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常青：駁李澤厚論“改良”

李澤厚說：“今天我講告別革命是為了慢慢改良，現在革命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我認為他恰恰沒有看清中國的國情，恰恰沒有弄清改良的主動權掌握在執政當局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民間手上。他基於錯誤的經驗認知一味地倡導改良，斷然地否定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一切革命，這對於他所尋求的“現代化”來說只能起到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作用。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與中國民主轉型”徵文


李澤厚因為看到法國大革命的某些弊病，因為看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亂象，也因為看到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武裝割據局面所付出的高昂社會成本，他便一腳將“革命”踢進了垃圾堆，主張“告別革命”，“告別辛亥革命”。他從自己的主體性實踐哲學出發，強調經濟發展的決定性意義，他在《告別辛亥革命》一文中說：“直到現在我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經濟基礎是最重要的，經濟是前提。”並提出自己的“社會發展四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

我認為李澤厚的“社會發展四順序”論是既經不起理性論證、也經不起歷史實踐的檢驗的。從理性層面講，國家和政府存在的最高目的應該是為了保障個人自由與社會正義，為了實現這樣的目的，民主是必須的前提。什麼是民主，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但少數人的基本人權必須得到法治與憲政框架下的製度保護。有了民主不一定實現社會正義，但沒有民主絕對實現不了社會正義——因為沒有民主就沒有個人尊嚴，一個國家的人民連基本的個體尊嚴都沒有，又談何社會正義。中國古代也有所謂“包公”一類的“官老爺”明察秋毫，為民做主、為民除害，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種正義，但“大老爺”是怎樣產生的，能否公平辦案，以及相關責任追究機制——所有這些處於社會大多數的“民”是無法參與、也不許參與的。沒有參與就沒有主體性，就沒有尊嚴，因此這個社會也就缺乏實現正義的必須前提。而且，從邏輯上講，經濟發展也不是個人自由、社會正義與政治民主的前提。

歷史的經驗事實是——在一個政治民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裡，大多情況下，經濟與社會都會得到更加良好的發展。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發達的國家都是民主自由國家的現實就是證明。而最發達的美、英、法等國並不是在經濟高度發展後才實現民主轉型的，相反，民主、自由、法治、憲政得以確立後，這些國家才真正進入了經濟良性發展期（儘管也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而且國家層面的經濟發展和繁榮並不必然帶來政治民主和社會正義，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日本，現在的中國，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總量都很高，但無論彼時的德國、日本，還是現在的中國都沒有成為民主國家，由此可見，無論從邏輯關係還是歷史實踐上講，李澤厚的社會發展四順序論都是大謬不然的。

李澤厚還說：“今天我講告別革命是為了能夠慢慢改良，現在革命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關鍵就是怎樣推動執政者進一步改革。”李先生作為一個改良主義者，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確實有著突出的地位。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裡就“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思想啟蒙運動，無論反封建“吃人”文化、宣揚社會契約論和天賦人權論，也無論德先生、賽先生的飄洋過海，甚至白話文的鼓吹都有助於人的覺醒和個體解放。但是由於日本侵略和列強的環伺，中國人首先面臨的是國家救亡問題，這導致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放棄爭自由、爭人權、爭個性解放的思想啟蒙運動，而轉向轟轟烈烈的民族救亡和民族革命當中——也即“救亡壓倒了啟蒙”。但革命救亡問題解決後，毛澤東時代所發生的專制獨裁、個人崇拜等等說明中國需要續接一場新時代的思想啟蒙運動。

儘管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理論在1990年代受到李慎之等部分學界人士的批評，但我一直認為李的這個理論分析還是很有道理的，也比較符合歷史的實際。而且現實的看，中國的八十年代確是一個改革與思想解放的年代，不僅知識界、文化界的主流人士在進行啟蒙與改革的鼓吹，而且執政黨也順應時勢，確實在大張旗鼓的推進從農村到城市的經濟改革運動，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有關“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正式提上議事日程。正因為1980年代的思想界與執政當局基本實現了良性互動，完成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認為自己“功莫大焉”的李澤厚才會在後來進一步強化自己的“改良”與啟蒙結論，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知識界、文化界乃至於整個的民間只需要以“筆的自由”鼓吹“政治改良”、“推動執政者進一步改革”就行了。

但是，李澤厚在這裡犯了一個顯而易見的錯誤，他錯把八十年代的中國改革看作自己乃至於思想文化界的功勞了——這是一種完全的錯誤，至少是一種嚴重的偏見。八十年代之所以發生偉大的改革實踐，根本原因不在於知識界的改革鼓吹，而在於執政黨內部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專制後，一部分有經濟實用主義頭腦的黨內大佬通過宮廷政變的方式走上了前台，為了鞏固自己的執政基礎，在文化革命中因“路線”和權力之爭而遭受打擊的核心大佬鄧小平通過助手胡耀邦等人發起真理標準大討論，並通過組織“平反”途徑將一大批受過迫害的黨員幹部及中高級知識分子納入自己的干部系統和話語系統，由此才引發了對文化大革命的整體反思，並進而延伸到對封建傳統的批判和對民主、自由乃至於人權方面的思想啟蒙。

