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常青：草根維權+精英奮鬥=中國的民主事業——六四“敢死隊長”孔險峰訪談錄

只有每個公民都站起來為自己負責，不放棄哪怕最簡單的權利，並且有尊嚴的活著，中國才有希望。
二十年前的1989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場以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數十萬學生捲入其中。六四大屠殺後，幾乎所有的學生領袖與學運骨幹都被當局“秋後算賬”，很多學生被捕入獄。

孔險峰，對外經貿大學日語外貿專業87級學生。 1989年夏天，他不僅積極參與了學潮，而且還是北高聯學生“敢死隊”的重要負責人之一。六四慘案發生後，他與同學又一塊去往天津向集會群眾做演講說明北京屠殺之真相，結果被便衣警察跟踪逮捕送往秦城監獄。 1991年2月他被北京市中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之後被解往臭名昭著的遼寧省凌源監獄服刑。在監獄裡由於抗拒改造等原因被殘酷迫害，落下了很多疾病，如慢性胃病、腎炎等。 2009年12月當我和友人前去看望他時，他告訴我們他在監獄落下的慢性腎炎已經在兩年前轉化為尿毒症，醫院大夫說“必須換腎”。由於巨額醫療開支無著落，手術拖到現在也無法進行。兩年來，每天都要做幾次透析，不僅很麻煩，而且同樣花費巨大……

這讓我的心裡感到非常的沉重，一種陰影漸升心頭——我想起了蒲勇先生，蒲勇先生因抗議北京當局的六四大屠殺行為而被四川地方當局處刑十年，在獄中落下胃病，後轉化為胃癌。由於缺乏醫療保障，更由於經濟貧困——2002年11月終於不醫而逝……

現在，同樣為中國民主事業做出巨大犧牲的孔險峰先生又因尿毒症而病倒了，同樣因為難以負擔的巨大醫療開支而不得不看著自己的疾病一天比一天惡化，這是令人難以容忍的事。我不希望蒲勇先生曾經的悲劇在孔險峰先生身上繼續上演。也因此，2009年的12月24日我對孔險峰先生作了一次專門採訪，現將本次採訪內容整理出來發表，以期海內外所有良心人士能夠關注孔先生的疾病，並給予力所能及的人道主義幫助。

“也要對內開放”——崢嶸少年孔險峰

常青：你好，險峰，咱們今天隨便聊聊，就從童年開始吧。

險峰：好。我祖籍山東曲阜，為逃荒，爺爺奶奶舉家遷往東北。在大連，奶奶遇到了一位傳教士，開始信仰並傳播基督福音，此後我奶奶成為遼西傳教第一人。既就是今天，當地老輩人提到孔老太太時還會贊口不已。我父母是到處流動的基建工程兵，在六十年代中後期到七十年代前期參加了西南“大三線”建設。 1970年的3月1日，我就出生在父母工作過的貴州六盤水市，77年父母調往唐山工作，我也就隨之來到唐山，此後在唐山了度過了自己的小學時代和中學時代。

常青：估計中小學時代你也是“好學生”吧。

險峰：呵呵，坦率的說，在整個中小學時代，我都一直是“三好學生”，學習總在前面，身體特棒，老師誇獎，同學喜歡，甚至有些嫉妒。

常青：當過班幹部嗎？

險峰：當得不多，最多當過生活委員，我不是當“官”的料。

常青：你在中學時代的思想狀況如何？

險峰：我的思想一直比較活躍，除了學習外，還積極參加學生社團的活動，學校有詩社，我寫過一些詩、散文，曾經萌生過當“詩人”或“作家”的想法。 85年元旦還在學校與其他同學組織過一次“交誼舞會”受到老師批評，學校從此不再召開晚會了。

常青：在高中時代，是否有過思想“異動”的苗頭​​？

險峰：有，還在高二時我就萌芽過“對內開放”的想法，鄧小平不是提出要“對外開放”嗎？我覺得光“對外開放”是不夠的，也要對內開放，尤其是言論自由的開放。而且我當時還認為雷鋒是靠不住的，我感到雷鋒只不過是上面有意塑造的一個先進人物而已，雷鋒的故事裡包含著許多人為的誇張和想像。

常青：為什麼會產生這些“異端”的思想端倪呢？

險峰：我當時讀過一些很好的書和雜誌，如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還有《讀書》雜誌、《新華文摘》等，還接觸過尼采、薩特的東西，讀過尼采專家周國平的文章。儘管有些東西我並不能完全理解和消化，但對於我的獨立思考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常青：在86年底的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發生過一次規模不小的學潮，你當時是如何反應的？

險峰：我當時正上高三（第一學期），由於功課緊張，沒有過多關心，但我覺得“自由化”是個好東西，對於方勵之也很認同。

“鄧小平思想已經不適合改革了”——“天之驕子”孔險峰

常青：87年你參加高考時，年僅17歲，你為什麼會報考“對外經貿大學”呢？
險峰：有三點原因，其一，覺得名字好聽，新鮮；其二，整個八十年代官方都在喊搞經濟建設，這對自己是有影響的；其三，自己有“想出國”的想法，而對外經貿大學能夠從這三個方面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所以就報考了。

