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學說進行了前述的解析和清理後，我認為不僅“烏有之鄉”的鄉民們該清醒了，不僅“要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鐘教授們該偃旗息鼓了，更重要的是，執掌中國國家大權的政治寡頭們也該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
紀念《零八憲章》發布一周年徵文
前不久，筆者在網上閒逛時，看到一篇原北京大學教授鐘哲明批判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的文章，經過網上“偵查”，我發現鐘教授對普世價值的抵觸由來已久，早在1991年，當鐘教授還在香港大學做訪問學者時就先後在《文匯報》和《大公報》上發表多篇文章攻擊普世價值並因此得到北京當局的特別重視。在他從香港回北大不久，北大黨委就授意他負責籌建一所“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學院——這便是北京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學院的名字是鍾教授取的），為什麼取名“馬克思主義學院”呢？鐘教授解釋說“不論今後怎樣發展，我們總是馬克思主義，也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當今各國黨的指導思想，說法有所不同。但只要是共產黨，就得信奉馬克思主義，這是國際公認的提法……我們要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在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成立十五週年時，鐘教授還專門寫了一篇題目為《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來抵制普世價值，來捍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
聯繫到當代中國社會還有相當一批人迷信馬克思主義理論（如“烏有之鄉”的鄉民們），聯想到執政黨的寡頭們還在各種場合高聲大唱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尤其是聯想到在中國憲法裡仍然有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的規定，這使我意識到中國的民主化事業依然會遇到強度不小的思想阻力。為了喚醒冥頑不化的鐘教授們，為了促進“烏有之鄉”的鄉民們幡然覺悟，為了促進執政黨的改弦更張，我認為有必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一番清理，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學說進行一番清理，以此為普世價值開路，為《零八憲章》開路，為《零八憲章》所指導的中國民主憲政運動開路！
在我看來馬克思國家社會學說的誤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五種社會形態問題；階級鬥爭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一，第五種社會形態問題
馬克思從他的唯物史觀出發，將人類社會已有的進程和未來的進程總共劃分為眾所周知的五個階段，認為人類各群體都要從原始社會依次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其中奴、封、資三種社會形態都是以私有製為基礎、以階級壓迫和階級對抗為鮮明特徵的，而人類的開始和未來都是以公有製為基礎、以人類的平等互愛為特徵的——區別在於人類的原始階段物質產品高度匱乏，而最高階段則實現了社會財富的高度豐裕而已。馬克思以他的祖先——希伯萊人先知摩西般的口吻向人類宣示了他的第五種社會形態——共產主義社會的種種美麗圖景：全民所有製；人人都佔有生產資料，因而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產品極大豐裕，豐裕到什麼程度呢？馬克思回答說——能夠按需分配。同時，人們的道德心靈世界也完全洋溢著美與真、善與愛的人性光輝，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都能達到至聖至公的境界。此外，由於財產公有且能夠各取所需因而犯罪也沒有了，相應地階級、軍隊、警察、監獄乃至家庭、國家本身也都消失了，於是全世界就變成了一個全人類的天堂—— “自由人的聯合體”了。
馬克思關於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的確是無限美妙的，但這個“美妙”的學說卻存在著如下幾個“不妙”的甚至是致命的誤區：
其一，前提的錯誤。
馬克思從他的歷史決定論出發，認為社會化的大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製之間構成了不可調合的矛盾，但由於生產力的革命性，由於生產的社會化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因而這種矛盾衝突的結果必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包括所有製、分配、人群關係等要素）必須給生產力的發展讓路，其具體表現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也不能容納生產力繼續發展的國家即資本主義最發達國家首先爆發社會主義革命，這種革命除了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外，還在於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因受壓迫和剝削因而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也是不可調合的，其結果無產階級因其先進性和革命性必然對資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並最終戰勝資產階級從而進入到生產資料全民所有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
