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執政當局認為烏坎村不過一介彈丸之地，烏坎村民的訴求代表不了全國人民的訴求的話，則可以看看《零八憲章》的主張。在今天這個時代，《零八憲章》最權威地代表著中國廣大人民的基本訴求和核心訴求，書寫在《零八憲章》旗幟上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最直接的代表著廣大人民的期盼和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二十年前，88歲的離休老頭鄧小平前往武漢、珠海、深圳、上海等地遊玩觀光時，發表了一系列引發巨大反響的公民言論，儘管其中的許多言論是錯誤的，是經不起推敲的（如“不爭論”之說），但他在講話中對深圳經驗和改革開放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尤其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進行了辯證分析，認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這些話在今天看來，早已成為常識，但在1992年春天，對於中國大地則具有震聾發聵的作用。眾所周知，八九六四大屠殺以後，中國社會進入到一個所謂“治理整頓”的時期，保守派官僚集團在清洗改革派陣營的同時，在輿論上掀起了“左”傾狂瀾，中宣部、 《人民日報》等“黨的喉舌”不僅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反所謂“和平演變”，而且大肆抨擊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指責開闢特區、引進外資、發展商品經濟都是搞資本主義，主張回歸計劃經濟，回歸“傳統社會主義”，因為這種批判和否定，由保守派官僚集團把持的“中央”從89年6月到91年底基本完全停止了“改革”實踐，中國社會因為這種“治理整頓”而出現了好幾年的“停滯”局面。
這種局面當然是作為第二代中共領袖的鄧小平所不能允許的。鄧小平雖然是六四元兇，但他鎮壓學生民主運動主要是反對政治民主化，反對自己的權威受到民主挑戰。但在經濟領域鄧小平一直得意於自己所主導的經濟改革和開放，認為無論是農村聯產承包還是發展商品經濟都極大的推動了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左”派官僚集團的“治理整頓”則要否定改革開放，污衊改革開放是搞所謂資本主義，這當然是對鄧本人的否定和威脅——也正是在此歷史背景下，1992年元月的鄧小平借外出觀光之機才有針對性的發出了被稱為“南巡講話”的系列言論。其目的顯然在於繼續推動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
儘管鄧小平講這番話時只是一介平民身份，但鑑於他曾經的歷史地位和對第三代核心官僚的決定性影響力，“講話”經媒體披露後，迅速扭轉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經過半年多時間的輿論醞釀，到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完全吸納了鄧小平有關“南巡講話”的思想，決定在中國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也因此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2001年，中國加入WTO，為中國經濟加入世界經濟競爭掃除了製度性障礙。
毫無疑問，因為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的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總體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到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外匯儲備、出口貿易更是雄居世界第一，這些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正因此，鄧小平之“南巡講話”對於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但是，“南巡講話”的後遺症也是同樣的明顯，甚至是非常嚴重的。
從指導思想上講，無論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還是共產黨的“改革開放”大體逃不出“吃飯哲學”那一套。從八十年代的改革到近二十年的改革，差不多也主要是在“經濟”領域閃騰挪移，至於政治領域，那就免了吧。這也就是說，中國的改革始終是單向度的經濟社會領域改革，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民主化問題始終被當作“國內外敵對勢力”的主張而加以頑固抵制，其結果，南巡講話之後的市場化改革由於人民主體的缺位，由於民主監督和分權制衡的缺位，導致這場改革漸漸扭曲成為一場權貴資本主義盛宴，掌勺者不僅私分大鍋飯、私佔大鍋飯，而且在最新一輪圈地運動中，還通過國家暴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公開掠奪人民財富的血腥悲劇。通過強取豪奪及權貴化改革，執政黨的各級官僚及其依附勢力已完全霸占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裡的各種優質資源，兩極分化持續拉大，由拆遷、徵地及各種不公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遍地開花，官僚權貴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已經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執政黨不是積極開啟政改局面，而是一味高壓“維穩”，幻想通過國家暴力來維持自己對於國家和人民的永久統治。