常青：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因為從數量上講還很少，中學畢業生只有少數人能夠進入高校深造，所以當時的大學生被社會讚譽為“天之驕子”，請問你當時的感受如何？
險峰：我倒沒覺得自己有什麼了不起，不過家里人不這樣看，覺得我為他們爭光了，因此給我單獨騰了間房子，待遇跟以前很不一樣了。

常青：談談你初入學時的情況。

險峰：87年秋天入學後有幾個文化事件對我影響很大。一個是第一次看麥當娜和傑克遜的演唱錄像，覺得世界上竟然還有這樣美的音樂和舞蹈，也因此對美國的看法也不一樣了；還有一個文化事件就是第一次看《007》，因為它是反共的，覺得：“哦，還有這種觀念！”覺得很震撼。

常青：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文化討論很熱，校園文化活動也很多，你們學校的情況怎樣？

險峰：我們學校裡的文化活動也很多，幾乎每天都有文化講座。象劉心武就來做過講座，講他的創作歷程及對一些不健康文化現象的批評。不過給我影響最大的還是劉曉波的一次講座。

常青：劉曉波去過你們學校做報告？

險峰：是的，劉曉波演講的題目好像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那天，劉曉波一口氣講了四個多小時，平時只能容納三四百人的階梯教室不僅座無虛席，而且連過道裡都站滿了人，有上千人聽講，大家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劉曉波在台上敢說敢罵，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連許多聽講的老教授們也不停地擊節讚賞。我也認真的做了筆記。

常青：聽劉曉波的演講有什麼收穫？

險峰：聽完報告，我有一種衝動，覺得中國社會是該變了。回過頭來，我的自由主義思想大概受劉曉波的影響最大。

常青：當時的官方輿論喉舌像曲嘯、李燕杰等人是否去過你們學校演講？

險峰：沒有，外經貿大學是經濟類院校，號稱是“中國紅色商人的搖籃”，所以校園的商業文化發達，很多學生都忙著做生意掙錢，如做家教、做翻譯、倒外匯、倒電視機什麼的，強調實際，對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興趣不大。老師講課時，若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人愛聽，但若講亞當斯密、李嘉圖的古典自由主義貿易理論，大家都愛聽。記得有一節課老師提問一個問題讓一個同學回答，這個同學便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回答，結果老師打斷了這個同學的發言，說“別說了，這個不是經濟學，經濟學要解決實際問題，你這個能解決實際問題嗎？”這對我觸動很大。所以我們學校要說先進它也很先進，要說墮落它是很墮落的，就是“現實”、就是“錢”，呵呵……

常青：當時北京的文化沙龍特別活躍，你是否去過北大參加沙龍方面的活動？

險峰：我當時屬於大學低年級，學校裡面的文化講座已經很​​多，而且就我本人而言，對政治層面的東西本來就沒有太多的興趣，所以當時沒有去過北大聽講座。

常青：十三大之後有一部政論片《河殤》引起全國性的關注，這部片子對你有什麼影響？

險峰：這部片子對我影響很大，對好多同學的影響也很大，因為它是一種新的歷史觀。記得好像蘇曉康也到我們學校去演講了，可惜我當時在忙別的事，沒顧得去聽。但這個片子對我們觸動都很大，覺得很有意思，原來歷史也可以這樣去寫的。

常青：88年下半年經濟形勢很熱，包括物價大漲、通貨膨脹、搶購風潮等等，這些現像在你的心裡有沒有產生一些社會危機的暗示？

險峰：應該說當時心裡有些憂患，但還不是很強烈。

常青：看沒看過蘇曉康的《神聖憂思錄》？還有李澤厚與溫元凱關於改革有一個影響很大的對話，讀過沒有？

險峰：蘇曉康的這本書可能看過，但印像不深。但溫元凱與李澤厚的對話我看過，當時的《新華文摘》收錄了這篇文章，我覺得溫、李二人都有一種深深的憂患意識，都在呼喚更進一步的社會改革。

常青：李澤厚作為八十年代的啟蒙大師，曾經提出過讓官方很不高興的“西體中用”理論，對此你是否了解？

險峰：了解一些，當時我們購買的比較多的書籍便是“走向未來叢書”，談的是“三個面向”的問題，覺得很好。我當時就認為資本主義化是必由之路、私有化是必由之路，西化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好！

常青：讀過嚴家其與其夫人高翱合著的《文革十年史》沒有？這是文革後第一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專著。

險峰：讀過，但感覺很粗糙。在歷史問題上倒是一位給我們開設近代史課的歷史老師給我影響很大，他告訴我們八年抗戰，國民黨的軍隊是主力軍，是“國軍”在支撐著中國抗戰，這讓我有了一個新的歷史觀，因為原來的中學教科書只是講共產黨多麼多麼勇敢偉大，說的是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現在卻不是那回事。這讓我開始對歷史、世界、中國進行新的獨立思考，思想開始與主流意識形態發生全面的碰撞，這應該算作我上大學之後在思想層面的一個很大的收穫。

