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人世間的殘酷有時真是局外人所無法想像的。在結束這篇採訪的時候，我誠摯的希望海內外一切良知人士都能夠來關心一下“天安門大爺”張燕生的現實窘境，給他一點力所能及的幫助，使他能夠早日治好疾病，早日實現做“父親”的願望。
“天安門大爺”這個概念好像是“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會長孫立勇先生最早叫出來的，就像“天安門母親”的概念有著特定的內涵與外延一樣，“天安門大爺”是特指在1989年為聲援學生和保護學生而被當局以所謂“打砸搶燒”等罪名逮捕入獄的北京市民們，他們不僅在當年遭遇到嚴重的身體摧殘，而且承擔了包括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死刑（包括死緩）在內的懲罰。就他們對89民主運動所作出的貢獻和犧牲來說，“天安門大爺”的稱呼是當之無愧的。本文所要談及的張燕生先生便是這些“大爺”中的一位。
張燕生，男，祖籍山東，1967年出生於北京，中學畢業後進入北京展覽館工作，工作輕鬆，收入穩定。如果沒有1989年的殘酷遭遇的話，人生的軌跡也許就跟大多數北京市民一樣，早過上一種舒適溫暖的“小康”生活了。但是他碰上了1989年，碰上了“人民軍隊”進城鎮壓“人民”這件事——“那怎麼能行？！”於是他像一個真正的“人民衛士”一樣衝到了保衛學生、保衛“人民”的“最前線”……結果，他被當局處以“無期徒刑”趕進大牢……
2010年元月29日，在一家小茶館，筆者見到張燕生，我們的交流開門見山——就從89年的悼胡運動開始……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烈火：1989年4月15日，因胡耀邦逝世在北京引發了一場以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迅速波及全國。你作為一名北京青年，在學潮起來的時候是怎樣反應的？
燕生：1989年我22歲，和你們學生一樣，正處於一种血氣方剛的年齡，因此當學潮發生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好！”。
烈火：為什麼說“好”呢？
燕生：因為當時國家存在著許多讓老百姓反感的問題，比如說“官倒”呀、腐敗呀，我作為老百姓中的一員，當然對這些問題也是不滿的，所以學生起來鬧學潮的時候，我就站出來支持學生了。
烈火：但學生首先是起來悼念胡耀邦，你當時對胡耀邦是怎樣認識的？
燕生：胡耀邦人很不錯。我雖然了解不多，但我知道他很開明，而且他是因為“自由化”問題被老鄧趕下台的，我認為這對於胡耀邦來說是很委屈、很不公平的事，所以學生去廣場悼念胡耀邦，要求為他平反，這是很好的事。而且4月22 號的追悼會我也去廣場參加了，就當時的心情來說，說不清是一種悲憤還是一種抗議，也許兩者都有吧。
烈火：追悼會結束以後不久，《人民日報》發了一篇社論，題目叫《要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估計你當時也注意到了這篇社論，看到這篇社論後，你當時有什麼想法？
燕生：我覺得“上面”太缺乏智慧了，這不是火上澆油嗎？我當時就估計學生不干了，肯定不干了，“動亂”是個啥概念呀，能隨便用嗎？
烈火：你說得很對，當時的學生特別反感這個社論，所以在第二天，也就是4月27號，組織了一次規模空前的大遊行，到五月中旬，學潮進一步升級，學生到廣場靜坐、絕食，學生的靜坐絕食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普遍關注，特別是廣大的北京市民也紛紛起來聲援支持學生，請問你當時做了些什麼事？