但資本主義私有製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並不是不可調合的，相反由於私有製符合人性中關於財富的積累和追求，由於私有製能夠很好地調動人們從事物質生產和財富創造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而在自由化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對生產力的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繁榮實際上起著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同時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和資本家有矛盾和利益衝突，但這種衝突並非你死我活、不可調合的，在民主憲政條件下，雙方可以通過工會談判、遊行、示威、罷工或解僱等形式解決分歧；更重要的問題還在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產者和資產者的地位也不是永遠不變的，有產者、資本家、業主有可能因為經營決策失誤而破產從而降入無產者群體當中，而無產者勞動工人（無論白領、藍領）也可以通過勤勞、節儉和智慧開辦出自己的公司並上升為成功的有產者——在資本主義經濟史上這不是什麼新聞或奇蹟。而且二戰後，自由經濟國家還普遍採用凱恩斯經濟理論、股份制和社會福利的形式有效地解決了資本主義起始階段在經濟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因而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得到了更快更好的發展，所以從資本主義私有製及相關的階級鬥爭理論出發是無法推導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
其二，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產品的極大豐裕是不會實現的。
馬克思以為消滅了私有製，推翻了資產階級統治，實行全民所有製，人民成為社會經濟主人和政治主人後，一定會表現出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推動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並造成社會產品的極大豐裕。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實踐無一例外地證明了公有製在具體操作中實際上是一種無主經濟類型，它除了為共產主義黨政官僚提供腐敗專制的經濟資源外，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因為缺乏現實的利益刺激而造成廣大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普遍降低或消失，並因此導致社會經濟的長期蕭條、國家的終極性衰落和廣大人民的普遍貧窮（蘇聯、中國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公有製經濟發展的歷史均可證明）。所以馬克思所設想的建立在公有製基礎上的共產主義物質天堂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其三，按需分配更是一個美麗的白日夢。
這是因為在公有製條件下不僅難以實現社會產品的極大豐裕，而且假定能夠實現這種豐裕，也難以實行按需分配。馬克思在這裡犯了人性方面的錯誤，他過高地估計了人性的進化，過多地賦予了人性中有關真、善、美的內涵。俗話說“天高不為高，人心比天高”，得寸進尺、得隴望蜀這些民間口頭語恰當地概括了無論作為個體的人類還是群體的人類其慾望都是沒有終點、沒有止境的。一個人有了自行車他還想有汽車，有了汽車他還想有飛機，有了飛機呢他還想擁有宇宙飛船等等等等，如果每個人都有這種欲求的話，“按需分配”又怎麼能夠實現。而話又說回來，只要是一個思維正常的人誰又會沒有這種浮土德式的慾求呢？
如果鐘教授們反駁說到共產主義社會人們有著非常高尚的、見利互讓的思想道德境界，因而不會出現慾海難填的情況，這種反駁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諾言而已，要知道互相禮讓（如孔融讓梨）並不是真的不想要，而是想要卻又不好意思——說穿了還是社會產品滿足不了人們生存、發展和享受的需要，因而怎麼去“按需分配”呢？
其四，至於馬克思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由於私有製消滅了，剝削、壓迫不存在了，同時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產品極大豐裕，因而各種各樣的犯罪行為也不會存在了，於是警察、軍隊、國家、監獄等也就自然消失了。由於前述一、二、三點的證偽這裡就不再批駁了。我在這裡只想指出的一點就是人類在“人性”方面的進化歷史表明——幾萬年或幾千年以來人性幾乎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伴隨著人性深處美、真、善、愛內涵前進的永遠都是醜、假、惡、恨，只是在不同的教育環境，生活環境和社會生活規則（如法律和道德）的導引或束縛下不同的人表現出質和量的不一，但永遠不會有隻保留真、善、美、愛的“單性”人類（無論個體還是群體）的出現——就如各國共產黨人一方面從口頭上宣稱自己是最大公無私的人類精英但另一方面卻有大量的共產黨人在做著損國利已、損民利已和損人利已的勾當一樣（如當今中國的普遍腐敗）——因而馬克思的幻想性結論只能當作茶餘飯後的笑談，而永遠不能能去做“認真”的努力和實踐，否則不僅無益，反而禍害人類了。