常青：在89年學潮發生以前，還有什麼重大的事件影響了你在學潮中的選擇？

險峰：有，那就是88年底在我們學校裡發生了一次小學潮，當時我們學校有一個學生被社會上的流氓打死了，學生群情激憤，紛紛在校園集會進行抗議，最後學校召開了追悼會，當時的外經貿部副部長李嵐清出席了這一次追悼會，當時他們領導都坐在前排主席台上，結果中途一個學生站起來發言，要求那些領導都站起來哀悼——領導們面面相覷了一陣子，儘管臉色很難看，也只好站起來。這件事我覺得很受鼓舞，原來學生也可以用各種方式來表達政見的。它可以看作是89學潮在一個小範圍內的預演。

常青：當時關於改革你都做過什麼樣的思考？

險峰：89年春關於改革的話題很多，怎麼推進改革，新舊思想交鋒很激烈。我曾經對鄧小平是很迷信的，但89年春我便開始反思鄧小平了，我覺得鄧小平思想已經不適合改革了，再往前，我覺得鄧小平思想開始成為中國改革的最大阻力和改革的桎梏了。

“保衛廣場學生，保衛民主運動”——“敢死隊長”孔險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

 由於胡耀邦在真理標準大討論問題上、在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上、在改革問題上的巨大貢獻，使得他在億萬中國人民的心中留下了很好的改革開明的印象，他的突然辭世，在中國大地尤其是在中國知識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以高校學生為主體的悼胡運動迅速由北京波及全國。而孔險峰也隨著學生運動的演進，由一個“對政治不是很感興趣”的學生而一步步地邁向了學運的前沿、邁向了歷史的深處——

常青：請你談談胡耀邦逝世當天的情況。

險峰：胡耀邦作為改革的旗手給人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而且他87年下臺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搞改革的人為什麼會被趕下台呢？因此他的突然辭世給人震撼很大。記得4月15日耀邦逝世當天，北京下著小雨——真是老天垂淚、大地舉哀呀！上蒼對耀邦的辭世也感到難過。當天傍晚，校園裡就出現了悼念耀邦的條幅、輓聯，此後幾天有一些學生開始書寫大字報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及86年的反自由化思潮。但總體上外經貿大學要比北大、清華、北師大慢半拍，大部分同學都覺得自己的前途很好，將來畢業後去安心的做一個“紅頂商人”就是，又能掙錢，又能出國，有社會地位、很風光，因此在前期悼胡階段，我們學校絕大部分學生都沒有大的動作。

常青：4月20號，所謂的“衝擊新華門”事件，你在場沒有？

險峰：沒有，我當時不在場。

常青：4月22號的悼胡活動你參加了嗎？那一天，當局迫於壓力召開了胡耀邦追悼會。

險峰：是的，4月22號的悼念活動我參加了，好多同學、包括好多老師也參加了。我和一些學生的心理一樣，覺得胡耀邦就這樣走了很遺憾，當局應該有個新的說法。

常青：談談你個人對耀邦的認識？

險峰：我覺得他是個改革家，是改革旗手，是鄧小平一手把他拉下馬的，我覺得鄧小平變成了改革的桎梏和障礙，邏輯很簡單，你把改革的旗手往下拉，那你還能是什麼人？

常青：4.​​22追悼會結束後，你又參加了哪些活動？

險峰：追悼會結束後，我們學校停了兩天課，但很快又復課了。 4月25號我去到當時的中央財政金融學院找同學，卻看到他們學校有很多學生在集會演講，談腐敗問題、官倒問題和改革問題，這讓我心裡很激動。回到學校後我就開始找其他系的同學商量我們學校的運動問題。 4.26社論出來後，大家都很氣憤，但我們學校還依然沒有什麼大的動靜。

常青：那麼，4.27大遊行你們學校參加了嗎？

險峰：沒有人來組織，學校繼續上課，我想參加遊行抗議，便獨自跑出學校去到北師大，“混”到北師大的隊伍裡參加抗議遊行，那一天的遊戲隊伍真壯觀！

常青：4.​​27大遊行結束後你的生活出現了哪些新變化，參加了哪些活動？

險峰：4.27遊行結束後直到五四大遊行的這段時間，我們學校處於一種半停課狀態，學校內部也有一些小規模的集會演講，我呢，上午上課，下午和晚上便去到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聽演講、看大字報，再做些串聯活動。五四遊行結束後，學校又基本全面恢復了教學秩序，直到5月13日北京所有高校的全面罷課！

常青：你們外經貿大學的首次全面罷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險峰：5月13號，當時北京高校已經有好多學生開始在廣場絕食、靜坐，場面非常感人。

