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先生在九十年代可以說是中國民運界的一面旗幟，我曾經在他的身邊做過事，受到過他老人家的很多教導，我對這位老人很敬重，對於他的去世我感到很悲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林老的未竟事業繼續做好、做成！
屈指算來，林牧先生去世兩週年了。
兩年前，當林老不幸去世時，我還在監獄中服刑，當去看望我的親友告訴我這個不幸的消息時，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因為據我所知，林老雖然年近八十，但身體一直是比較健康的，我還等著出獄後繼續聆聽老人的教誨呢，卻怎麼說走就走了呢？而且還是在我仍然穿著一身囚衣的時候。但無論內心是多麼的痛苦、多麼地不願意，事實是林老不僅走了，而且是永遠地走了……
我與林牧先生的初次見面是在1997年的5月2日。
在那之前，我只是從收音機裡聽到過老人的聲音。 1997年5月1日，我從漢中前往西安拜訪友人，適逢鄭旭光、張鑑康等人都不在。 5月2日，楊海把我帶到林老家中——林老的家很樸素，既沒有裝修，也沒有任何新家具，簡直想不到一個曾經為中共副部級幹部的家庭會如此清貧。當老人知道我曾因積極參與89學潮而被關進秦城監獄時對我說了一些鼓勵的話，希望我們這些曾經接受過八九民主洗禮的年輕人能夠擔負起對於這個國家的責任，說中國的民主道路雖然風風雨雨、坎坷不平，但希望我們能夠充滿毅力、堅定信心。並談到自己早在四十年代中後期還在上高中時就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學潮，後曾一度加入民盟，47年奔赴延安後便追隨共產黨鬧革命了。六十年代初任陝西省委辦公廳副秘書長時因支持胡耀邦在陝西的局部改革而受到整肅，文化革命時期更是長期遭受下放乃至於入獄勞改的劫難。文革結束後，曾先後出任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科技干部局局長、中共西北大學黨委書記。在八九學潮中，前往北京公開支持學生反官倒、反腐敗、爭民主的運動。結果在所謂的“治理整頓”時期遭到當局毫不留情地整肅，被解除一切公職……當林老談到自己過去所經歷的諸多不公正待遇時，沒有半點怨言，他認為任何一項偉大的事業都必須要有犧牲和付出，沒有犧牲和付出是根本不會有成功的。最後老人在我拿出的筆記本上用鋼筆提下了四個字“曙光在前”（此筆記本後來被漢中市國家安全局抄走）。
因為是初次見面，老人的這次約莫兩個小時的談話給我印像很深。老人的奮鬥和犧牲不僅使我對之充滿由衷的敬意，而且使我心靈大地的理想之樹獲得了新的雨露和養分，我相信老人的話，相信中國的民主事業“曙光在前”，並決定沿著老人所指示的方向奮勇前行。
我再次見到林老時，已是四年後的2001年春天。
1998年元月，我因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南鄭縣第十三屆人民代表的競選被漢中地方當局逮捕並被判刑三年，2001年2月底我在漢中監獄刑滿釋放後被漢中警方趕回原籍。為謀生，只好帶著一無所有到西安打工，很自然我二度拜見了林老。林老對我競選人民代表的行為給予了充分肯定，說競選事件是98組黨事件發生之前的一個重大人權事件，不但引起了國內外民運界的普遍關注，而且也引起了包括美國國務院乃至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關注。希望我要堅定信心，更加勇敢地走向未來（後來我了解到在我因競選而被漢中地方當局逮捕後，林老十分關心並曾領銜帶領138名國內持不同政見者呼籲有關方面釋放我）。與此同時，林老對我的生活問題也很關心，不僅拿出自己的稿費安撫我的生活，而且多方託人安置我的工作；還要求我不要放鬆學習，要努力在理論上提高自己，並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及亨廷頓的《第三波》兩書推薦給我閱讀（我因在獄中已閱讀過《第三波》，便只取了《通向奴役之路》）。