這樣的執政理念當然是愚蠢的，“維穩”執政的唯一作用就是使得官僚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更加激化，從唐福珍們的自焚到錢明奇們的爆炸再到烏坎村民的集體“革命” ，可以清晰的看到“維穩”政治正在一步步將人民大眾從個體犧牲、個體反抗向群體反抗的“革命”軌道上“驅趕”。如果執政黨死死抱著“維穩”邏輯不變，其最終的結局必然是又一場全社會範圍內進行一次“徹底洗牌”的人民革命。
儘管“革命”（反抗壓迫）是最權威的天賦人權，但從社會發展和財富積累的可持續角度出發，“革命”一旦爆發，也不完全是好事，不僅各級官僚權貴會首先遭遇人民革命的清算，而且整個國家和社會可能迎來大動盪、大騷亂時期，也正因此，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二十週年之際，包括周瑞金先生在內的一些學者高調發出再搞一次“南巡講話”的呼籲。希望當今“聖上”比照鄧小平，發表政改講話，啟動改革，從而避免人民革命的嚴峻危機。
當然，周瑞金們的動機是良好的。從客觀國情分析，2012年初的中國和1992年初的中國有很多方面的可比性，其中最主要的是1992年初，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因所謂“治理整頓”而中止了三年時間，“左”傾思潮蔓延。而2012年初的中國，改革也早已停滯——南巡講話後的改革實際上到2008年就已“死亡”。從彼時開始，中國社會進入強力維穩時期，對抗普世價值、對抗政改的“六不搞”思維似乎成為官方的主旋律。但是，與92年不同的是，老鄧死後，執政黨進入寡頭統治時期，無論第三代還是第四代的核心領袖都缺乏獨裁政治所必須的強大權威，尤其是在第四代寡頭集團裡，首席“執政官”是當前“維穩政治”的主要推手，其本人思想向來僵化呆滯，甚至在前不久還老調重彈什麼“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我們要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在此情況下，周瑞金們指望“胡總”像20年前的鄧小平那樣發表政改講話恐怕是一廂情願的事情。至於其他寡頭，想要發生“南巡”奇蹟，更不可能。唯有溫家寶常藉“出巡”或出國之機發表政改講話，無奈心有餘而力不足，得不到大老闆和其他寡頭的配合，也只能勉強維持清談而已。
因此，在2012年類似於“南巡講話”那種“一錘定音”似的政改決策奇蹟是很難發生的——既然指望“聖上”再來一次“南巡講話”很不現實，那麼，出路又在哪裡？難道執政黨只能眼睜睜的等待人民掀起又一場針對自己的全盤革命？ ！
答案是不一定。我認為執政黨如果足夠的聰明和清醒，不僅針對自己的革命會被避免，而且還有可能光榮體面的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繼續“風光”下去。
學界所謂呼籲“再來一次南巡”無非是尋找最權威的關於政改的聲音，既然從國家的上層乃至頂層尋找不到能夠有足夠的權威進行“南巡”、進行政改的政治“利維坦”，決策層不妨眼睛向下，從民間尋找真正的權威。其實，自古及今，最權威的聲音來自民間的訴求，來自偉大的人民。那麼在我們這個時代，廣大人民的主要訴求又是什麼呢？那要看當代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矛盾是什麼？
前文說過，由於扭曲的權貴化改革導致官僚權貴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上升為當代中國的主要矛盾，仇官、仇富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中下層社會心理——“仇官”是反對腐敗、反對強權壓迫；“仇富”反對的是權貴集團對社會財富的壟斷式和掠奪式佔有並由此而造成嚴重的貧富分化。但無論是“仇官”還是“仇富”，其共同的社會心理訴求都是追求公平正義、追求平等自由。這些東西也只有在一個民主憲政的社會才能夠較好的實現。正如烏坎村民的維權革命一樣，他們不僅提出“還我土地”、“反對腐敗”的口號，而且提出“反對獨裁”、“還我人權”、“進行民主選舉”的口號，甚至直接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村民自治組織，最近正在進行的是通過公正合法程序民主產生新一屆村委會——窺斑見豹，一葉知秋，可以說，烏坎村民的訴求恰恰代表著全國人民的核心訴求。