燕生：我當時經常去廣場了解情況，5月13號學生開始絕食靜坐以後，廣場學生一天比一天增多，尤其是外地來北京聲援的學生越來越多，廣場可以說是人山人海、非常擁擠，而且外地學生來北京以後還直接面臨著生活問題，沒吃、沒喝、住露天地，生活衛生條件非常差，在這種情況下，我和許多北京市民一樣，開始自發的對學生進行各種各樣的支援活動，當時叫“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相互動員往廣場送什麼包子呀、烙餅呀、水呀、大衣呀、飲料呀，總之，能送什麼就送什麼，就是想幫助學生解決一些很現實、很實際的問題。
我認為學生反腐敗是特別正確的。
烈火：你當時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為什麼要去做這種支援？
燕生：因為我覺得學生做得對，是正確的。
烈火：能不能說具體一些？
燕生：學生反腐倡廉、反腐敗當然正確。你看當官的兒子依靠特權開公司、走私，一倒騰就是一大堆錢；而老百姓辛辛苦苦上班，累死累活也就那麼一點死工資，不夠人家一個零頭，這叫人心裡怎麼平衡呢？因為他們利用特權將國家資源、將公共資源倒騰到自己腰包裡去了，這不是腐敗是什麼？不反腐敗，老百姓就要一直吃虧下去，這當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認為學生反腐敗是特別正確的。
烈火：就你當時的思考來說，你認為咱們這個國家到底應該向哪個方向前進？
燕生：思考過，別看我文化不高，這個問題還真是思考過，我覺得我們這個國家應該是民主的。
烈火：“應該是民主的”，什麼意思？
燕生：也就是說，從現實層面上講，我們這個國家是缺乏民主的，是缺乏自由和人權的，也因此才導致官場的嚴重腐敗。因此，國家應該通過改革走向民主，通過民主來解決腐敗問題和不平等問題。
不讓他們進去鎮壓學生。
烈火：89年5月19號晚上，李鵬發布《戒嚴令》，宣布從5月20號凌晨開始在首都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你當時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燕生：聽到戒嚴令後，當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感到他們要對學生下手了，要對民主運動開始鎮壓了。我就覺得政府又把事情辦錯了，調集軍隊只能激化矛盾，正確的做法是政府應該正視學生提出的系列問題，應該平心靜氣的去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鎮壓。鎮壓是不對的。
烈火：在做了這樣的心理判斷後，你又做了些什麼事？
燕生：因為我們家就在車公莊附近，聽說部隊要進城了，市民們也都自發的起來了。在市郊的各個路口進行阻擊工作。我和另外一些人就騎著摩托車到處查看哪裡有軍車、哪裡有軍隊，然後互相通知鄰里、街坊、朋友，便開始設路障，堵軍車，想盡一切辦法不讓軍隊進城。有些人乾脆就把附近的公交車推過來，放到交通要道處，這樣軍隊就被擋在外面了。
烈火：你當時參加過什麼組織沒有？比如說“飛虎隊”、“工自聯”一類的工人組織？
燕生：這個沒有。我們當時是自發的，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
烈火：你當時為什麼要去堵軍車呢？因為軍隊向市中心的挺進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總理下的命令。