因為是在西安打工，我就經常利用晚上或週末去老人家串門。老人興趣廣泛，性格開朗，思維敏捷，視野廣闊，人生閱歷及文化積澱都很深，因此，我們之間談論的話題也很廣泛，如中國的民主前途、89六四高層決策內幕、海內外民運界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國內知識界自由主義的覺醒、民族主義高漲的危險性、假左派們的禍害、傳統文化與新儒家問題、台灣問題、三種勢力（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問題以及三農問題、腐敗問題、教育醫療問題等等——對於所有這些問題，老人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與老人的談話不僅使我開闊了視野、了解了一些我此前所無法了解的東西，尤其重要的是在許多問題上對我思維的啟迪。譬如說，對海內外民運界老人就使用了一種批判的眼光來對待的，對於某些人身上存在的問題老人也會嚴肅地指出來。而老人所指出的許多民運圈內客觀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現像也使我調整了自己的慣性思維，使我覺得不僅應該對執政黨充滿警惕性，也應該對民運圈、對“自己人”充滿同樣的警惕性。弱點、缺點不僅“敵方”身上存在，“自己人”甚至“自己”如果不注意自身的修養，也同樣會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曹操當年“唯才是舉”的政策絕不適用於民主人士的選拔和培養，為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的朋友們和同志們必須經得起個人修養與品行方面的考驗。
由於種種原因，從2001年下半年開始，我在林老的指導下開始勉力承擔一些民運活動的組織性工作（這裡的“組織”是無形的，因為林老等人反對在西安組黨，主要是負責海內外的一些聯絡工作並開展相關民主活動，努力維護民運界的團結並就重大問題和事件用同一種聲音說話）。我很快便與海內外的朋友們建立起一些必要的聯繫，並開始重點考慮中國公民運動問題。 2001年8月我起草了《中國公民運動宣言》草案，並著手相關活動細節，林老要我去一趟雲、貴、川、渝，就有關問題與西南友人做一討論，只是由於我突然生病住院，只好擱淺。
2002年，在林老指導下，我還具體組織過幾次後來成為我所謂“罪證”的全國性公開呼籲活動。
首先是營救楊建利先生的活動。
2002年4月，美國“21世紀基金會”負責人、《議報》社社長楊建利先生為了回國開展民主活動，冒險闖關被大陸警方逮捕，此事引起極大國際反響。林老認為楊先生闖關回國意義重大，在許多國內人士紛紛出國尋求自由的情況下，楊先生卻反其道而行之——冒險回國以求中國民主大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終於被捕。林老認為國內同志必須竭力營救，我也持同樣看法。於是我便起草了一份要求當局釋放楊先生的公開信，經林老修改後，通過電話，、電子郵件徵集了全國170位民主人士的簽名，再發給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由該組織主席劉青先生對外發布——儘管我們的呼籲並沒有能夠阻止當局對楊建利先生的判刑，但林牧先生的殷切救人之心卻是藍天可鑑、一以貫之的。
