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 杞：我友趙常青

（一）

記得在九二年底，我收到一封從陝西漢中寄來的信，翻看是一位陌生的八九年時期的學生叫趙常青寫來的，內容是他聽到其他朋友的介紹，說我也在參與和中國的黑暗專制進行抗爭，於是來信表示願進行相互交流。

我當時只是簡單地給他回了信，做了問候，因那時我正開始協助有關朋友做“人道幫助”方面的事情（即對八九年之後大批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給予幫助）、尋訪、送款、聯繫等等的事情十分多，我覺得自己沒有精力和時間與一個還不熟悉的人進行長篇論道。

但後​​來小趙堅持來信，談自己的思想，談對八九民運的反思，談我們民族今後的前途等。我是一個習慣於有信必復的人，雖然每次回信都簡簡單單，不過我們還是通過不停頓的信件交流，逐漸熟悉起來。

於是，我知道他在八九年時期是陝西師大歷史系的學生，滿腔熱情地投身民主運動，並進京參加了“外高聯”，當局血洗天安門廣場之後，他被抓進“秦城” 關了一年多；出來後，學校還好，沒有加重迫害他，照樣安排他畢業，分配在陝西漢中附近山里的某工廠的技校做教師工作。幾年來，小趙絲毫也不放棄自己的追求，和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聯繫，思考著如何改造中國的問題。

有次，他給我寄來一本書，名叫“革命尚未成功－－孫中山自述”，說是希望我也能好好地讀讀，他認為三民主義並沒有過時，在今後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中，還是有很大影響力的。我受到他的感染，也到單位的圖書館借了不少有關孫中山先生的書籍翻閱，並傳給其他朋友看。

小趙還來信，說是想考研究生，我給他寄去了有關的複習材料。

大約是九五年下半年，小趙來信中談到兩次考研未果的情況，說第一次成績優異，考的是北大，不想安全部門揪住他八九年時期的所謂問題不放，給北大施加壓力，不許北大錄取；第二次考南京大學，也過了分數線，仍是政審不通過。對此，小趙很苦惱，信中講原來自己打算能通過考研，到政治、文化的一些中心城市來，結識更多的朋友，一起關注中國政治時局的變化，為中國的變革做必要的準備， 如今自己的這一願望落空了。

我當時對此並未很好地安慰他，如今想起來很後悔，不過已是往事矣。

（二）

九六年下半年間，小趙來信，談到去了西安等地，和那裡的朋友們見個面， 進行了交流。他對此很興奮。但對於大家普遍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每個人只能在各自的位置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看法，很失望。他信中說，自己很是希望朋友們能衝破黑暗的禁錮，克服恐懼，來探討組織起來的問題。

我不贊成他的看法，並對此有擔心，因當時正是鄧小平最後的垂死時期，籠罩全國的政治黑暗相當嚴重，我忙去信闡述自己的意見，其中提到在民主抗爭過程中，因被打成組織遭受重大迫害的事例：一是民主牆後期，有許多人被扣上陰謀組織反革命集團，處以了重刑；二是九二年五月間，北京胡石根、康玉春等十六人， 被打成陰謀成立所謂反動組織，遭抓捕判刑，其中胡石根被判二十年之重，康為十七年，其餘五年以上不等。

我在信中強調，希望朋友們還是要走和平、理性、公開的道路，這是王丹在九三年初出獄後，通過實踐所積極倡導的。雖然王丹在九五年五月間再次遭當局逮捕，被扣上莫須有的陰謀顛覆政府罪，但我認為王丹所倡導的這一政治行為原則是正確的。

（三）

九七年二月，鄧小平死掉，然而當局並未放棄繼續維持獨裁專制的政治方針， 仍對國內持不同政見人士採取高壓政策。

八月底的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小趙電話，說他已到北京，現辦完事情，正準備回去。他說和我聯繫了好幾天才終於聯繫上。

我很激動，有朋自遠方來真是不亦樂乎，且又是多年通信而從未謀面的朋友，一定要見見。得知他是乘晚上十點多鐘的火車離京，我一看表，快七點了，問清他在人大招待所住，正好不遠，約好在人大門口見面，因未曾謀面過，他說他在那裡提著一個箱子。我二十分鐘跑到了那裡，當我們相互報出姓名時，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我們緊緊地握手。

我問他，吃飯了沒有，要不咱們找個地方邊吃邊聊？他說，吃過了。我決定送他，一起到火車站的候車室，邊等車邊聊。

我們乘車前往北京西站，途中我不時地回頭看看，有沒有“尾巴”。當時正是當局準備召開十五大期間，警察機關大肆對他們黑名單上的人進行所謂監控。我 家的門口也有幸被布上了暗哨。不過不知是他們鬆懈還是我眼拙，一路上沒有發現那令人討厭和可憎的“影子”。