燕生：我當時也想過，他們會不會就是做做樣子——難倒人民軍隊真要鎮壓人民嗎？我心裡確實懷疑過。但因為軍隊就在面前，顧不得細想，覺得還是要把他們堵在外面，不讓他們進城。同時也想通過我們的喊話、通過我們的說服工作，使當兵的能夠明白：不要盲目的執行上面的命令，因為上面的命令是錯誤的。你們（當兵的）應該回去。攔住他們就是想讓他們掉轉頭回去，不讓他們進去鎮壓學生。
烈火：在攔阻軍車的過程中，你們和當兵的是一種面對面的情景，那麼你們具體的和他們做了哪些交涉？他們又是怎樣回應的？能不能將當時的互動情況談一談？
燕生：當兵的其實全是一幫小孩，我們問他們“到北京來幹嘛？”他們回答說“拉練”，我們說，怕不是吧，你們怕是去天安門鎮壓學生吧，學生是反腐敗、求民主的，是為了我們大家的共同利益的，你們進去鎮壓合適嗎？他們說，他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是執行上面的命令。有一些老頭、老太太也在那裡參加攔堵軍車的事情，就勸他們說，孩子呀，拍著良心想一想吧，端著槍去鎮壓自己的兄弟姊妹、去鎮壓那些為了國家社會進步的大學生，那是要不得的，保不准大學生里面就有你們自己的親人呢，你們能對著自己人開槍嗎？回去吧！那些當兵的情緒好像受到了一些感染，但他們也沒有後退，而是呆到車上不下來。就那樣，士兵們被圍堵在那裡，看到他們的給養也供應不上，我們市民們又給當兵的送水、送食品，怕他們也餓著。
烈火：這真讓人感動。那麼，在你們的勸阻下當時有沒有當兵的往後退的情況？
燕生：也有，他們的頭說，那我們不去天安門了，我們回吧。於是他們後撤，但我們又不放心，害怕他們搞欺詐，便繼續採取了尾追的方式近距離包圍他們，他們走到哪我們跟到哪。如有一部分當兵的就撤到位於車公莊的新華印刷廠裡面去了。於是，我們就在印刷廠的門口圍著。覺得唯如此，廣場才會更安全些。
烈火：那麼在你們當時圍堵軍車的時候，地方政府比如說像街道辦、警察他們是否來找過你們麻煩，說你們不該了？
燕生：沒有，當時沒有任何人來製止我們。
烈火：你們當時和當兵的發生暴力衝突沒有？
燕生：沒有，雙方處於和平對峙狀態，我們也沒有進行暴力攻擊，當兵的當時也很規矩。
市民們用磚頭瓦塊進行回擊
烈火：你圍堵軍車做士兵工作持續了多長時間？
燕生：一直到六月初。
烈火：6月3號晚上軍隊就開始行動了。
燕生：是的，6月3號晚上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廣播了政府的“最後通牒”，說是士兵奉命戒嚴，市民不要外出，都呆在家裡，否則一切後果自負。我當時正在家裡吃飯，看了這個電視通告後，便立馬又奔車公莊去了。
烈火：在車公莊你看到了什麼？
燕生：當時的車公莊已經是人山人海，好多人又去把公交車拉過來堵在馬路上，一些來往的貨車也被攔截下來，然後把車堵在馬路上。我看到這種情景，又騎車往西長安街的方向去查看動靜，這個時候西長安街往天安門的方向已經過不去了，先頭部隊已經開始動槍了。
烈火：你看到的第一槍發生在什麼地方？
燕生：在復興門，當時大概是晚上十一、二點。
烈火：是個什麼樣的具體情況？
燕生：當時看到一個男同志騎著自行車正走著呢，突然前面響起了槍聲“噹噹當”，我們立刻趴下，卻看到那個男的從自行車上跳下來了，甩開車就跑，好像沒傷著，但嚇著了。我們過去一看，發現那輛自行車上的護鍊板被子彈打了好幾個窟窿。
烈火：當槍聲真到了眼前的時候，你們當時是怎麼反應的？
燕生：槍聲一響，大家趴下，或者往小胡同里奔逃。但時間不長，市民們便又迅速集結起來，就地拆牆，磚頭瓦塊的什麼就向士兵扔過去了，當時大家被打紅了眼，見到什麼能往前砸就扔。
烈火：在部隊已經真槍實彈的進行開路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自己當時可能面臨的巨大風險？
燕生：沒有，顧不得想。當時只是覺得學生與廣場正面臨著巨大危險，他們如果去到廣場，後果將是難以想像的。因此就一個信念，拼著命也要和他們幹到底，不能讓他們進廣場去。