總之，馬克思的第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不僅沒有科學依據，而且在實踐上也是行不通的，就如柏拉圖的“理想國”、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以及孔夫子的“大同社會”、康有為的“太平世界”一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形態只是反映了人類富於幻想、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意志和願望。但由於它在實踐上的行不通，或者因為它一旦實行起來對於人類會造成巨大的危害，因而我認為歷史陳舊館是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最好歸宿。
二，階級鬥爭理論的誤區
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是根據他的唯物史觀作出的。馬克思從經濟決定論出發，認為人們的社會經濟狀況決定了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因而他將三個私有製社會形態中的人類根據是否佔有生產資料、佔有的多少籠統地劃分為兩大相互對立的階級，即奴隸社會的奴隸主階級——奴隸階級、封建社會中的地主階級——農民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種類型的階級在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上是根本對立的，其中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憑藉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使他們不僅在經濟上對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形成殘酷的榨取和剝削，而且還在政治上對之進行凶殘的壓迫和奴役。而這必然激起受剝削受壓迫和受奴役階級的反抗。這種不可調合的階級鬥爭將成為推動階級社會向前發展的直接動力，其結果奴隸階級對奴隸主階級的反抗導致了奴隸社會被封建社會所取代，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的反抗又導致了封建社會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取代，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又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的滅亡，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並進而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沒有階級壓迫、沒有階級鬥爭甚至連階級本身也不存在的共產主義大同社會。
通過對歷史的學習和初步考察，我認為馬克思的上述階級鬥爭理論至少存在以下幾個問題（誤區）：
第一，我認為在各個歷史階段，在各個國家和地區裡最根本的社會矛盾衝突並不是階級間的對抗與鬥爭，而是人民大眾與國家、政府或執政者之間的矛盾衝突。這種矛盾衝突在專制國家（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表現為以帝王將相或黨政官僚為代表的貴族特權集團與勞動大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由於獨裁專制的國家政治體制因而從根本上講它是對抗性的，是難以調合的，這種對抗性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激發起人民大眾的暴力反抗，從而造成舊的專制政權的滅亡。而反抗隊伍中的強者又會建立一個新的專制政權，如此反复，直到人民中的覺悟者意識到這種專制政權的循環往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時，他們便會轉換思維角度而開始嘗試一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其結果便是近現代民主國家的誕生。
在近現代民主國家，人民大眾和政府間的矛盾仍然是最主要的社會矛盾。只不過這種矛盾可以隨時通過國家和社會的民主自由體制加以溝通和解決，矛盾不會長期積壓，因而從根本上講這種矛盾是非對抗性的。譬如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一直是由這一對抗性的矛盾主導完成的。而近現代歐美民主國家如英、法、美等國由於其國家政權是在近現代民主自由理論指導下建構起來的，人民對於政府這樣或者那樣的不滿可以及時地通過立法、司法、輿論批評、談判協商、遊行示威、彈劾罷免以及稅收、社會福利等多種和平而又合法的途徑來解決，整個社會不會出現長期的矛盾積累，因而這些國家自確立民主自由的立國原則後幾乎沒有發生過大的暴力革命。而且在民主自由原則指導下國家愈加富強、人民愈加幸福、社會愈加繁榮（但人民和政府間的矛盾還會存在）。但是馬克思卻把私有製社會的階級衝突都說成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再說奴隸反抗奴隸主階級的鬥爭事實上是反抗那種不合理、不人道的國家政權（政府），這種反抗除了奴隸自身的參予外，還有大量的自由民、平民，甚至奴隸主貴族本身也會參加到其中去，並有可能扮演主導角色。同理馬克思所說的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鬥爭事實上也是人民大眾反抗封建專制政權的鬥爭，這種反抗並不是某一特定行業或身份的人的鬥爭，它是由人民大眾的共同利益所造成的。正因此，我認為貫徹人類社會始終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和國家政權（政府）的矛盾。這就如同美國民主思想家托馬斯•潘思在《常識》中談到政府的消極方面時說的那樣“既就是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區別在於這種矛盾（即人民大眾和政府的矛盾）在專制國家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而在民主自由國家則是非對抗性的——人民和政府間的任何具體矛盾都是可以通過和平合法手段得到合理解決和消融的。