常青：5月18號趙紫陽去廣場看望學生時你見到了嗎？

險峰：我當時就在廣場東北口，離他很近，看到他神情很抑鬱，他講的話也叫人很悲憤，他流淚的時候，我的心裡真是很難過的，感到改革派被逼向牆角了。

常青：你對趙紫陽的認識前後有什麼變化沒有？

險峰：有變化，應該說我對他的印像不是太好，首先，我覺得他在政治上有些騎牆派的色彩，尤其在促使胡耀邦下台的問題上他給我的印像很不好，覺得他好像是抵制自由化的，而我卻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其次，關於腐敗問題，他們家的問題也出來了，雖然沒有得到證實，但民間的大量傳說一般不會是空穴來風。所以在學潮前期我對他是談不上什麼好印象的。後來當然不一樣了，他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的談話尤其是他拒絕出席萬人大會，拒絕軍隊進城讓我感到了他的偉大，感到了他是一個很了不得的人道主義者。

常青：我聽說你是學生“敢死隊”隊長，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想到要組織“敢死隊”的？能否談談你組織敢死隊時的心理動機和相關活動？

險峰：5月13號，數千學生在廣場紀念碑下宣布絕食，同學們開始以生命為代價呼籲當局進行政治改革，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這讓我十分​​感動，看到每天都有因絕食而被送上救護車的學生，我覺得自己必須將自己的青春也奉獻給這一偉大的事業！ 5月19號晚當局召開萬人大會，李鵬、楊尚昆在會上發表了陰森森的講話，宣布從5月20號凌晨開始在北京部分地區戒嚴。我想到戒嚴部隊會對絕食學生的生命構成巨大威脅，於是決定組織“敢死隊”，以保衛廣場學生，保衛民主運動。

常青：在你組織敢死隊時，有沒有意識到組織敢死隊的後果和風險？

險峰：意識到了，最嚴重的風險便是丟掉生命。但當時不管那麼多了，我們有那麼多男女同學在絕食，他們都能為理想、為改革而犧牲，我為什麼就不能？於是決定組織敢死隊，決定以血肉之軀來抵擋軍隊進城，保證學生民主運動不至中途夭折。

常青：聽說當時你家里人給你打電報了。

險峰：是的，我母親害怕我出事，從遼寧給我發電報要我回家，還讓我舅舅到北京來找我，可是我能回去嗎？我已經決定用行動——用“敢死”的行動來捍衛學生民主運動，我當然不會被母親的一紙電報就叫回去。

常青：於是你便堅持下去了？

險峰：是的，民主運動正在危急中，我怎麼能溜走呢？當時自己的那種犧牲精神現在想起來還會讓我自己感動的，比如說，連續幾天幾夜巡迴視察，幾天幾夜不睡覺，結果有一天因為太疲勞，騎車時，騎著騎著便“咣當”一下撞在樹上了……為什麼呢？太疲勞，騎在車上便睡著了。

需要說明的是，我當時並不是敢死隊長，敢死隊長是北京體育學院的一個叫張健的學生，據說他現在在英國，具體情況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崇文門地區的敢死隊負責人，在5月20號以後軍隊要進城時，我直接帶領其他學生去做軍隊的工作，比較成功地阻止了軍隊的​​入城。

常青：塑造女神像的時候你在不在？

險峰：在，時間應該是在5月29號晚上。

常青：請談談你看到女神像時的心理感受。

險峰：中國人被壓抑得太久，因此最需要的就是民主和自由。看到女神像在廣場豎起，心裡很有些激動，覺得今後的中國人再來天安門廣場時就不僅僅會看到那些象徵專制的符號了（如毛像、毛屍），還會看到民主女神高舉的聖火。不過塑像本身很粗糙，彷彿很脆弱，經不起風吹雨打，這可能和當時的條件有關係。希望將來重新塑造女神像時能夠塑造成永久性的建築物。

常青：我認為你的這個願望一定會實現，在將來民主實現了的時候，一定會在原地重新塑造起一座宏偉莊嚴的民主女神像。同時會將毛像扔到余杰所說的那個“毛廁”中去的。

“向外界宣傳北京屠殺真相”——“反革命宣傳分子”孔險峰

1989年5月20號凌晨，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但由於廣大北京市民和學生的頑強抵擋，特別是由於有著大量的象孔險峰一樣準備將青春和生命奉獻給中國民主事業的“敢死隊員”的存在，導致軍隊在近乎十余天的時間裡無法有效地執行戒嚴命令，這應該說是孔險峰們和廣大市民所創造的奇蹟。但是讓險峰和廣大學生市民都沒有想到的是，獨裁者實施鎮壓的意志決絕，於是在公元1989年的6月3日夜晚和6月4清晨，在北京發生了慘絕人寰的血腥一幕……孔險峰，也因為當局的血腥鎮壓而變成了一個堅定的“反革命分子”……

