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權貴集團以所謂的“國情特殊”為擋箭牌，在政治倫理上依然頑固地堅持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依然頑固的敵視所謂“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普世價值。 ——御用學者鐘哲明教授便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紀念《零八憲章》發布一周年徵文
作者按2009年11月14日，教育部網站掛出了鐘哲明教授一篇極其令人醒目的文章，這篇文章實際上是鍾教授應有關方面邀請在北京交通大學做的一場攻擊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的專題報告。教育部關工委理論中心秘書處在“編者按”中說：“鐘教授以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以非常具體的事例，給大家做了一場深刻的報告，其中透徹的理論分析對開展關心下一代工作有很多啟示”。
由於事關“開展關心下一代”的工作問題，由於此文涉及“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的大是大非問題，本人冒著開罪於曾經的“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北大學術委員會委員”、現在的“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資深博士生導師”鐘哲明教授的風險，不得不將鐘教授《報告》中的錯誤、混亂乃至於自相矛盾之處指出來，以免謬種流傳、禍害於國人，禍害於鍾教授本人的下一代以及更多人的下一代了。
上篇 關於普世價值的源流背景
什麼是“普世價值”？
望文生義，“普”，普及、普遍；“世”，世界，世人。所謂“普世價值”就是普及世界和人類的價值觀念，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觀念，也可以說是“普適價值”，普遍適用，這種價值是適用於全世界和全人類的，只要是人類、是人，這種價值就是有意義的。比如說食物是有價值的，它對於全人類都適用，人人都要吃，那麼“食物”的價值對於全人類來說就是一種普世的價值；衣服是有價值的，它對於全人類都適用，人人都離不開衣服，對於人類來說，衣服的價值便是一種普世價值。
把人要吃飯、要穿衣這種生活常識說成是“普世價值”，是否有一點“俗氣”，甚至有些牽強附會的嫌疑？不，一點也不，普世的，就應該是生活的、常識的，只不過因為衣食住行問題太生活、太常識，反而為一些思想家、哲學家所忽略。但“普世價值”絕不僅僅是衣食住行這些“形而下”的東西，自古及今的思想家、哲學家們更多的是從“形而上”的角度來思考全人類應該共同遵循的價值準則。如著名的“摩西十誡”便是上帝耶和華借摩西之口與人類的立法，認為孝敬父母、不偷盜、不姦淫、不殺人、不誣陷等等便是選民們應該普遍遵守的法則。前希臘時代的普羅泰格拉則認為“人是萬物的尺度”，認為所有的人對於自然萬物都具有“主權者”的地位。孔子在《禮記．禮運》中高聲宣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講信修睦，選賢與能”，認為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天下為公”便是孔子的普世價值觀。孟子也提出了他的人類常識，如他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這“人皆有之”的心靈法則便是一種普及人類的倫理價值。這些倫理價值就是到今天也依然不失其意義，依然閃耀著真理性的光輝！
但在古代和中世紀社會，王侯將相官僚貴族集團及其知識附庸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和既得利益，卻硬是編撰了一些封建教條來進行愚民統治。他們宣揚什麼“天子主權論”、“君權神授論”、“朕即國家論”，還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認為“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中國的董仲舒、朱熹之流還為王貴集團建構了一整套的官方意識形態，說什麼“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等，這種執政集團與犬儒文人的聯合表演，使得中世紀的黑暗綿延了漫漫數千年……！
但是，從文藝復興開始，一部分人文精英首先開始了“人”的覺醒，人性、人道成為他們思考的主題。及至十七世紀晚期到十八世紀中期，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如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康德、杰斐遜等人掀起了一場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他們以“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論”為武器，針鋒相對地顛覆了“天子主權論”、“君權神授論”的思想桎梏，認為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是反人道的，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和暴政——這種壓迫和暴政顯然是不合理的。為了抑制這種壓迫，為了消除這種暴政，洛克、孟德斯鳩等人天才地提出了“分權制衡”學說。他們將過去統一於帝王一身的絕對權力分解成行政、立法、司法這三種相互平行又相互制約的部分，通過權力之間的“以惡制惡”來消解權力的危害性，從而保持國家權力更好地為人民多數服務。