鑑於中共十六大將在2002年秋天召開，這不僅是執政黨的“大事”，也是關係全國人民的“大事”，因此，我當時向林老提出在十六大召開之前，國內人士應該發一封公開信向執政黨提出我們的基本要求和建議。我同時建議由林老來領銜做此事。但林老說自己早在2002年春就對外界聲明不再參加集體性活動（主要是他的老友李慎之先生給他提的建議），現在再參加是不合適的，並對我說：“你們不要總依靠老人，我們不要像共產黨那樣，名義上在前台退了，實際上卻在幕後操縱，我們不搞這一套，我們可以提些意見和建議，但活動怎樣開展，要由你們自己決定。”見勸說不動，我只好暫時放棄，開始與友人籌劃相關事宜。我先是請成都的歐陽懿先生起草了一份初稿，歐陽先生起草後電傳過來，林老看了後覺得不太合適——主要是文學意味太強了些，而致中共十六大的信文應該是一份比較嚴肅的政治性文件。於是推倒重來，由我重新起草了一份公開信，對於中共在經濟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但同時認為政改滯後而導致種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的存在，因而要求執政黨進行民主化改革，並具體提出重新評價六四、恢復趙紫陽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逐步過渡全民選舉等六大建議。草稿完成後，又請在西安的其他朋友修改，最後由林老定稿再通過電子郵件及電話、傳真發往外省市徵詢意見，最後於十月中旬統稿。
與此同時，我總覺得這樣一份公開信需要像林老這樣有國際影響力的人來牽頭，我又去勸說林老來帶這個頭。我說我們所尋求的這個民主事業還在非常艱難的奮鬥時期，不應過分計較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的職責劃分，更無法和共產黨的那一套相比。我覺得現在應該是團結整合一切力量去為民主目標而奮鬥，而不是去顧忌“老年人阻擋或乾預年輕人”的事，我們現在還遠不到這一步，還談不上這個問題——林老也覺得我說得有道理，但是他還是堅持說他已經答應李慎之“不再參與年輕人的事情”；我說“您雖然答應了，但這不是什麼太大的原則性的事情，再說為了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民主事業違背一次私人之間的承諾又有何不可呢？”林老說他一個老人不合適，我便提議能否請鮑彤先生一塊做此事——我說：“您和胡耀邦共過事，而鮑老又和趙紫陽共過事，你們兩位老人若能夠出面做此事，這份公開信的分量和意義就會大不一樣了。”（我知道兩位老人平時有電話往來，2002年6月3日晚上，兩位老人通電話時，談著談著竟然對著話筒哭起來了……那是什麼樣的淚水啊！）林老思考良久，最後說如果鮑老也參與，他就再“破例一次”，我說“您可以和鮑老聯繫呀！”，林老說他直接和鮑老聯繫不合適，我說我可以去一趟北京，林老思考了一會兒，說：“我給鮑老寫一封信，你帶過去試試，若行就行，若不行，就不要勉強。”於是林老便寫了這樣一封信——
鮑彤同志：
先向全家問好！
前幾年，我先後托北京和西安的中青年朋友帶信、帶書給你，均未衝破森嚴壁壘；我寫過一次掛號信，被你那裡的街道辦退回來，並註明“無此樓號”，我寫過一首打油詩，也無法寄給你：
無緣相見只神交，
咫尺天涯非路迢。
何日神州春意鬧，
吳山越水任逍遙。
趙常青君有事赴京，再請他帶一封信試試，只抱十分之一的希望。全國各地許多志士仁人早就希望你能帶領大家發表一個呼籲和建議。 16大前，大家又有此要求。我知道，你同績偉、李銳、慎之一樣，堅持不參加集體活動，但破一次例總是可以的吧！本來我在今年春初已經宣布不再參加集體活動，並已付諸實行，但如你能出山一次，我再附驥尾一次，下不為例。如果你仍然不參加集體活動，你我兩人合作一次，如何？
我寫了一封短信，僅供參考，你如參加，請你重新起草，怎麼寫我都讚同。
祝快樂！
林牧
2002.10.15.