烈火：也就是說在車公莊你已經投入到“戰鬥”中去了？
燕生：是的，在那種情況下，估計你在那裡也會撿起磚頭扔過去的。
烈火：我認為你說得很對，如果我當時在現場的話，肯定會和你一樣。那麼，你6月3號晚上就一直在復興門進行抵抗？
燕生：不是，我在復興門抵抗了一陣，便急著騎車回車公莊報信去了，不過等我回去時，大家早知道先頭部隊已經進城了。
烈火：車公莊又是一副什麼樣的情景？
燕生：和復興門那邊差不多，也是人山人海，市民們和當兵的短兵相接。士兵們向市民仍什麼催淚瓦斯罐罐之類的東西，市民們則用磚頭瓦塊進行回擊，就那樣對陣了好長時間。由於市民們提前已經用公交車設立了重重路障，軍車過不去，大概在凌晨四五點左右，當兵的就下車撤回新華印刷廠了。
烈火：車公莊難道沒有開槍？
燕生：車公莊沒有開槍，當兵的就是用催淚瓦斯之類的東西毒我們。
燒毀錄像帶
烈火：他們撤回去後你當時又做了些什麼？
燕生：當時和我在一塊抵擋的有五六個人，我們繼續在車公莊一帶堅守，這時候我們碰到幾個人扛著大攝像機在進行拍照，我們當然不願意，便圍上去質問他們是乾啥的，他們說他們是中央電視台的，搞新聞錄製。我們要求他們出示工作證，他們鬼鬼祟祟的不願意，我們五六個人交流意見後，認定他們是便衣，覺得這個錄像帶很危險，便過去將那台錄像機奪過來，將裡面的帶子抽出來，又將他們背包裡的好幾盤錄像帶搜出來，然後將攝像機與所有的錄像帶一塊扔到一輛正在燃燒的軍車上燒毀了。而其他市民知道這些人在搞錄像時就不客氣的把他們也就地“教訓”了一頓，最後讓他們走了。
烈火：這是發生在6月4號凌晨的事情？
燕生：是的，當時天還沒亮。
烈火：天亮以後你們又做了些什麼？
燕生，我們一直在車公莊堅守到天明，這時候由於軍隊也沒有再出來，而且聽說天安門廣場的清場工作已經完成，軍隊已經完全控制天安門廣場，於是到早晨六七點的時候，大家也就陸續散去，各回各家了。
烈火：你當時也回家了？
燕生：我也回家了，在家吃過早飯後，我便去展覽館上班了。
烈火：6月4日當天你還去單位上班了？
燕生：是的，我當天去上班了，雖然展覽館也讓軍管了，但我們單位是服務行業，還得留人值班，於是我就主動要求值班，直到6月13號下午我被抓。
天亮前打了我七八頓
烈火：你是6月13號下午被捕的？
燕生：是的，6月13號下午派出所的帶了七八個當兵的到我單位來抓我了。
烈火：當時的情景是怎樣的？
燕生：當兵的看到我就要衝過來打我，警察擋了，因為警察我認識。然後就把我銬起來了，問我6月3號晚上我幹嘛去了，我說沒幹啥呀，在家呆著。當兵的又要來打我，警察又給擋了，說，先帶回派出所再說。就這樣把我帶回派出所了。
烈火：回到派出所是個什麼情況？
燕生：回到派出所後那幾個警察又繼續問我6月3號晚上乾什麼去了，我繼續說什麼也沒做，結果警察說，那好，你就再考慮考慮吧，然後他們就進去了。但不一會兒，三個當兵的就進來了，他們還是問我同一個問題，我仍然是同樣的回答，結果，他們拿起槍托子、棍子就把我一頓狠砸。
烈火：你當時被銬著，只能挨？
燕生：是的，他們將我銬在暖氣管上，往我頭部、脊背、腹部、大腿狂砸了二十多分鐘。我還是不交代。最後他們說到晚上12點之前再不交代就直接拉到戒嚴指揮部槍斃，以拒捕的名義，死了白死。我還是不交代，最後他們歇一會，再把我打一頓，然後再歇一會，再把我打一頓，到第二天早晨天亮前打了我七八頓。最後打得我實在受不了了，真的生不如死，我就說，你們也別打了，你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我給你簽字就是。就那樣，他們嚓嚓一寫，我也懶得看，就把字簽了，等於認了。反正是個死，不想忍受那非人的毒打和折磨了。
烈火：然後呢？
燕生：然後6月14號下午就把我送到西城分局看守所了。