而為了防止人對人的壓迫（不管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還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啟蒙運動和社會變革的大潮中還先後提出了對基本人權的保護問題。英國的《權利法案》、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美國的《獨立宣言》及《人權修正案》都不同程度地強調了基本人權的神聖性。如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就明確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是經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而1789年8月出台的法國《人權宣言》也明確指出“不知人權、忽視人權或輕蔑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從此時開始，自由與人權的旗幟便開始高高的飄揚在人類的上空。經過英美法等國近代革命運動，保護人民大多數利益的民主國家和民主政體相繼建立，“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等政治倫理作為全新的、政治性的“普世價值”開始為地球五大洲的人民所不斷接受！
就在以民主、自由、人權、平等為核心價值的政治變革風行歐美大陸的時候，一個叫卡爾．馬克思的德國猶太人創立了另一套顛覆性的政治革命學說。他看到了早期資本主義生產的某些弊病，認為私有製是萬惡之源，定期爆發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症”，認為民主、自由、人權等只是資產階級和富人的專利，受壓迫的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逐漸過渡到人人解放、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
從動機上看，馬克思當時是在為生活在社會下層的工人階級說話，因而在19世紀中後期很快興起了一個席捲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為指導思想的各國共產黨人開始努力尋求馬克思所指引的解放之路。但發達國家的共產黨人始終沒能實現馬克思的願望，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共產黨人都漸次走上了伯恩斯坦的民主社會主義改良道路。
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卻在資本主義最落後的沙皇俄國取得了“成功”，列寧及其“學生”斯大林們承繼了馬克思所十分推崇的巴黎公社原則，建立了“議行合一”的所謂“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政權，這個政權在政治上完全顛覆了英美民主制度，建立了布爾什維克的專制乃至於斯大林式的獨裁——在經濟上依靠國家機器消滅了私有製，實現了集體化和國有化的公有製形式。
列寧們的“成功”冒險使奉馬列主義為圭臬的中國共產黨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經過28年的奮鬥，1949年的10月1日，中共領袖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扯開嗓子宣布了一個新的政權的誕生。
蘇聯與中國“紅色革命”的成功，使得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馬恩列斯被當作救世主供奉於各國共產黨的神龕上。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建立了自己的專制統治後，毛澤東在政治上執行了一整套的打擊異己乃至於從肉體上消滅異己的政策，在經濟上模仿蘇聯“老大哥”，消滅私有製，割資本主義尾巴，建立了“一大二公”的“純潔”社會主義，同時大搞階級鬥爭，大搞政治運動，反右、大躍進、四清、及至發動史無前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經過近三十年的折騰，到毛澤東死亡的時候，中國貧窮落後到要被“開除球籍”的地步！
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崛起，他看到了將馬恩列斯毛當作神靈敬拜的危險性，看到了將馬克思主義學說當作“普世價值”和普遍真理的危害性，他開始大力強調國情的“特殊性”。為了向世界發達國家學習經濟而又不失面子，他巧妙的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強調要“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結果便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鄧小平為中國開闢市場經濟道路無疑是正確的，這也是順應經濟發展規律的結果（價值規律），市場經濟發端於近代自由貿易制度，先進發達國家借助於市場經濟走向了繁榮，中國也藉助市場體制迅速提示了生產力、綜合國力——應該說這是鄧對於中國的一個功勞。
但實用主義的鄧小平只是有選擇的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而對於馬列主義的社會政治學說（其核心內容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則是死死咬住不放。當他搞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時候，他給新修訂的中國憲法強行塞入了十分可怕的“四項基本原則”，這就是“第一，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對於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等鄧小平一概斥之為“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