常青：六四大屠殺發生的時候，你在做什麼？

險峰：說來奇怪，六四大屠殺的時候我剛好錯過了，我在6月2號便回到唐山去了。因為從5月20號當局發布戒嚴令到6月初的這十來天時間裡，軍隊都被成功的阻止在城外，大部分學生都想到軍隊可能不會進城了，我也是這樣想的，因此大家從思想上都鬆懈下來了，放鬆了警惕。而且當時的自己已經很疲憊，廣場上所發生的許多事情也讓人很困惑，比如說有三個湖南人往毛像上投擲雞蛋，卻被糾察隊員扭送公安局了，我就覺得很不理解，為什麼要把他們扭送公安，他們不是反獨裁嗎，我們不是爭民主嗎？爭民主的怎麼把反獨裁的送交官府了呢，我覺得這讓人很困惑。由於這種思想上的困惑、鬆懈加上身心兩方面的極度疲憊，我於6月2號離開北京回唐山了，但也就在我回唐山的日子裡，最血腥的大屠殺卻開始了！

常青：你是什麼時間知道北京發生了鎮壓？又是怎樣反應的？

險峰：我回唐山後在家呆了兩天，6月4號晚上乘火車回到北京，在火車上我聽說了北京所發生的事情，當時心裡很急，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於是帶著一種焦灼的心情從北京站下車後直奔崇文門。沿途還聽到此起彼伏的槍聲，回到崇文門後看到原來每天聚集的人群早已被沖散，還剩下十來個人，其中有原來的敢死隊員。聽他們說，軍隊開槍了，死了很多人，我看到崇文門附近我們原來設為路障的多輛公共汽車已經被燒毀，有的還在燃燒，有的在冒煙，地面上有很明顯的血跡，一灘一灘的，防護欄被沖得七扭八咧的。於是我又帶著兩個人想前往天安門廣場了解情況。可走到東單、東長安街一看，發現整個大街的水泥路面已經（被坦克）掀成浮土，地面上還有一些燃燒瓶、石礫、磚頭一類的東西，被燒毀的公共汽車到處都是。巷子裡面還有一些人在觀望，大規模的抵抗已經過去。而通往天安門廣場的街面已經被軍隊控制，廣場那邊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同時有槍聲不斷劃過夜空，氣氛恐怖。

常青：在此情況下，你當時準備怎麼辦？

險峰：大家都心情沉重、壓抑、悲憤滿腔，又不敢貿然行事，只好折回崇文門，去到社科院宿舍樓樓頂，當時樓頂已經聚集了很多人在觀望——只見大街上出現了一支大約上百人的部隊分三個方陣向廣場方向前進，只見他們身著迷彩，頭戴鋼盔，端著上了刺刀的槍，步伐整齊地向前走著，看起來和希特勒的黨衛軍差不多。這時我們對面樓房裡的人們開始喊口號，“打到李鵬！”“不許鎮壓學生！”等等，結果，下面帶隊的軍官一聲令下，一百多人的部隊齊刷刷地斜端著槍開始向對面樓上射擊，“劈裡啪啦！”“劈裡啪啦！”響了好一陣子，樓上靜默了一會兒，又開始響起宏偉的《國際歌》歌聲……

常青：你當時注意到有人受傷沒有？

險峰：有，附近有一所同仁醫院，我沒有進去查看，但醫院門口停放著許多擔架。

常青：請你談談6月5號的情況。

險峰：6月4號晚我就住在社科院地下室，6月5號一大早我便趕回學校。但當時的學校已經沒有多少人，留下來的人都也人心惶惶，大多同學也都開始收拾行裝準備回家。我當時想，不能回家，北京既然已經發生嚴重流血事件，那就要將這個情況帶出去，讓外界了解真相，鼓動更多的人來聲援北京。於是我簡單的收拾了一下行李，便和在崇文門結識的一個叫“王**”的工人敢死隊員一塊乘火車去天津了，這個工人後來被判了七年，但多年來一直為能夠聯繫上。

常青：你去天津開展了一些什麼活動？

險峰：當時就兩個想法：其一是向外界宣傳北京屠殺真相；其二是鼓動，鼓動更多的人起來聲援北京。天津是計劃中的第一站，然後準備南下濟南、上海，甚至前往西安、成都。 6月5號晚上到達天津，便去了天津大學，第二天上午在南開大學附近的一個立交橋上向在此集會的數千市民做了宣傳和鼓動，號召天津人民起來聲援北京，抗議政府的屠殺行為，並帶領大家呼喊口號，口號中有“打到李鵬！”“打到共產黨！”的內容，結果被便衣警察盯上，當天晚上在天津西站被四五個便衣逮捕。

常青：他們逮捕你的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險峰：過來四五個便衣到跟前，其中一個人對我說：“走，跟我們走一趟！”便把我們帶走了，簡單登記後即將我送往一個看守所關押，6月9號又將我轉移到天津監獄關押，到6月14號便將我們在天津被逮捕的幾個人轉往北京的秦城監獄。

常青：我是6月13號被關進秦城監獄的，我關在六號監室，你關在幾號？

險峰：我被關在14號。我進去的時候號子裡還沒有人，後來又陸陸續續地關進去七個人，他們分別是：

王立剛，首鋼工人，17歲。
潘 強，山東大學學生。
劉 儉，廊坊師專學生。
方克，人民大學博士生，和江棋生是同學。
陶永儀，社科院經濟學博士。
哈斯，內蒙古師範大學學生，外高聯負責人之一。
賈愛民，北師大高聯秘書長。