如果執政當局認為烏坎村不過一介彈丸之地，烏坎村民的訴求代表不了全國人民的訴求的話，則可以看看《零八憲章》的主張。 《零八憲章》從文本上講雖然出自知識精英，但從聯署者的身份觀察，13000人的簽名來自體制內外的各個社會階層，正因此，前捷克總統哈維爾才認為《零八憲章》 “擁有廣泛的支持度”。我認為《零八憲章》的六項基本理念和十九項基本主張只不過是廣大人民各樣訴求的具體化和系統化——無論是楊佳的訴求、唐福珍的訴求、錢云會的訴求、錢明奇的訴求還是劉曉波、高智晟、陳光誠等人的訴求都可以從《零八憲章》裡尋找到相應的答案——既就是烏坎村民的多項訴求也同樣可以從《零八憲章》中找到相應的答案。因此，在今天這個時代，《零八憲章》最權威地代表著中國廣大人民的基本訴求和核心訴求，書寫在《零八憲章》旗幟上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最直接的代表著廣大人民的期盼和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不僅提出了要搞“市場經濟”，而且明確強調說：“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儘管鄧小平沒有具體指出“人類文明成果”有哪些具體內容，儘管鄧小平當時的思想還有很大局限性，如強調什麼“共產黨的領導”，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鄧小平的局限性上，我們應該以發展的眼光和實踐的眼光來觀察和總結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而人類社會的經驗歷史表明，民主、自由、人權、憲政正是幾千年來人類歷史的最高文明結晶，誠如溫家寶先生曾經多次指出的那樣——“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見《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 “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見溫家寶2007年3月16日答法國《世界報》記者問）。
毫無疑問，從鄧小平“南巡講話”強調“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到溫家寶對“人類文明成果”的具體化界定（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再比照《零八憲章》的六項基本理念——“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可以發現，在鄧小平、溫家寶與《零八憲章》之間是有著很大的交集的。既然溫家寶和《零八憲章》都同樣認為“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而鄧小平又特別強調“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那麼，執政黨走出危機和困境的路徑就自然產生了，那就是果斷放棄“維穩”邏輯，重新高舉“改革”大旗，“大膽吸收和借鑒”溫家寶和《零八憲章》都曾提到的那些“人類文明成果”，從實踐層面推進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事業——“如此如此”，不僅勢同水火的官民矛盾會被有效化解，不僅因“維穩”高壓所產生的人民“革命”風險會消弭於無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執政黨還能光榮體面的主導中國社會繼續向著更加美好的方向前進！
但問題在於不能再等待了！
對於中國社會的各界人士來說，“時間”具有特別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對於危機四伏的執政黨來說，“時間”則具有不容懷疑的“第一重要性”，瞻前顧後、患得患失只會失去更多甚至失去“全部”—— 如果“大地像陶輪一樣旋轉起來”，如果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咆哮起來，搞起一場“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湯武革命”，不僅權貴階層會首先遭遇嚴格的清算，而且一旦遇上流氓無產者渾水摸魚，估計權貴們的太太、小姐、二奶們也會受到這樣或者那樣的傷害和牽連——與其等到將來的某個日子眼淚汪汪的向隅而泣，何若當機立斷，從現在開始就大膽地“動”起來、“幹”起來、“改”起來！
最後，我想說的是，人生天地間，一碗飯、一張床、一居室足矣，中南海的袞袞諸公應該放遠眼光、學會算賬——守著那麼多財富又有什麼用，人民所提供的合法薪水就足夠了，百年之後，均逃不過“一抔黃土”的命運。因此，本人不奢望你們“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只希望你們不要為權力地位和多餘財富所累，努力傾聽人民的訴求和呼聲，主動接過《零八憲章》的政改建議，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的交響樂中為中華民族開闢出更加燦爛、更加輝煌的未來！
2012-2-8於鳳凰村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2/1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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