第二，近現代歐美民主自由國家（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國家）內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關係並非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是一種對抗性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關係。我認為他們之間是一種相互依賴、相互鬥爭又會相互轉化的關係。之所以是“相互依賴”的關係是因為有產階級開辦公司需要一定量的勞動者也就是自由僱工的存在，否則公司難以營運下去，而無產者勞工群體首先要解決衣、食、住、行等溫飽問題，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是靠提供各種勞務（腦力或體力）來維持生計，而有產者群體則恰恰通過開辦公司而提供了謀生機會，因而彼此之間是相互依賴的；二者之間之所以又是一種“相互鬥爭”關係是因為他們之間有利益衝突，雇主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利潤總是會設法壓低工人工資，而勞動工人為了改善生存發展條件也會設法促使漲薪，這就必須會產生矛盾衝突。但這種矛盾衝突在民主自由體制下又會通過協商、談判、辭職、解僱或有組織的罷工、遊行示威等和平合法方式得到及時解決，還會通過國家立法、社會福利、政府財經政策來進行協調和規範。因而這種衝突鬥爭最終還會回到互利合作的位置上來，因而這兩個“階級”間的鬥爭不會是一種根本對抗關係。之所以說有產者雇主群體和無產者勞工群體之間還有一種相互轉化的關係，是因為雇主資本家有可能因為決策失誤經營不善而破產，從而淪落到無產者僱工階層中去，而無產者也可以通過就業勞動掌握專門技術，並通過勤奮、節儉、智慧和毅力在某個時間開辦出自己的公司並發財致富而上升為有產者“資本家”階層。尤其是自由化的市場經濟為這種轉化提供了可靠的體制環境。所以資本家也不一定是永遠的有產者富豪，而勞動僱工也不一定是永遠的無產者窮人，他們之間也存在一種相互轉化的關係。
至於馬克思從政治角度分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抗性矛盾鬥爭我認為更是不能成立的。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憑藉自己的經濟地位而控制了國家政權，從而對無產階級形成了壓迫和統治，因而必然導致無產階級不可妥協的反抗鬥爭。但事實上在自由民主國家，不僅有產階級可以通過自己的方式影響國家的內政、外交，勞工階級也可以通過組織自己的工會、政黨或參加公職競選（如議員、總統、州長等等）而對國家政治產生同樣的影響。如恩格斯還健在時，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即德國共產黨）就利用合法競選而成為德國國會裡的最大黨（也正因此伯恩斯坦才提出了“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主張），英國的工黨直到現在也是英國最主要的政黨之一，並在麥克唐納和梅傑時期數度當政。而美國的勞聯一產聯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影響著美國的外交和內政。至於以個人或政黨提名的方式參加公職競選而獲成功的例子更是舉不勝舉，如不僅出身富豪家族的老小羅斯福、肯尼迪及老小布什等人能夠當選合眾國總統，而且出身貧寒的林肯、尼克松、奧巴馬等人也同樣能夠通過艱苦奮鬥而入主白宮。因此，說歐美民主國家是資產階級專政國家，是富人的天下，不僅於理不通，而且於事不符，自然馬克思從政治角度所進行的階級鬥爭理論分析也是不成立的。
第三，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爭最終結果的分析結論也是錯誤的。
馬克思認為，由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因而他們的鬥爭也必將是你死我活的。而由於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鬥爭性、組織性最強，而且由於資本主義私有製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這兩個階級鬥爭的結果必然是無產階級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並建立起本階級的專政。但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是最能促進生產發展和社會經濟繁榮的；又分析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矛盾並非對抗性的，還分析過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依賴、相互鬥爭又相互轉化的關係，並論述了在民主自由體制下，無論是有產者還是無產者都可以通過人民的選票而影響國家的內政和外交。因而在這種民主自由國家根本不會爆發劇烈對抗性的“革命”，自然這些國家的勞資衝突也不會導致馬克思所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出現。而從世界歷史的近現代演化進程來看，我的這個結論也是成立的。
