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常青：學生“黑手”在哪裡？ ——89學生領袖陳章寶採訪錄

5月下旬，筆者約請了89民主運動中的一位重要學生領袖——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85級的陳章寶（現名​​陳天石）就89學潮中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做了一次訪談。陳章寶的回憶不僅會給讀者諸君提供一些新的史料，而且他關於89“六四”的認知和感想也許會帶給各位一些新的啟發和思考。
歲月匆匆，不捨晝夜。

轉瞬之間，震驚世界的中國89學生運動便過去了21年。在這21年時間裡，諸多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或當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對當年的學生民主運動做了大量的回憶和資料整理，這些資料和回憶對於89歷史的還原有著重要的意義。但也有個別回憶存在史實偏差的問題。為了盡可能的接近歷史的真相，2010年5月22日，筆者約請了89民主運動中的一位重要學生領袖——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85級的陳章寶（現名​​陳天石）就89學潮中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做了一次訪談。陳章寶的回憶不僅會給讀者諸君提供一些新的史料，而且他關於8964的認知和感想也許會帶給各位一些新的啟發和思考。

陳章寶，1966年5月22日出生於廣西容縣，1985年9月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89年積極參與廣大學生反腐敗、爭民主的學潮，曾擔任“北師大學生自治會”宣傳部長和“北高聯”輪值宣傳部長，六四後南下逃亡期間被警方逮捕送往秦城監獄收容審查，1991年元月22日結束審查免於起訴，但被北京師範大學“勒令退學”。

此後，陳章寶為謀生更名“陳天石”，四處打工，備嘗艱辛。期間曾因為參與一些政治活動而被數次關押，多次在看守所或強勞農場受到酷刑虐待，2000年接受福音成為基督徒，現在一方面為家庭教會做事工，同時積極參與各種公民維權活動。

採訪中，巧遇曾擔任北師大學生自治會秘書長的張軍和天石在一起，雖然張軍時間不長就有急事先走了，但還是讓我對當年的北京學運有了更多的細節方面的了解。

北師大的4.19遊行

常青：今天聯繫天石，沒想到張軍也在一起，那是再好不過的事。因為我知道二位都是當年的學生領袖，都是“北高聯”重鎮——北師大學生自治會的重要負責人及“北高聯”的“骨干成員”，你們作為直接當事人對於當年學生運動的諸多重大事件及相關決策有著重大見證，正好我想請你們就89學生民主運動的相關問題做些請教。因此如果二位沒有意見，我們現在就開始。

天石：好吧，就從4月17號吾爾開希的演講談起。

張軍：還是從4月15號開始吧。 4月15號耀邦逝世後，大概在晚上六七點左右，我們北師大的宣傳欄上面就張貼了許多大字報，有的表達對耀邦的哀思，有的表達應該開展悼念活動，還有的提到耀邦的“冤屈”，要求為耀邦平反。此後兩天，這一類大字報越來越多，但並沒有搞具體活動的，好多學生基本上也就是從“旁觀”的角度去閱讀大字報。但到4月17號傍晚，情況發生了變化。

天石：4月17號晚飯後，有幾百同學自發聚集到3.18紀念碑前面開始一些具體問題的討論，我和張軍都在現場，當時吾爾開希做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演講，對耀邦的逝世表示哀悼，鼓動大家起來紀念耀邦並推動中國的民主。他的演講受到大家的熱烈鼓掌。

張軍：這是北師大學生在耀邦逝世後的第一次自發集會。

天石：4月18日下午北師大的湖南籍學生貼出來一張通知，約請“湘籍同學”4月19日早晨在學校集合後集體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老鄉”，因為耀邦是湖南人。到4月19日早晨9點左右，很多同學都趕到3.18紀念碑前集合。

常青：都是湖南人嗎？

張軍：有湖南的同學，也有其他省的，比如說，我是江蘇人、天石（即陳章寶）是廣西人，我們也都參加了。

天石：當時有一位學校職工家屬、銀燕公司的職工，叫蔣之泉，他給我們前往廣場的遊行隊伍拍了很多照片，後來我和張軍都和他保持著比較要好的關係。

常青：有多少學生參加這次遊行悼念活動？

天石：當時大家在3.18紀念碑前集合後便出發了，跟上的同學很多，前面的學生都到小西天了尾巴還在東校門裡，大概有兩三千人。但群龍無首，大家都有些壓抑，默默的走著。

張軍：天石看到這種情況，便自告奮勇跑到隊伍前面負責帶隊，並帶領大家喊口號。

常青：當時主要喊的什麼口號？

天石：諸如“耀邦千古！”“公正評價耀邦！”等等，但喊著喊著也帶領大家喊出“剷除官倒！”“打倒專制！”之類的口號，不過沒有“打倒共產黨”這樣的口號。氣氛馬上變得很激奮，沿途有許多市民圍觀並鼓掌。張軍也行走在隊伍旁邊協助維持秩序。我們是中午的時候到達的廣場。