烈火：你進看守所的時候，裡面已經關了多少人？
燕生：二十多個人，一個個鼻青臉腫，有一個人的眉骨被當兵的用槍托子砸開一個大口子；還有一個人的腮幫子被當兵的砸了一槍托，結果一下子牙齒掉了七八個，臉腫得非常恐怖。總之，沒有一個不帶傷的。
烈火：你在西城分局呆了多長時間？
燕生：七天，到6月21號又把我轉到市局看守所了。
烈火：K字樓？
燕生：是的，把我關在3筒。
地質大學的一個教授都挨打了。
烈火：“K字樓”的情況怎樣？是不是進去的人也被毆打過？
燕生：一樣，裡面的人沒有誰沒被毆打過，連中國地質大學的一個教授都挨打了。
烈火：怎麼回事？
燕生：6月3號下午不是派出所的警察、街道辦的人組織人拆除路障嗎？這個教授看見了，說你們怎麼能拆除路障呢，難倒你們想讓軍隊進城來屠殺學生嗎？結果當天這個教授就被抓到派出所了。因為派出所也已被軍管，警察說了不算，當兵的想怎麼打就怎麼打，結果這個教授不僅牙齒被打掉好幾顆，而且當兵的用大頭皮鞋跺他的後背，因為是夏天，衣服單薄，這個教授後背上留下的青色皮鞋印直到三個月後他出獄時還能看得很清楚。
烈火：哦，這個教授後來釋放了？
燕生：是的，他因為只說了這樣幾句話，沒有別的事情，學校就把他保出去了。
烈火：還能記得這個教授叫什麼名字嗎？
燕生：我記得特別清楚，他叫“師奇政”，老師的“師”、劉少奇的“奇”、政治的“政”。
烈火：你在“K字樓”的這段時間遭遇到暴力沒有？
燕生：遭遇過，我在派出所的時候因為實在忍受不了那種毆打，便讓他們想咋寫就咋寫，不是等於認了罪嗎？
被北京市中院判了無期徒刑
烈火：你是什麼時間被判刑的？
燕生：89年11月8日。被北京市中院判了無期徒刑，並處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烈火：什麼罪？
燕生：破壞國家財物罪。
烈火：就是搶奪攝像機、錄像帶並加以燒毀的事？
燕生：是的。
烈火：你當時上訴了沒有？
燕生：上訴了。當時宣判時有高院的人在，他把無期徒刑判決書遞到我的手上後問我上訴不上訴，我說上訴，你猜他怎麼著？他當時就對我說：“我代表高院先口頭宣布對你維持原判，過幾天就給你把裁定書送來。”果然，沒幾天，就直接把終審裁定書送來了，無期，沒變。
烈火：高院根本沒有經過重新審理就直接宣布你“維持原判”？
燕生：是的。
烈火：什麼時間把你送到監獄的？
燕生：大概是90年春節前，當時把我送到北京市第一監獄去了。但時間不長，又把我們轉到第二監獄去了。
烈火：為什麼轉到第二監獄去呢？
燕生：因為第一監獄在市中心，而90年要召開亞運會吧，當局為了面子上的事情，就把我們轉到二監去了，然後好像是把一監給拆了。
把屁股打得黑紫黑紫的
烈火：轉到二監後的情況怎樣，才開始肯定不適應吧？
燕生：是的，我們轉到二監去了以後對我們進行了集中管理，被稱為“暴徒”的一百多人放在一個中隊，被其他刑事犯罪的犯人稱為“暴徒隊”。幹部對我們進行了入監訓練，非常苛刻。而且他們使用普通刑事犯人對我們進行管理，這些刑事犯其實就是乾部的打手，他們為了立功受獎，也動不動就對我們這些所謂的“暴徒”施加拳腳。幹部對於這些則是視而不見，甚至是暗中慫恿。
烈火：幹部是怎樣具體懲罰你們的？
燕生：比如說我們認為有什麼不合理向他們提出來時，幹部就會把我們這些“刺頭”拉出來，然後讓刑事犯們把“刺頭”單獨拉到廁所用大皮管子抽打，把屁股打得黑紫黑紫的，腫脹得很大。有些人的屁股由於打得非常嚴重，淤血無法化解，最後就化膿潰爛，睡覺走路都成問題，真是坐臥不安哪！
烈火：能舉一兩個例子嗎？
燕生：比如說，有一個人叫“劉懷中”，就因為提了一個什麼問題被他們拉到廁所去抽皮管子，把他從廁所拉回來時，整個屁股烏黑，過沒兩天就開始潰爛，最後化膿，監獄醫療又跟不上，他的屁股也好長時間好不起來。
完不成任務幹部就會收拾你
烈火：你們在監獄裡參加勞動不？