第四，我認為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的社會政治學說灌輸給人們的是一種仇恨哲學。這種仇恨哲學對於推翻專制的國家和政府來說能起到一種革命宣傳鼓動的作用。但問題在於在利用這種學說推翻了舊的專制國家和政府後往往建立的是新的專制國家和專制政府，而無論是哪一種專制國家和專制政府，它都會給人民造成新的剝削、壓迫和奴役。中國、蘇聯及諸多持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其結果人民並沒有成為真正的經濟主人、政治主人和國家社會主人，因而也就難以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幸福。問題還在於這種仇恨哲學不僅不利於在人的心中培置真、善、美及博愛、和平、人道主義的思想根基，還會對民主、自由、平等思想造成巨大的傷害。因而我認為階級鬥爭理論無論從邏輯上講還是從實踐上講只會導致專制政權的往復更迭，而不會給人民帶來真正的解放、幸福、自由、和平。所以我認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與他的共產主義理論一樣最好還是掃到歷史垃圾堆上去！
三，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誤區
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國家政治學說的核心內容。馬克思從他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理論出發，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私有製不僅使資產階級從經濟上對無產階級形成剝削，而且從政治上對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形成了壓迫和專政，因而兩大階級間的對立和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而鬥爭的結果必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出現，而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無產階級利用國家機器發展生產力、消滅各種差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那麼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究竟應該怎樣具體地去發展經濟、組織國家政權呢？馬克思的答案是這樣的：
在經濟上實行公有製和計劃經濟，認為這樣既可以做到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又可以免除剝削，還可以促進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在政治上，馬克思從民主是帶有階級性的錯誤結論出發——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對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來說是毫無民主可言的，至於競選政治、分權制衡更是騙人的花衣，不僅浪費錢財，而且互相爭論、互相扯皮降低了工作辦事效率。因而他根據所謂的“巴黎公社經驗”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階段應實行議行合一的無產階級集權制（即不是分權制衡，而是立法、行政兩種職能一體化，即議即決、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集中統一使用），認為無產階級及其先進組織共產黨最大公無私、最具先進性和革命性因而對於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民主。並且由於這種政治民主有公有製的經濟基礎和無產階級政權作保證，因而馬克思才認為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人民大眾才第一次擁有了真正的民主，第一次真正地成為國家與社會的主人。至於具體的政權組織形式在巴黎公社時期是議行合一制，在後來的蘇聯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蘇維埃制，而在中國則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但無論叫什麼名字，無論變幻什麼花樣，這些政權的代表人物都把自己的政權說成是天底下最能為人民謀福利的、最民主的政權。
我認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存在以下幾點誤區：
第一，用“階級性”的有色眼鏡去觀察近代民主理論和實踐肯定會造成一種想當然的錯誤。
階級分析的方法是馬克思及其弟子列寧等共產黨人普遍使用的一種國家政治解析法。馬克思認為在階級社會（也就是他的私有製社會）民主總是帶有階級性的，並且總是佔統治地位的階級享有民主，而對於被統治階級來說只有壓迫和專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產階級享有民主，而無產階級勞動大眾則不會擁有民主，也就是說不會存在全體公民擁有同樣標準的民主權利，這當然是錯誤的。近代民主理論用社會契約論、人民主權論、天賦人權論等批駁了君權神授論、朕即國家論，論述了政府和國家的權威來自於人民的授意，人民組織政府的唯一目的是為了促使政府利用各種公共資源更好地保障人權並為人民謀福利。而為了保證政府忠實於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一些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如盧梭、孟德斯鳩、華盛頓、杰弗遜等在近代政治實踐中便確立和發展了一整套的民主程序和製度措施如分權制衡、競選監督、彈劾罷免、輿論批評等——通過這一系列可操作性的製度立法和建樹，不僅有產者擁有了民主權利，而且無產者也擁有了同樣的民主權利，都可以通過公平合法的程序、通過人民選票的支持而管理國家和社會，這在前面多有論述，這裡就不再多論了。