鄧小平在政治上的頑固保守引起了部分知識分子的不滿，他們開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和中國歷史傳統，主持了淒美無比的八十年代。方勵之、許良英、劉賓雁、金觀濤、李澤厚、嚴家其、溫元凱、劉再复等學界精英引導中國青年開展了一次又一次的爭民主、爭人權、呼喚普世價值的抗議活動。這種呼喚和抗議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達到了高潮——當人們要求“垂簾聽政”的鄧小平下台的時候，鄧惱羞成怒，一聲令下，數十萬大軍搬著機槍坦克開進了北京——美麗的八十年代終於淹沒在機槍坦克所製造的血泊中……！ ！ ！
此後數年，在政治高壓下，中國陷入到了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悶罐車中。對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批判連篇累牘、鋪天蓋地，異議人士持續遭到打壓，“紅太陽”現象捲土重來、甚囂塵上。在官方的默許縱容下，偽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張牙舞爪、恣意喧囂。與此同時，在“掌勺者私分大鍋飯”的國企改革盛宴中，金錢與權力互為聯姻，到世紀之交，一個新的權貴資本主義集團逐漸成型。他們壟斷了幾乎所有的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官場的普遍腐敗、下崗工人的日益增多、農民負擔的連年加重，兩極分化的持續拉大……所有這些不利因素的大合唱為中國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未來投下了深深的陰影——怎麼辦？這是擺在世紀之交每個有良心的中國公民面前的一個非常艱鉅的課題！
但是，具有傳統“士人”情懷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並沒有為“六四”的槍聲和鮮血所嚇倒，在他們掙脫九十年代初的黑暗和沈悶後，逆寒流而動，奔道義而行，通過各種方式，不遺餘力地宣傳普世價值，宣傳民主憲政。劉軍寧、秦暉、張祖樺、劉曉波、徐友漁、朱學勤、錢理群、賀衛方乃至於余杰、韓寒等文化精英堪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界的傑出代表。他們杜鵑啼血般的呼喚和吶喊影響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重要性，影響到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加入到尋求民主、人權、尋求普世價值的行列中——2008年12月9日，《零八憲章》的成功面世並在較短時間吸引萬餘中國公民的簽名支持便是“普世”力量迅速發展的最好證明！
通過前述對普世價值的定義、源流所進行的歸納和梳理，我認為在涉及國家政權的核心政治倫理上人類歷史大致經歷了三次“顛覆”——
第一次顛覆是17、18世紀的政治倫理（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對古代社會和中世紀封建政治倫理的顛覆。它將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理論（“天子主權論”、“君權神授論”、“朕即國家論”以及“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等）顛覆為少數對多數的服從，同時少數人的基本人權得到同樣的保護。這一次偉大的哥白尼式革命為人類的健康發展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倫理上提供了無限光明的方向。
第二次顛覆則是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本文未加涉及）對近代自由主義的顛覆，其主要內容是將以自由、平等、人權等為核心價值的近代民主制度轉變為少數寡頭及其利益集團的專制獨裁。第二次顛覆使人類在其歷史進程中付出了十分慘重的代價。
第三次顛覆則是發端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對於蘇聯東歐等傳統社會主義非常失敗的國家來說，由於各國人民的反抗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使得這些國家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全部完成了從共產主義極權體制向民主自由體制的轉變，順利地實現了從共產主義政治倫理向近代普世價值倫理的回歸，這是十分令人可喜的事情。
而在這第三次顛覆中，中國成了一隻“跛腿鴨”，由於執政集團的自私自利性，它毫無顧忌的選擇了經濟市場化、政治寡頭化的前進模式。權貴集團以所謂的“國情特殊”為擋箭牌，在政治倫理上依然頑固地堅持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依然頑固的敵視所謂“西方的民主自由”。 ——御用學者鐘哲明便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未完待續）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11/2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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