於是我便帶著這樣一封信去了北京，儘管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兩位老人都未能夠參加這次“上書”中共十六大的活動，但林牧先生寫給鮑老的這封信卻深深地感動了我，故原文錄出，以志紀念。
2002年10月下旬我從北京回到西安後，林老要我馬上想辦法關心四川友人蒲勇的病情。蒲勇先生曾因支持八九學潮而被四川地方當局判刑十年，後身患胃癌，至2002年秋已進入晚期，林老鑑於這種情況，帶頭捐款給我，並要求把原來大家湊起來準備給他過75歲大壽的幾百元錢也捐出，要我將這筆錢匯給蒲先生，以供急需。我全力照辦，結果在林老生日那天，西安的友人們每人再湊了20元錢陪老人吃了一頓羊肉泡草草了事……
2002年11月4號，我忙玩了所有該忙的事（包括有關十六大的事情及蒲勇先生病逝的事），當天下午我去到林老家裡閒談，我說：“甘地當年在南非和印度開展過非暴力的自請入獄活動，這個活動社會效果很好，我們是不是在什麼時間也可以開展這種活動？”林老笑著說：“你要是能夠發動起這個活動的話，我一定帶頭參加。”我當時心裡十分感動，我說：“您都這麼大歲數了，還親身參加這種活動？”林老卻說了下面這幾句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話，他說： “歲數大又怎麼啦，你知道曹操《龜雖壽》這首詩的內容嗎？曹操說'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尚能如此，我為什麼就不能參加呢？”誰知道11月4日下午的這次面談竟成了我和林老之間的“最後一課”——我根本不用再搞什麼“自請入獄”活動，因為三天后的11月7日，我便被有關方面逮捕了……！
我不幸被捕後，林老以老邁之身，多方奔走相救（包括幫我請律師），但終未能阻止當局對我的打壓，2003年8月，我被宣判五年徒刑後第三次被送往監獄。
在我服刑期間，林老曾設法給我以生活的關照，如託人給我送些衣物，還將阿克頓的《自由與權力》、劉軍寧編寫的《民主與民主化》等書託人送我閱讀，以免我在獄內荒疏時間……
也是在監獄服刑的時候，多少次回想起從前，又多少次回憶起與老人的交往，更多少次幻想出獄後能繼續得到老人的指點和垂教，但是在2006年的10月15日，老人終於不辭而別，靜靜地走了——當我11月11日從來監獄看望我的親人口中得知這一噩耗時，我的心裡真是很痛很痛，很疼很疼……當晚回到監舍後，我飽含熱淚寫了這樣兩首小詩來寄託我那鋪天蓋地的哀思——
烏夜啼
哲人去了仙鄉，
何堪傷，
總憶當年垂教好時光。
憑鐵窗，
淚千行，
恩難忘，
卻痛只能素花掛心上。
北風歌
悼林老
北風蕭蕭兮渭水蒼蒼，
南山默默兮白雪茫茫，
哲人遠去兮天地鐘鼓，
鐵窗濺淚兮染我心房。
俯首追思兮草木含悲，
老驥伏櫪兮志在千里，
大旗飄飄兮乾坤浩蕩，
烈士暮年兮壯心不已。
長臥冷床兮遙望蒼天，
屈指算來兮相知九年，
九年師恩兮如山如海，
敢不奮起兮勇往直前。
是的，老人能為中國民主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們——這些尚活著的朋友們和同志們又有什麼理由苟且偷生、又有什麽理由不去為這一偉大的事業而作繼續的努力和奮鬥呢？ ！
至於我，去年11月27日早晨九點出獄後，我便帶著友人送我的鮮花直接前往林牧先生的墓前祭奠了。在當日面對大紀元記者辛菲女士的電話採訪時，我說過這樣兩段話——
“林老在九十年代可以說是中國民運界的一面旗幟，我曾經在他的身邊做過事，受到過他老人家的很多教導，我對這位老人很敬重，對於他的去世我感到很悲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林老的未竟事業繼續做好、做成！”
“其實不僅人民和國家需要民主，體制內的部分精英人士也都認識到了民主的重要性，我們現在就是要尋求如何從實踐層面把這個民主的共識推進到現實生活中去，這是所有有擔當的炎黃子孫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
是的，林牧先生所未竟的事業便是我（們）——應該繼續奮鬥的事業！
林牧先生所奮鬥的方向，便是我（們）——應該繼續前進的方向！
林老，安息吧！
2008年10月8日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10/1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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