第二，馬克思沒有客觀全面地看待人性的陷阱，因而錯誤地估計了無產階級、共產黨及其領袖人物的先進性。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等一系列著作中認為無產階級不僅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而且是大公無私的階級，而共產黨作為先進的無產階級中的先進人物組成的政黨自然是最先進、最能奉獻和犧牲、最大公無私、最能為人民服務的先進集體了。由這樣一個不會為自己謀私利的政黨去領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事業自然是再合適不過了。
在這裡，馬克思顯然錯誤地估計了人性的陷阱，他認為建立在私有製基礎上的一切統治階級的本性都是惡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則完全相反——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會表現出完全的善和大公無私。其實這種看法既不客觀也不公正。前面我曾說過：人類作為生物群體中的一類和其它生物體類一樣都帶有先天性的趨利避害性。只是由於受後天教育、生活環境、制度環境和道德修養的影響，每個人會表現出不同的趨利避害程度，因而無論在哪個社會形態、無論在哪個層次的群體當中都會有程度不同的“好人”“壞人”及不好不壞的“常人”。 “好人”之所以“好”是因為他的道德修養高，在趨利避害過程中更多的想到的是他人及公眾的利益，因而在行為實踐中能夠表現出大公無私、多公少私甚至能夠損私肥公，這需要一種非常高尚的道德境界，非一般常人所能企及。而“壞人”之所以“壞”，是因為受各種環境因素的影響，在趨利避害過程中，更多的想到的是如何為自己謀取更多的利益，而且是不擇手段損害他人或公眾的利益來肥壯自己的企圖。在製度約束較差的情況下，人類的這種“趨利”天性將會使相當一部分的“好人”和“常人”向這類“壞人”轉變。而“常人”之所以是“常人”是因為這類人的道德修養不那麼高，但也不那麼低，而且出於對行為風險的考慮，因而在“趨利避害”的過程中恪守自己的“本分”，也就是說追求正當的合法利益，避免做損公肥私、損人利已的事情。無論是哪個社會形態中，這類“常人”都屬於人口中的多數。在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後就會解釋為什麼在封建王朝專制時代也會出現一些為百姓所擁愛的帝王將相（如范仲淹身為宰相就提出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會解釋為什麼在資本家群體中也會出現大辦社會福利事業和公益事業的現象，就會解釋為什麼各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道德楷模；同樣也會解釋各個時代和各個國家的腐敗現象和犯罪現象。
問題在於一個國家和社會應該怎樣盡可能多地減少或降低“壞人”的生存率，從而使“好人”和“常人”有一個安寧、和平、自由、幸福的生存環境呢——對於這個問題，人類是以“法”治的形式來解決的。只不過在專制國家採用“王法”來處理，這種“王法”對於普通民眾確實具有一定的約束力，對於“十惡不赦”類的“壞人壞事”也能起到一定懲戒作用，但這種“王法”對於以帝王將相為代表的官僚貴族階層的腐惡問題卻是無能為力的，各級官僚會利用“王法”的這種先天性缺陷而肆無忌憚地剝削、壓迫和奴役人民，其結果必將是人民的鐵血反抗或“光榮革命”。但在近現代民主國家，則是用“民法”取代“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即通過人民大眾自己的立法、憑藉民主自由的社會政治體製作保證來約束懲戒各種“壞人壞事”，並從制度、體制及實踐上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我認為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的批判是既不科學也不公平的。
同時，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表揚和肯定也同樣犯了絕對化的錯誤。勞動工人作為人類群體中的一部分也同樣具有“趨利避害”的生物屬性，每個勞動工人作為人也有這樣或者那樣的人性弱點，其中道德修養高、自律性強的確能像鐵人王進喜那樣大公無私地犧牲和奉獻，但道德修養低、自律性差的人也會墮落為罪犯，大多數勞動者在“趨利避害”過程中還是願意做一個恪守本分、謀求正當合法權益的正常人。尤為關鍵的是如果制度、體制、法律等剛性約束跟不上的話，工人群體中的先進者、正常人也會轉化到自己的對立面中去。同時，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既就是在其創業階段具有先進性、公而忘私性，卻不能保證它始終如一地具有這樣高尚的品質。因為根據馬克思理論，多黨競爭、分權制衡的西方民主政治是虛偽的，因而在無產階級專政階段共產黨便成為唯一的不容爭論的領導黨和執政黨，在不受實際監督制約的情況下，不管說得多麼好聽，這樣一個處於絕對支配地位的領導黨將會很快墮落成為一個腐敗的侵犯人民利益的政黨。這就如在專制時代一個清明的開國皇帝也會因為自己擁有至高無上的政治大權而很快地大殺異已、大搞冤獄、大行腐化墮落之能事一樣。一個壟斷政權、難以監督和製約的政黨也會這樣走向人民的對立面，更何況共產黨執行的是所謂“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就拿中國共產黨來說，雖然名義上規定了“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完全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那一套。其結果所謂黨內民主生活會在具體操作中被各級、各部門黨的領袖人物的獨裁專制所取代，自然對黨的最高領袖人物的迷信、崇拜活動也會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表現出來（如斯大林、金日成等人曾被其黨內徒子徒孫肉麻地吹捧為“父親”，在中國，共黨首腦人物、實權人物也會被眾奴僕說成是什麼“導師”、“舵手”、 “核心”），而該黨的最高領袖人物又不是通過真正的民主程序競選產生，在此情況下無論是當政的共產黨還是該黨的高級首腦人物都會有一種難以監督和製約的絕對權力，這種絕對權力的擁有者就如同專制時代的帝王一樣，自然會因素質不同而給國家、社會和人民造成這樣或者那樣的苦痛和災難（如專制、腐敗）這已經為各共產黨國家的不幸歷史實踐所證明，因而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對共產黨及其領袖人物所做出的結論都是不對的。