這些人在半年之內也都陸陸續續的被放出去了，到89年11月號子還剩下哈斯、賈愛民和我三個人時，把我們又給轉了新號子，但時間不長，那兩個也被釋放了，到90年春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常青：對於秦城監獄你還有哪些記憶深刻的事情？

險峰：還記得七月中旬的那個油腔滑調的頭頭在走廊裡給我們訓話，還記得有一天全部囚徒齊聲高唱《國際歌》，還記得那個“豬大夫”很壞，不管誰生病了都是給兩片什麼去痛片、阿司匹林什麼的；尤其是12月底從廣播裡聽到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被槍​​斃了的​​時候，心裡感到很振奮——這件事對管教幹部的影響也很大，因為從那以後，他們對我們的態度明顯要比以前要好得多。

常青：你關押的時間比較長，當時關於個人人生方面的思考有哪些？

險峰：當時的我感到很絕望，我想我可能會被拉出去槍斃，也可能會就這樣關押一輩子，因而反而懶得去思考，雲裡霧里糊里糊塗地往前過吧。

常青：他們當時主要審查你哪些問題？

險峰：兩個方面，一個是六四期間的活動，另一個是都和哪些人聯絡。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只承認我一個，和別人沒關係。關於六四期間的活動問題，我承認我演講了，我承認我在演講中號召“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打倒反動政府”的事實，並願意為此承擔責任。

常青：能否談談起訴和宣判的情況？

險峰：我是91年春節前由北京市檢察院發的起訴，當時官方給我指定了兩名律師，一個叫彭剛，還有一個忘了，非常噁心，律師對我說什麼：家里人好著呢，你要在這裡好好反思，認清形勢，前途還會有的等等，非常噁心。過完春節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便開始審判，我是第一批審判的。當天把我和我的同案、張銘、王有才一塊拉往法庭，法庭只走了一下形式，前後審理總共不到兩小時就結束了。尤其是法庭辯論非常糟糕，律師表現極為惡劣。幾乎不讓我說話。我回到號子後將這個情況講給大家聽，弄得群情激憤。其結果是到第二天審理鄭旭光時，鄭旭光當庭辭掉律師，開了歷史先河。

常青：鄭旭光為什麼要辭掉律師？

險峰：因為律師開始辯護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鄭旭光在學校上學時表現一向良好，並非頑劣”，鄭旭光一聽炸了，說給我辯護怎麼還用“頑劣”這個概念呀，不能接受，當庭要求辭退律師，搞得律師、法官、公訴人都很愕然。鄭旭光給自己做了無罪辯護，而且鄭旭光在法庭上的自我辯護非常有力，表現非常好。由於鄭旭光的影響，後來的人如張前進、姚軍嶺都辭掉律師，都給自己做了無罪辯護。

常青：什麼時候宣判的？

險峰：91年3月24日。

常青：單獨宣判還是集體宣判？

險峰：20多人集體宣判。

常青：你判了幾年？

險峰：三年。

常青：什麼罪名？

險峰：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常青：定罪的主要根據是什麼？

險峰：就是我6月6號在天津所作的演講，因為我在演講中曾帶領大家喊口號“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打倒反動政府”、“打倒共產黨”，結果讓便衣逮住了。

常青：上訴了嗎？

險峰：上訴了，但高院裁定“維持原判”。

獄內的罷考和絕食鬥爭—— 錚錚鐵骨孔險峰

孔險峰因為在戒嚴後組織敢死隊，特別是由於六四大屠殺後外跑到天津向數千集會群眾演講，要求天津人民起來抗議北京屠殺，並呼口號要求“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乃至於“打倒共產黨”，最終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所謂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在剩餘刑期只剩下一年多時間的情況下，當局竟然把他轉往東北凌源監獄，使他生命歷程上迎來了至為黑暗的一段受迫害時期！

常青：你是什麼時間從秦城監獄轉往東北監獄的？

險峰：91年4月當北京高院維持中院的判決裁定書下發後，由於劉剛、張銘還有我老家都是東北人，當局就把我們三個人從秦城監獄轉監到東北執行。當時劉剛判刑最長，6年；張銘判刑3年。當局把我們三個人先從北京拉到瀋陽第一監獄，會合了從長春監獄轉過來的唐元雋、冷萬寶、李維、梁立維、安福興（均因六四而被判刑，其中一汽職工唐元雋被當局重判徒刑20年）等人，最後在91年4月10號將我們一車政治犯送往遼寧省的凌源監獄凌源勞改二支隊。

常青：我看過劉剛前不久寫出來的一篇回憶性文章，裡面談到凌源監獄的干部非常惡，使你們吃了不少苦頭，能不能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險峰：凌源監獄確實有不少很惡的干部管教，尤其是兩個姓楊的干部十分惡劣，他們對北京的六四屠殺是拍手稱快的，是十足的黨棍，他們除了自己直接下手對我們進行毆打、電擊、虐待外，還攛掇教唆牢頭獄霸及監督我們的普通刑事犯人對我們進行毆打迫害。比如說，4月10號傍晚剛把我們轉到凌源監獄，一下車，其中一個乾部（後來知道他姓楊）就拿著電警棍直擊瘦弱的李維，我們齊聲抗議，打人的干部卻說“老實點，看我們怎麼收拾你們，好戲還在後面！”還把冷萬寶、梁立維等人踹了幾腳！