到了西客站，我們找了一處僻靜又便於觀察的地方坐下來，買了點冷飲，邊喝邊聊起來。

小趙是一個個頭不高且清瘦的青年。雖然八九六四已過去八年了，他也到了而立之年，但他仍顯得青年朝氣和思想活躍。言談中我知道他還沒有成家，立志為我們民族的政治進步奮鬥到底的思想濃厚，他在山里一直過著刻苦學習、不屈不撓的生活。

他告訴我，此次他是來京給當局的十五大發公開信，因覺得在山溝溝裡發公開信不方便，特意跑到北京來辦此事。他來京後給前段也曾向當局發過公開信的北京大學商德文教授的家裡打去電話，然後決定直接把給當局的公開信通過郵局寄去。他說，已把公開信複印了許多份，給江澤民總書記和三十一個省、市委的第一書記都寄去了。他給了我一份他的公開信，說是原準備聯繫不上就給我寄去的，現在不用寄了，他還談到他自己已為此做好了再次被投入監獄的準備。

我被小趙這種關心中國政治進步的社會責任感與熱情深深感動著，十分欽佩他的勇敢精神，堅定地認為他是我們民族的真正的好兒郎！

我也當面向他介紹了這幾年來北京的一些民主抗爭的情況；九三年底“和平憲章”的推出；九四年申請“勞盟”和魏京生再次被捕的前後；九五年王丹、劉念青等人的上書以及被捕遭迫害的基本過程；我也聊了我自己的一些簡單情況，告訴他，九五年下半年以後，因開始不停地遭受當局的各種騷擾，已不再具備條件協助有關朋友做事情了，只好把一些具體事情暫告一段落。

時間飛快，轉眼他上火車的時間就到了，我們依依惜別，在進站口招手再見。

（四）

回家後，我認真閱讀了小趙致當局十五大的公開信，見是一份措辭異常激烈的檄文，強烈痛斥了當局多年來大搞專制主義，歷數其對中國人民、中國社會、中華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並敦促當局猛醒，徹底清算自己的過去以開創未來。

我將小趙的公開信給朋友們看，其中有位北大教授看後說，在漢中那麼一個偏僻的山溝裡，能寫出如此材料詳實鏗鏘有力的文章很不簡單，他說有帶小趙做自己研究生的意向，後得知小趙在八九年後始終遭受當局的政治監控和不停騷擾，只得做罷。

對於小趙是否會因為公開信而遭到當局的迫害，我心裡一直惦念。但因我自己在當局十五大期間也一直被監控（後我寫有“走狗”一文進行揭露”，所以一直沒有機會和他進行聯繫。直到十月份下旬，在騷擾稍停頓後，我才去信向小趙問安。終於見到了他的回信，說回去後還算平安，沒有遭到迫害，我的一顆懸著的心也就放下了。

（五）

九七年底，小趙從漢中給我打來長途電話，告之當地準備進行人民代表的換屆選舉，他想參加競選，我聽後表示支持他的這種行為。認為這是在憲法准許的範圍之內進行抗爭，這正是王丹等人所倡導的在民主抗爭中要堅持和平、理性、公開原則的具體體現。

小趙說，他希望能得到北京以及各地朋友們的支持，一旦自己遭到當局迫害，各地的朋友能了解情況進行呼喚與聲援。

我贊成他的意見，並且立即和北京的何德普聯繫，向他介紹了小趙的情況。何德普曾是七十年代末民主牆運動的活躍份子，當時他在北京東郊的有機化工廠做工人，在那個地區的人民代表的換屆選舉中，他也勇敢地站出來進行競選，雖然後來因遭到當局的打壓和迫害未取得成功，但取得過不少十分寶貴的經驗。我見到過他寫的這方面的一些文章，我希望何德普能和小趙進行交流，提供經驗並做必要的指導。

我還給海外的傅申奇去了信，傅也是民主牆時期的活躍人物，當時他是上海動力機廠工人，他也參加了當地的人民代表的競選，我也讀過他的總結文章。我希望傅也能和小趙聯繫上，既把國內的這方面的情況及時地介紹到海外，也能進行十分有益的交流。

後來我聽朋友講，也聽到了外電的一些報導，小趙勇敢地站出來在當地進行了人民代表的競選，得到了單位許多同事的支持，但他那裡的執政官員，卻誣衊小趙擾亂社會治安，是什麼破壞穩定，叫囂只有執政黨的黨員幹部才有資格做人民代表，真是無理以極！

以後，當地的警察機關也參與到對小趙的迫害中來，把小趙抓去關了四十多天，四月份又突然以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罪，將小趙宣布逮捕。

我對當局在鄧小平死後，繼續堅持搞政治迫害的行為，表示強烈的憤慨！趙常青是一個長期關心我們民族的政治進步的好青年，他的所做所為，完全是符合中國的現行法律的。我強烈要求當局立即無條件地釋放趙常青，釋放一切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在今天，中國當局依舊頑固對抗席捲全球的人權與民主潮流，這是絕沒有出路的，必須盡快懸崖勒馬。

我祝愿我的朋友趙常青以及許許多多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早獲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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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