燕生：才開始我們不參加勞動，主要是學習、反思、背誦監規，什麼司法部58條、還有一些“順口溜”什麼的。就這樣學習了半年，到90年7月份就開始參加勞動了，就是所謂“勞動改造”吧。
烈火：你都參加過哪些勞動？
燕生：摘棉絲，做乳膠手套，搞出口加工之類的。
烈火：有生產任務沒有？
燕生：不但有任務，而且任務很重。比如說，一個人一天要檢驗一大箱乳膠手套，一箱手套是兩盒，一盒1000雙，兩盒就是2000雙，一天到晚就用滑石粉之類的檢驗材料檢驗手套，弄得好多人都得了肺結核、結腸炎之類的疾病。而且由於任務指標是一天2000雙合格產品，但檢驗過程中會出現許多廢品，這樣實際工作量就會遠遠超過2000雙，一般都在3000左右，有時甚至達到4000雙。由於工作量大，導致許多人在車間完不成任務，於是晚上六點下班後，還得用紙箱子將沒完成的任務拿回宿舍晚上加班幹，好些人常常是加班到晚上兩三點，甚至加班通宵，第二天又接著去上班。把一些人累得半死還是完不成任務，完不成任務幹部就會收拾你，就會說你消極怠工什麼的，然後便用電警棍電你、打你，這種惡性循環甚至會導致有些人自殺。
烈火：“自殺”，因為任務完不成而“自殺”嗎？
燕生：是的，一些完不成任務的人既休息不好，又要挨打，打得實在沒辦法了，有的人就在出工之前把縫衣服用的針藏到棉襖裡，看到干部又要懲罰自己時干脆將針從口腔吞下，或者拿針往自己胸口處扎，就像去年有些人為了抗拒拆遷，用火燒自己一樣，沒辦法，抗拒不過，只好採取自傷自殘的路子。
一個嚴重的生產事故甚至是所謂的“政治事件”
烈火：你剛才談到你們的產品是“出口”的，主要往哪裡“出口”？
燕生：主要出口到美國，因為那些紙箱子上寫的是USA，當然是美國了。一些人因為受不了這種勞動的虐待，看到手套是出口到美國的，就往紙箱子裡塞紙條，也就是寫給美國人的短信吧，希望能夠引起美國人的注意。
烈火：紙條上面寫的什麼內容?
燕生：也就是要求自由、民主、人權，向民主的美國致敬等等。
烈火：後面的署名呢？
燕生：後面一般不會書寫真名，而用“自由民主戰士”或“六四戰士”之類的名稱。
烈火：做這些事幹部沒有發現嗎？
燕生：最後被發現了，一個50多歲的老頭實在幹不了這種活，任務老完成不了，老受懲罰，於是，他便往紙箱子裡塞了這種紙條。由於這些出口商品到天津海關後都要進行“關檢”，結果在這種檢查中老頭塞紙條的箱子被抽檢了，而且恰恰將塞有紙條的手套給檢查出來了，於是海關就將這些商品給打回來了，這便是一個嚴重的生產事故甚至是所謂的“政治事件”，於是監獄開始嚴厲追查這件事。由於這些紙箱子裡面的產品都分別標記了生產人的身份代碼，結果很快就追查到這個老頭身上，這下老頭就慘了，被關到監獄專門收拾人的小號裡去了，天天打、天天電，把老頭幾乎給弄出神經病。
烈火：這老頭叫啥名字？
燕生：“石學知”，石頭的“石”、學習的“學”、知識的“知”。這個老頭從小號出來後，對我們說，“我再也不去那種地方了，那簡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再也不去了！”
烈火：我當年也被關過四次禁閉小號，但沒有收到過這種暴力虐待。
燕生：你們這些人跟我們的待遇是不一樣的。就說孫立勇吧，他被送進來後，也是死活不參加勞動，不但不參加，還喜歡為我們這些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打抱不平，弄得監獄很惱火，關他小號也沒用，最後監獄就進行調整，把我們這個所謂的“暴徒隊”裡的那些喜歡煽動的、抗拒改造的統統調離到其他普通刑事犯的中隊裡去了。孫立勇當然也被調走了。
頭髮嘩嘩的直往下掉
烈火：你還參加過哪些勞動？
燕生：那可多了，大多是加工活，什麼糊紙袋、糊藥盒、製作蘋果袋等等雜七雜八的。
烈火：在這漫長的刑期中，肯定有情緒非常低落的時候，你是怎樣解決心理危機的？有沒有跟人打過架?