第三，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階段民主制度的設想也是完全錯誤的。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如分權制衡、議會政治、競選制度（個人或黨派）、彈劾罷免等都是虛偽的。認為分權制衡造成相互扯皮、議會政治爭吵不休、效率低下，競選制度不論誰當選都代表有錢人的利益等，而彈劾罷免制度不過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富人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等。因而馬克思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只可能是打倒分權、代之以集權，打倒公平競選制度、代之以共產黨及其實權人物的絕對領導（因馬克思認為共產黨是絕對先進、絕對正確的、是絕對為工人階級及勞動大眾的利益而存在的），以為這樣不僅能提高效率、而且能夠體現真正的民主、能夠有效地“預防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從人民公僕蛻變為人民的主人”。在這方面，馬克思就比洛克、孟德斯鳩以及後來的阿克頓、羅素等人差得遠了。如阿克頓勳爵就曾敏銳地指出：“權力造成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同為英國大哲的伯特蘭•羅素也斷言：“權力意味著腐敗，不受監督和製約的權力將不受監督和製約的腐敗”。而洛克、孟德斯鳩等人正是看到了專制帝王絕對權力的可怕性，因而才最早提出了三權分立、以權力製約權力的政治理論，它雖然從表面上看好像有可能降低工作效率（馬克思認為三權分立、政黨政治會互相扯皮和推諉、因而會降低國家機關辦事效率，因而主張議行合一，由共產黨說了算，從而提高行政效率），但事實上分權制衡、議會、政黨就某項具體國策進行“爭吵”論證是為了保證決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而一旦確立了某項國策，則能夠順利貫徹執行，因而從長遠講，分權制衡、議會政治更能提高工作效率。
但在共產黨一黨集權制度下，重大國策勿須爭論、論證很快就能執行下去，然而由於缺乏平權制衡力量，難以保證決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因而一旦錯誤的國策被執行就會給整個國家和民族帶來重大損失。如中共的反右、社教、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鎮壓民主運動的決策全部是錯誤的，卻全部被執行，結果給中華民族、給中國的現代化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因而從根本上講，這種缺乏平權制約的獨黨決策才會降低、甚至大大降低國家機關的工作效率，這還不計共產黨黨政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工作作風對工作效率的影響問題。而分權制衡、議會政治表面上看好像紛爭不休，但經實踐證明卻能夠有效防止絕對集權的專制主義災難。同時由於近代民主自由國家沒有哪個政黨處於法定的絕對領導地位，各個黨派都是平等的，各黨派要想取得執政權必須通過人民的選票——而人民的眼睛總是雪亮的，通過比較鑑別，很容易選擇出能夠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執政，而一旦這個黨在任期內不能實現承諾、或者有其它違法亂紀、對不起公眾的事，那麼在下一輪競選中就會被趕到在野的位置，而在野黨及社會輿論都會密切注視執政黨在台上的一舉一動，在競選過程中都會想方設法尋找對方的弱點、缺點進行攻擊，因而雙方都會盡可能約束自己的黨和黨的成員少出問題，以免造成眾矢所攻的口實。可見這種民主制度只會造成一種有利於民眾的良性互動機制（正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但馬克思卻從自己的一廂情願出發，一口認定無產階級政黨是最先進、最大公無私的，根本沒有考慮到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袖人物因為缺少體制和製度的有效制約，必然造成專制、獨裁、腐敗、蛻化等問題——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於無論這個黨如何專制、腐敗，無論它給人民造成多大的利益傷害，人民卻無法用合法手段對之進行淘汰，反之人民稍有不滿招來的卻是國家機器（如特務、軍隊、警察等）的鎮壓。後來各共產黨國家的歷史實踐也充分證明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制度不僅難以從實際上維護人民的利益，不僅難以從實際上保證人民的主人地位，反而會在更大程度上造成共產黨政權及其官僚貴族對人民進行嚴重的剝削、壓迫和奴役。而這種剝削、壓迫和奴役在民主自由國家是絕對難以長期發生的。
至於馬克思所說的競選過程中浪費人力、物力、財力的問題也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這種花費無論對於參選人員、參選政黨或人民大眾來說都是一種必要的“成本”投資，如果大多數選民都投資買某一個候選人或某一個政黨的定期服務，說明這個人或這個政黨有較大可能提供人民所需要的服務（如振興經濟、發展教育、操辦公共事業等等），當然民眾在買到這個“商品”後在定期使用過程中若發現其有“質量”問題（如嚴重腐敗、治國無術等）也可以中途“退貨”（如彈劾罷免），如果質量問題不太嚴重，就將就使用到期、過期作廢（不再選其連任）行了。而參選政黨和個人為了獲得榮譽、地位、施展才華和抱負的機會以及體面良好的生活工作條件當然也需要包括一定財力在內的投資，而為了防止名譽和地位的喪失，一旦當選也會在任期內盡可能好地維護自身“商品”的“質量”問題。因此，馬克思的所有批評和指責都是站不住腳的，他所開出的民主藥方不僅在理論上是有缺陷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行不通的。