接著下來便是所謂的“入監學習”，將我們政治犯都集中關在一個大號子，這些政治犯裡除了學生、工人外，還有一個教師、一個乞丐，他們都是支持學生，反對鎮壓的。

常青：請談一下91年4月29日罷考的事。

險峰：監獄讓我們學習了一段時間以後，便進行考試，但我們提前已經商量好了，不參加考試，拒絕答卷。臨考試時，我們全部政治犯集體罷考，監獄當局惱羞成怒，在考試快結束時監獄領導帶領好多幹部及牢頭獄霸來到考試現場，他們帶著警犬、揮舞著警棍、一副殺氣騰騰的樣子，只見他們三人一組分別走到每一個政治犯的座位前，問“答不答卷？”當得到對方“不答”的回答時，他們便像一群瘋狗一樣撲過來開始毆打，包括腳踹、拳擊、警棍擊打，進行非人折磨後，開始區別處理，將劉剛單獨關了小號，由於大家齊心，死不認錯，監獄又讓我們參加勞動，糊火柴盒。但大家又繼續團結起來，抗拒勞動。當局沒辦法，只好不讓我們勞動，繼續讓我們進行所謂的“學習”。

常青：後來11月的絕食鬥爭是怎麼回事？

險峰：由於管教幹部唆使其他刑事犯人給我們找茬、穿小鞋，想盡辦​​法侮辱我們、虐待我們，我們覺得忍無可忍，於是到91年11月15日，我們又開始集體絕食抗議。當天上午姓楊的管教大隊長進監舍來勸我們吃飯，大家沒人理他，劉剛則乾脆背著手與他開展針鋒相對的辯論。到下午監舍裡來了大批武警和刑事犯，他們將每位政治犯都戴上背銬拖出去毒打、審訊，當天晚上又將幾個主要人物包括劉剛、張銘、我、唐元雋、安福興等人關進地下室小號，三四個乾部加五六個犯人對我們每一個人進行審訊、毆打，我被帶著背銬，打倒地上無數次，幾個人摁住我們，其他人則輪番對我進行踐踏、電擊、棍打，真可謂是受盡了折磨。

那天晚上他們把我打了個半死不活，但我還是堅持不吃，第二天、第三天，他們繼續對我進行折磨，我仍然堅持不吃，他們便開始給我插胃管灌漿，把人弄得生不如死，只好開始恢復進食。

常青：你的牙齒是不是就是在裡面受折磨的結果？ （交談過程中我注意到他的牙齒掉了很多）

險峰：是的，獄警下手非常殘忍，他們不光用拳頭擊打我，而且還用電警棍擊打我的腮幫和耳根，記得絕食當天他們用電警棍將我的頭部和耳根處打得鮮血直流，我的槽牙被他們打得嚴重鬆動，腮幫處腫脹了半年，直到出獄還是腫脹的，吃飯都是將窩頭用開水泡軟後吞服的。因為吃不成飯，他們又讓獄醫給看，結果這些鬆動的牙齒便被獄內牙醫直接一個一個地敲掉了……他們還用電警棍擊打我的前胸、後背、腰部、腹部，黒捅、黑戳、黑打，我估計我後來的腎病就是在監獄受虐待而種下的禍根。因為我後來出獄不到半個月，突然有一天晚上跑了十幾趟廁所，腎病就此而生……

常青：這次絕食鬥爭有沒有收穫？

險峰：應該有，因為後來基本平靜了，除了讓張銘脫光衣服在小號裡凍了一宿外，再沒有對我們採取過其他虐待。而且十分奇怪的是我們絕食抗爭的事情在絕食當天就被外電報導了，我到現在也不清楚是怎麼報導出去的，我猜想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劉剛的弟弟在絕食當天就將消息發了出去。再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別的獄警的良心發現，將這事給捅出去了！由於外電的關注，聽說也由於大赦國際的關注，最後我們的服刑環境有所緩和。後來他們把我又單獨關押了幾個月，但92年春便發生了鄧小平南巡講話的事情，風向又一次發生重大變化，加上我又快出獄了，他們就把我從嚴管號給釋放了。不過，劉剛繼續單獨關押小號，一直不讓回隊。

常青：你是什麼時間出獄的？

險峰：92年6月8號。出獄前那個特別惡毒的楊姓管教還找我威脅說：“這裡面的規矩你也知道，別看你現在要出去了，但你的家還在遼寧，你要是不安分，我們還會隨時把你抓回來，無產階級專政機器是隨時隨地準備'伺候'你們的！”