燕生：沒有跟人打過架，因為都是難兄難弟，都是從“一個戰壕”裡出來的，所以不會發生互相打架的事情。情緒低落的時候就是發愁，尤其是才進監獄的那幾年，真是愁呀，整晚整晚的睡不著覺，不知道這種煎熬何日才是一個盡頭，結果頭髮嘩嘩的直往下掉。我年輕時本來頭髮非常好，就因為這種發愁和各種各樣的煎熬，不到三年，頭髮就掉光了。唉，想起來，真讓人心裡難受。
烈火：你被逮捕後經過多長時間才和家里人聯繫上的？
燕生：半年吧。我和家里人的聯繫還挺富有戲劇性的。我在“七處”（即K字樓，北京市看守所）的時候，看到有些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審查後由於沒事或事情不大便放出去了，就想往外捎個信。恰好不久地質大學的那位“師奇政”教授因為學校保護也要出去，我便想辦法在晚上躲到被窩裡給家里人寫了封信（看守所、監獄晚上都是不關燈的），告訴爸媽他們不管自己被判什麼刑期，請他們都要保重。然後就將這個布條塞到師教授的被子裡用針縫起來。後來師教授出去後還真把這封信送到我們家裡去了，我爸媽他們就利用往看守所給我送衣服的機會，給我送了一件上面有好多英文字母的背心，他們在那些字母的陰影裡寫了一些字，上面說：信已收到，不要操心我們等等，我當時那個高興呀，眼淚“嘩嘩”的就流下來了，終於跟家里人聯繫上了。
沒有後悔！但身體垮了！
烈火：根據我了解的情況，你在監獄裡的心態應該還是非常好的，為了能夠早點出來，你排除了一切干擾，一心一意的瞄準了減刑這個目標。
燕生：是的，我當時確實看不到六四短時間能夠“平反”的希望，因此只有想辦法減刑，才能縮短刑期，才能看到出獄的希望，因此我當時干活非常賣力，非常下功夫，最後我也減了好幾次刑。我是93年從無期改為15年，最後陸陸續續的減了5年刑，到2003年4月25日便出來了，總共坐了13年10月的牢。
烈火：應該說在同時被判無期的難友裡，你大概是出來得比較早的。
燕生：是的，當年被一塊判無期死緩的，現在還有在裡面呆著的。
烈火：你被判無期這件事對家裡造成了什麼影響？
燕生：一言難盡。首先是我父親因為我被判無期而患上腦梗塞，93年就去世了；其次，我母親也因為我身體也垮了，她本來就有糖尿病，我一出事，她的病就加重了，有一度時間走路都成問題。還有就是給家裡添加了好多經濟負擔，我坐牢後，我父母、我哥還有我妹他們便經常來看我，我一個大小伙子不能為家庭減輕負擔，反而要給他們增加負擔，心裡真是不舒服。這也是我拼命減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烈火：聽說你的身體也很不好？
燕生：很糟糕，為了減刑我拼命幹活，結果身體也給整垮了。首先是02年還沒有出獄的時候就患上了糖尿病，現在血糖高達十六點多；還有膽囊炎也很嚴重。
烈火：遭遇到這麼多苦難，你對自己在89年的選擇後悔不？
燕生：有什麼後悔的，我是坐過牢，但這又不是什麼“寒磣事”，我現在仍然認為89年的學生運動是對的，反對官倒、反對腐敗、要求民主，這都是合理的，都是應該的。政府使用機槍坦克鎮壓民主運動當然是不對的。很自然，我覺得自己在當時的選擇也是正義的，我有什麼可後悔的。沒有後悔！但身體垮了！
烈火：那麼，20年後來反思89年的學潮，你認為有哪些經驗教訓需要總結？同時你又希望我們這個國家向哪個方向前進？