第四，在共產黨專政國家裡，人民在政治上喪失了公平公正的上升發展機會。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大概是每位父親和母親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時都會經常運用的民間格言。的確，追求幸福、追求發展和成功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為近現代人類文明做光榮奠基的《獨立宣言》開篇就說：“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渡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種幸福不僅包括經濟地位的改善，而且包括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改善和上升。在自由民主國家（如英、美、法、德），每個人——既就是平民的孩子也完全可以通過奮鬥而成為經濟領域的比爾•蓋茨和政治領域的奧巴馬。但在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實質上是共產黨專制國家——注“專政”和“專制”在英文裡是同一個單詞dictator，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專制”，而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無產階級專制”被共產黨及其領袖人物的專制、獨裁所取代），由於共產黨的絕對集權，由於沒有可操作性的體制和製度上的製約，因而使馬克思眼中的“先進”政黨會很快蛻化墮落成為一個專制腐敗的政客集團。而共產黨腐敗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不能藉助公開、公正、公平的途徑而選拔出真正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人才。共產黨官場是一個通過血緣親友關係以及利益交換（權、錢、色等）關係編織而成的一個龐大的、無處不在的官僚特權體系。一個人要進入這個體系大概需要三種渠道：
第一種渠道是這個人和掌握用人、掌握晉升樞紐的人存在比較良好的血緣親友關係，俗話說“朝中有人好作官”，有了這樣的親友作靠山，也就有了比較容易攀升的官梯，如各層各級廣泛存在的“太子黨”想像。
第二種渠道是這個人有比較雄厚的財源，通過各種方式去買通實權人物作靠山，這樣也會混上去，在共產黨官場，買官賣官現像是非常普遍的，根本不需要舉例子來說明。
第三種渠道是在你沒有任何背景和金錢鋪路的情況下，你只要善於察言觀色、善於溜鬚拍馬、善於投領導所好、善於為領導提供這樣或者那樣的“特殊服務”你也有可能獲取政治晉升的機會，如著名的湖南女貪官蔣艷萍就是靠充分“開發”自己的姿色而從倉庫管理員位置爬到廳局級幹部的位置上的。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一個人也會憑藉真才實學而躍居官場某個寶座，但在實際上，這個人要么會被充滿腐敗氣息的共產黨官場所同化俘虜而淪為一個新的無視人民痛癢的官僚，要么這個人在這個權力寶座上呆不了多長時間就會被群醜們“邊緣化”或乾脆排擠掉——假如這個人還想保持自己的純潔品質的話）。
如果一個人不具備上述三方面主觀條件或客觀條件，要想在共產主義官場獲得發展和晉升就太困難了。尤其當你對共產主義不感興趣，當你不願加入共產黨這個組織時，那就更為困難了。而一旦這個人通過上述三種渠道爬上某個重要職位時，在很大程度上又會反過來變本加厲的對自己的手下追隨者進行索取。這樣整個國家和社會就會在無形中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的用人機制，整個國家和社會都將被大大小小的主子和形形色色的奴才所充斥（所謂主子對下是主子，對上則是奴才；所謂奴才對上是奴才，對下則又是面目猙獰的主子），而正直的、真正有益於國、有用於民的人才不僅很難晉升到他應該擁有的那個位置上去，而且常常會被埋沒和扼殺。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充分地發掘利用本國人才的話又怎麼能夠指望這個國家和社會走向發達和繁榮、走向興旺和富強呢？這一點大概是馬克思在進行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的藍圖設計時所沒有想到的吧！
在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學說進行了前述的解析和清理後，我認為不僅“烏有之鄉”的鄉民們該清醒了，不僅“要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鐘教授們該偃旗息鼓了，更重要的是，執掌中國國家大權的政治寡頭們也該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果斷的將共產主義烏托邦理論、將階級鬥爭理論、將無產階級專政專政理論——一句話，將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清除到歷史垃圾堆上去，果斷地為中華民族數万萬同胞高高揚起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的大旗，團結朝野上下、國內國外的一切民主力量，迅速啟動以《零八憲章》為主要內容的政體改革，為中華民族開闢出驕傲於炎黃老祖的光榮篇章！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12/2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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