共產黨一黨專制制度的巨大危害性，看到了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改革的罪惡性，看到了官僚集團和暴富集團的聯盟是威脅中國發展、阻礙中國前進的最大障礙，看到了社會財富的超級分化是由於權貴集團通過對國家和社會優質資源的壟斷和霸占而造成的，看到了腐敗和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都是由於這個權貴集團的無限製作案而造成的，看到了包括“三網民”冤案在內的所有民間維權事件均是由一黨獨大的國家製度和社會制度造成的。因此，在他們組織“圍觀”的馬尾法院現場，他們不僅喊出了“三網民無罪”的口號，而且喊出了“自由萬歲”的口號，不僅唱出了具有江湖草根氣息的《草泥馬之歌》，而且更為雄壯的唱出了“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回顧中國歷史，中國人做奴隸的時間太長了，不僅常常做“異族人”（如日本）的奴隸，而且更多的時間是做所謂“同族人”、“自己人”的奴隸。此話怎講？曰：只要民主、自由一天不實現，便一天做著奴隸，唯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解放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有人民。很顯然，在從盤古開天到黨國統治的今天，絕大部分中國人是沒有享受過民主和自由的，也因此，直到現在還背負著“奴隸”的十字架。
但是，人民不想再無限期地背負這種十字架了，人民不想再怀揣一張印有“奴隸”暗記的身份證了。在蓬蓬勃勃的維權運動中，人民開始漸次的覺醒，他們意識到要有效地維護自己的經濟社會文化權益不受來自國家權貴集團的侵犯就必須進行政治權利的抗爭，要進行“經濟基礎”方面的維權，就必須進行“政治上層建築”的維權。於是在本次馬尾事件中，他們有計劃、有預謀地“雙管齊下”，既為範、遊、吳三維權人士爭取司法正義和公平，又同時上升到“講政治”的高度，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個角度有效地開展起驕傲於世人的“立體維權”事業！我因此而向廣大的維權志願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尤為可喜的是，在本次馬尾維權事件中我看到了“精英”階層的有效參與，如中國社科院的徐友漁、北京電影學院的崔衛平、廣州中山大學的艾曉明、北京大學的夏業良、北京郵電大學的許志永等人均不同程度地介入了馬尾維權事件中，其中的崔衛平教授和中山大學的艾曉明教授還是馬尾網絡關注團的重要成員。維權律師劉曉原、李方平、金光鴻、林洪楠、姜運福等人還直接出庭為“三網友”作無罪辯護。精英人士的有效參與必將提升民間維權的質量和效果，而中國公民維權運動也只有在民間向“上”、精英向“下”的雙向結合中才能開闢出一個蒸蒸日上、光輝燦爛的未來。
在本次馬尾維權事件中，我也看到了“憲章人”在其中做出的巨大努力，如范燕瓊、吳華英、遊精佑三人作為地方維權人士均是《零八憲章》的簽署人，崔衛平、徐友漁等人不僅是憲章首批簽署人，還曾直接代替劉曉波前往捷克領取人權獎，王荔蕻、張輝作為本次維權事件的主要工作者也均是《零八憲章》的聯署人。而作為《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之一的范亞峰博士不僅是“後援團”的網友，而且在“推”上明確指出：“4.16福建馬尾區法院前的示威遊行，是20年來中國公民第一次在街頭公開集體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從以往自身權利的維護（環保，非法拆遷等）上升到了普遍權利的訴求（自由，法治，人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確實是承上啟下的歷史性事件。”除此之外，我還注意到了由中國大陸《零八憲章》聯署人組成的“《零八憲章》論壇”也以“公開聲明”的方式表達了對福州馬尾維權事件的關注和支持。
需要表揚的是馬尾地方當局對本次網民“圍觀”事件的反應，儘管馬尾法院現場戒備森嚴，數百保安列隊待命，但對於網友們的街頭吶喊和抗議還是保持了比較良好的理性和克制，沒有發生大的肢體衝突。馬尾地方當局也沒有以“妨礙交通”、“擾亂公共秩序”、“聚眾鬧事”的名義隨意逮捕“圍觀”人士，甚至由於網友的“統戰”，一個負責維護秩序的便衣警察當眾說出了“人在做，天在看”的良心話……儘管最後範、遊、吳三人還是被判了刑，但統觀全局，馬尾維權事件實際上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不僅是維權本身的勝利，更是一次政治上的勝利。在中國民間維權史上，馬尾事件注定是一個新的里程碑！
可以預言，在黨國維穩體制下，有中國特色的“維權”事件還將繼續四處開花、四處結果，馬尾事件作為“立體維權”的一個成功範例將會在各地的群體維權事件中起到榜樣和示範的作用。 “民間”與“精英”的結合，“經濟”維權與“政治”維權的結合，必將成功的推動“立體維權”事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而“講政治”、“將民主”、 “講人權”、“講法治”將是維權人士在2010年春天贈送給整個2010年代的中國話題和祝福！
當年，一個叫魯迅的先生曾經斷言，中國人只有兩種：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人，一種是欲做奴隸而不得的人。魯迅如果活到今天看到馬尾維權事件的具體場面時，他一定會說，嗯，看來我的判斷並不准確，看來時代要變了，也許他老人家一高興也會跟著網友們高唱——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是的，讓我們踏著馬尾維權的主旋律來共同喚醒更多的“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來共同改造一個遍布“奴隸制度”的國家和社會！
“起來……！”
“起來……！！！”
2010-4-28於香草山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5/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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