草根維權+精英奮鬥=中國的民主事業——二十年後的反思和期望

常青：回過頭來，89年的民主運動和三年艱苦的牢獄生活對你個人的人生有哪些影響？

險峰：影響有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讓我認識到在中國，政治距離每一個人都很近。我原來是一個對政治並不十分關心的人，上大學後，只是想到將來怎樣做一個“紅色商人”，但學潮的爆發以及六四大屠殺讓我意識到——你可以冷淡政治，但政治可能很關心你，它和我們每個國家公民的關係都很近。同時它也使我對現行政治看得更透，思想上更堅定，極權體制是靠不住的，對它不要抱任何希望，必須打破。一些圈內人士要求當局對“六四”進行平反，這等於是讓罪犯為受害者恢復名譽，哪有這樣的邏輯，想都不要想。

其次，我走的不是政治家的路子，象劉剛、唐元雋等人可能走的是政治家的路子，但我不是，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可能更喜歡哈維爾，做一個真實的人、一個有尊嚴的人，但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三，在經濟上的影響就更大了，你知道我原來是對外經貿大學的學生，學的又是外貿專業，如果我不參與89年的事情的話，紅色商人的路子一定是很不錯的。但現在我連治病的能力都沒有。

第四，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身體垮了，我過去的身體是非常棒的，但幾年牢獄的折磨使我現在落下了一身的疾病。但我沒有仇恨，我不會因為自己曾經遭遇的​​那些苦難便會產生仇恨，我不會。我唯一​​感到痛心的是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因為六四鎮壓而出現了夭折、出現了停滯，這讓我十分​​地痛心。

常青：你92年出獄以來感到很鬱悶、很憂心的事情是什麼？

險峰：社會的犬儒化，這最讓人揪心，就是說大家對於大屠殺、大鎮壓後的社會現實給予默認了、接受了，就像當年的德國猶太人接受了德國法西斯的現實一樣，這很可怕。如果當權的向北朝鮮看齊，再利用一下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左的東西，那麼中國走向法西斯化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尤其中國現在強調什麼民族復興、強調什麼和平崛起，同時強調所謂國家利益、集體主義，這實際上在把中國引向一個非常危險的方向，因為極權、集權總是和集體主義相聯繫的，集體主義的極致便是極權和法西斯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對中國的民主自​​由事業是不太樂觀的，不過我們還得努力。

常青：你對教育問題好像很感興趣，你認為中國的教育領域存在什麼問題？

險峰：從教育角度講，九十年代以來，出現了一個令人非常痛心的大倒退，大學校園的學生被洗腦非常嚴重，校園裡的思想禁錮更為嚴格。表面上看好像有些自由思想的空間，但事實上，好多人對共產黨的信任、對現行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更加推崇，用經濟學家張五常的話來說就是——現行製度是有史以來最好的製度！很多所謂的精英人士、既得利益者甚至溫飽小民都在說現行體制的好話，都在叨叨什麼要維持現狀，維護所謂的“社會穩定”。但他們沒有意識到如果政治不解放、社會不自由的話，鎮壓的大棒及思想的禁錮會隨時落下來。經過六四大屠殺，當局已經徹底撕破了溫情的假面，對異端的鎮壓已經成了慣性常態，沒有了道德禁錮，專制的魔力被徹底“解放”了。具體到執行層面，專制機器更加完備，手段更加惡毒，警察政治更加有恃無恐，凌源勞改二支隊楊大隊長之流反倒更有市場了。

常青：根據你這麼多年的觀察和思考，你認為應該採取一些什麼方式來更好地推進中國的民主變革事業？

險峰：關於這個問題說來複雜，根據我的觀察，有幾條道路已經被堵死：其一，所謂經濟決定政治的路子是不對的，原來認為只要經濟自由化了，政治自由化就會自動到來，但現在看來這個判斷是錯誤的。

其次，精英改制的路子也是行不通的，期望共產黨內出一個戈爾巴喬夫，我認為很不現實。而且知識精英階層離廣大的底層民眾也越來越遠。

其三，宗教復興的路子在中國社會層面的價值顯而易見，人民信仰心中的上帝比依靠腐敗的政府對中國人更為可靠，雖任重道遠，但前途光明；在政治層面的影響，不要抱太多奢望，畢竟中國的文化政治傳統不同於東歐諸國。希求依靠宗教力量來改變中國政治現實的可能性有些渺茫。

尤其糟糕的是，經過這麼多年的禁錮，中國的普通百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對大一統的政府與強權的依賴，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始終無法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這種依附關係不打破，極權的根基就不會動搖，全社會的“犬儒化”就不會​​改變。因此營造便於公民意識成長的公民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便是精英階層當前的首要歷史使命。只有每個公民都站起來為自己負責，不放棄哪怕最簡單的權利，並且有尊嚴的活著，中國才有希望。

不過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03年以來，草根維權運動正蓬勃開展，民間力量正借助於互聯網的發展而不斷地衝擊著著現政權的統治邊界，這是一個好事。而從精英層面講，2008年底自由主義知識界推出了影響廣泛的《零八憲章》，為中國社會的前進方向提供了一個宏觀框架和總體思路，如果精英奮鬥和草根維權能夠產生有效的結合的話，中國的民主事業還是很有希望的。

2009.1.6.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1/1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