燕生：說實在的，我現在還真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因為我被一些很現實的問題弄得很頭疼，我只想能掙點錢把老人孝敬一下，也想把身體疾病解決一下，但我現在卻十分的力不從心，很艱難。
烈火：你現在的收入靠什麼？
燕生：找工作很難，靠打零工，在舊社會叫“打短工”吧，主要是給一個裝潢公司開貨車，但由於公司不景氣，有活的時候通知我去“上班”，沒活的時候就只好在家里呆著。特別是由於自己患有糖尿病和膽囊炎，疾病發作的時候，根本幹不了活。非常惱火，一個月收入幾百塊錢。
烈火：有社保沒有？
燕生：社保有，但一個月也就400元，物價這樣高，簡直難以解決生活問題。原指望能掙點錢孝敬母親，但現在卻反而拖累母親，全家人主要靠母親的那點退休金支撐著，每想到這些，我感到自己的心裡就像刀扎一樣，淌血！疼啊……
烈火：你出獄後，警方還來找你的麻煩沒有？
燕生：有，去年六四前幾天，外電採訪我，第二天，安全局的就來找我，問我為什麼要接受外電採訪，我說我的困難你們又不給解決，工作沒工作，收入沒收入，病沒辦法看，我只不過說了自己的困難，說了些真話而已，又咋了？又惹誰了？你們不是整天喊叫要搞“和諧社會”嗎？給過我“和諧”沒有？他們一看說不過我，也就走了。不過，在六四那天他們派了兩個人在我家門前蹲了一整天，生怕我再給他們弄點什麼事。
病看不好就沒辦法要孩子
烈火：你成家了沒有？
燕生：成了，去年十月結的婚，愛人是一個四川農村姑娘。
烈火：恭喜你，成家畢竟是個大事情。這樣，老太太也是高興的。
燕生：問題大著呢，首先戶籍問題解決不了，北京的規定是與外地人結婚，需要十年婚齡且年齡滿45歲才能遷入北京。戶口解決不了，其他的福利問題也就解決不了，包括看病都要自己承擔。這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我現在也已經44歲了，該要孩子了吧，但是卻沒辦法要孩子，糖尿病嚴重，血糖高達十六點多，又有膽囊炎，根本沒辦法要孩子。尤其是沒錢看病，病看不好就沒辦法要孩子，前幾天，我又去醫院檢查問醫生我能不能要孩子，醫生說你現在這樣的身體怎麼要孩子，先看病吧，大夫給我開了一大堆藥，我去一劃價，上千元，我拿不出，只好空著手從醫院出來了。唉，說過來說過去，讓經濟問題把人給絆倒了。
採訪後記
對“天安門大爺”張燕生的採訪就這樣結束了，說心裡話，這種採訪是很叫人心疼的，特別是面對貧病交加的現實，我感到自己的採訪很難繼續下去……
當燕生說他出獄後想掙點錢孝敬一下老太太又力不從心時；
當他說到自己到醫院看病卻因費用太高而空著雙手走出醫院時；
尤其是當他說到自己想要一個孩子，卻由於嚴重的糖尿病和膽囊炎無錢治療，從而無法了卻自己做父親的願望時——
我覺得人世間的殘酷有時真是局外人所無法想像的。在結束這篇採訪的時候，我誠摯的希望海內外一切良知人士都能夠來關心一下“天安門大爺”張燕生的現實窘境，給他一點力所能及的幫助，使他能夠早日治好疾病，早日實現做“父親”的願望。
張燕生的電話：13381185322（北京）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2/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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