這也就是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體制改良運動並不是學界民間主導的，學界民間只是起了積極回應與推波助瀾的作用，起主導作用的是執政黨核心官僚隊伍（包括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改革開放”的決定性口號是執政當局自己喊出來的，“改革開放”的事業（包括聯產承包、建設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等等）也是執政當局自身推進的，並不是民間學界大力鼓吹的結果。試設想，如果76年10月6日中南海政變失敗，葉劍英、鄧小平等人被關進監獄，極左派完全掌權，或者毛澤東到100歲才死（1993年），還會有李澤厚們所念念不忘的八十年代嗎？

其實，古今中外，改革的主導權都掌握在執政當局手上。尤其是在非民主自由體制下，所有的改革，無論成功還是不成功，都必須由統治集團的核心官僚說了算，都必須有當權派的重度參與或主導。從中國古代情況看，無論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還是張居正改革，不僅主持改革的商鞅、王安石、張居正等人都身居萬人之上，手握相宰大權，而且他們的改革動作都是在最高老闆秦孝公、宋神宗等人的支持下才得以完成（注：張居正改革時，明穆宗剛死，萬曆皇帝即位，年僅10歲，張居正升內閣首輔，終於得以“任法獨斷，操持一切”）。

現代的情況也一樣。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台灣改革也是在執政黨及其領袖人物的直接作用下展開的，國民黨核心領袖兼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認為：“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他說“我知道自己是獨裁者，但我會以專製手段來結束專制制度。”1986年10月10日，蔣經國發表“國慶”講話，表示要對歷史、對10億同胞、對全體華人有個交待。隨後很快廢除“戒嚴法”，開放黨禁、報禁，實現了“以專製手段來結束專制制度”的承諾——近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憲政制度終於在華人社會完成了最成功的試驗。

蘇聯的改革則是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完全主導下完成的。戈爾巴喬夫85年上台不久就提出了“改革與新思維”的理論，在國際外交上放棄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對抗思維，強調“核時代”的和平共處，強調“人類共同利益高於一切”。更重要的是，在內政問題上，戈爾巴喬夫看到了蘇式官僚社會主義的巨大弊病，認為傳統的蘇式社會主義是沒有民主人道可言的，所以他強調蘇聯必須改革，建設“民主、人道的社會主義”，並從“公開性”、“透明度”出發，給社會輿論鬆綁。最後終於成就蘇聯乃至整個東歐的和平轉型。

如果非民主國家的核心當權者反對改革，或者反對某方面、某領域的改革，既就是有次一級的官僚想推進某方面的改革，也是寸步難行的。就拿當代中國來說，溫家寶身為執政黨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總理，從權位上講和古代的商鞅、王安石等人差不多，溫本人若干年來也竭力鼓吹“民主、自由”普世價值，鼓吹政治體制改革，無奈他終歸只是“二老闆”，在執政黨官僚系統的動員能力不是足夠的強，尤其是得不到受“毛澤東思想”浸淫的“大老闆”的支持，結果，溫公喊爛了嗓子也於事無補，反而被嚴重邊緣化，並被部分民間人士扣上了“中國影帝”的“二尺五”，改革之難可見一斑。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大幕遲遲難以拉開，甚至有人認為中國改革早在2008年就已“死亡”，不是因為學界、民間不呼籲改革，相反，若干年來，公共知識分子竭力鼓呼改革，但見效甚微，甚至執政當局在“維穩”旗幟下，不斷倒退，究其根本原因正在於“改革（改良）主導權”掌握在執政當局的核心官僚手中，這些核心官僚不想改，縱然中央政府總理配合民間千呼萬喚也是無濟於事的。

但在民主自由體制下，因為國家核心官僚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體制內的分權制衡，體制外的輿論監督，對執政官僚具有強大的製約作用，一旦民間輿論就某項改革形成強大民意基礎，執政系統就必須向民意的方向前進，否則，無論是執政官還是執政黨都將面臨選票危機，因此，在民主自由體制下，民間的改良訴求才會對執政當局達成經常性的良性互動，這也是近代民主自由國家的工人運動大多追隨伯恩斯坦•考茨基而“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主要原因。

寫到這裡，本文的結論已經很明確了，那就是改良（改革）的主導權始終掌握在執政當局手中。在民主自由體制下，執政者鑑於選票制約，對於強大的民間改良輿論能夠從善如流， 社會與國家能夠消解各種矛盾腫瘤，並取得各方面的發展與進步。但在具有中國特色的非民主自由體制下，是否改革完全取決於執政當局的自身利益考量和良心自覺，如果執政者缺乏良心發現，如果他們自身掠奪的天量國家社會財富因為變革有可能丟失，而廣大人民又沒有和平有效的選票制裁權，在此情況下，民間再強大的改革呼聲也是在“對牛彈琴”。

因此，當李澤厚說：“今天我講告別革命是為了慢慢改良，現在革命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時，我認為他恰恰沒有看清中國的國情，恰恰沒有弄清改良的主動權掌握在執政當局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民間手上，既就是1980年代的改革也是官方在主導，而不是民間，但他基於錯誤的經驗認知一味地倡導改良，斷然地否定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一切革命，這對於他所尋求的“現代化”來說只能起到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作用。

那麼，中國的改革到底還有沒有希望，和平轉型能否完成，李澤厚所關心的“怎麼樣推動執政者改革”的問題又該如何解決，我認為答案不在民間的“改良”呼籲，而在於民間的“革命”壓迫——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對此展開分析。

2012年1月10日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2/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