常青：你們到達廣場的時候，廣場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

天石：當時的廣場已經聚集了成千上萬的群眾，黑壓壓的。紀念碑上已經掛上了“中國魂”的條幅。好些人在紀念碑的四周面向觀眾進行演講。因為參加我們遊行的隊伍裡有一些學校老師及黨團負責人，所以到了廣場後，這些人便開始做學生的工作，要求大家回學校去。由於這是北師大學生開展的第一次遊行活動，我們也沒有太多經驗，所以最後在一些老師的勸說下，遊行隊伍就在廣場解散了，一些同學就自己陸陸續續的回校了。

常青：你們倆也回學校了嗎？

天石：我們都回去了。我回到學校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飯後休息了一會兒，大概在晚上十點左右的時候我聽說有一部分學生去新華門請願沒有回來，便馬上騎上自行車去到新華門，當時新華門已經有各高校好幾千學生在那裡靜坐請願。

常青：當時有學生衝擊新華門了嗎？

天石：我到以後看到學生要求政府派代表出來接待，但無人理睬，學生一度和把門的武警擠在一起，但是很快學生自動改為靜坐，從半夜11點左右到天亮前被驅散，我一直在新華門，沒有任何學生衝擊新華門。

常青：有武警把門嗎？

天石：門外沒有武警，只有門口站崗的，但大門裡面有很多軍人。

常青：張軍去了嗎？

張軍：我沒有去。

天石：我在新華門人群里呆到凌晨四點多天快亮的時候，看到從新華門對面出來了大隊武警，他們廣播要求學生撤離，接著分成縱隊對請願學生進行了分割隔離，由於分割包圍，我被趕到了外面，不過這時候我還沒有看到新華門的武警用大棒毆打學生，於是我騎車往南繞道前門去天安門廣場看動靜。我騎車從南廣場到大會堂門外的時候，就看到在天安門前面大批手拿大棒的武警士兵，正往廣場運動。一線排開後突然他們叫喊著舉起棍棒，從北往南進行掃蕩，而滯留廣場的學生市民就開始向南向外跑開，這時聽到有人大喊一聲“不要跑！我是……到紀念碑前集合！”有人說這是吾爾開希，我沒聽清名字。但由於當兵的很野蠻，揮舞著大棒狂打，大家支持不住就開始四散逃跑，紀念碑上的人也被趕離，看到這種情況我也只好後撤，我由於騎著車跑得快，沒有被打，而在我車子後面的人就有人被當兵的趕上毆打，打得直叫，有一位的頭上鼓起了一個大包，出了西南角後摸著叫疼給我看。

常青：當兵的一直把你們攆到什麼地方？

天石：他們把我們攆出廣場，一直攆到廣場西南角與人民大會堂以外的地方就不攆了，然後他們就開始全面控制廣場、在廣場四周布崗。

常青：被趕出廣場後你就回學校了？

天石：沒有，我又騎車返回西單從路北往東，看到許多學生被送上公交車，車上的學生大喊大叫表示抗議，並用手拍打車窗，一些車窗玻璃被打碎了。另外我還親眼看到從新華門方向撤出來的學生中有一個女同學被打骨折了，她的腳踝腫得很大，已經不能走路，而是由兩個同學半背半拉著往前走。我記得當時北師大中文系85級的宿東民也在現場，大家叫了一輛出租車讓背出來的同學將這個受傷的女同學送到醫院。後來我就回學校了。

常青：關於那天清晨新華門清場時發生的事情后來有一篇題目是《4.20新華門血案真相》的材料在民間流傳，請問你知道這個材料的出處嗎？

天石：這篇文字材料是第二天“臨時北高聯”成立後我從秘書處綜合了多份見證稿，並綜合了自己的所見由我統稿完成的，最後由北高聯宣傳部作為通稿宣傳散發的。後來，這篇稿件受到當局的嚴厲批判，但我認為骨折和頭上的大包就是血，文稿中沒有說死了人，是政府把死人的謠言加給了這篇文稿。

帶領學生隊伍到人民大學進行大串聯

常青：你在新華門見到吾爾開希沒有？

天石：見到。我回到北師大後心裡很氣憤，於是在上午大概是十一點鐘左右，我就對在3.18紀念碑前聚集的學生說要出去串聯。此提議得到大家的響應，於是我們就帶著兩三千人的隊伍從師大北門出去，沿著北三環往西直接遊行到人民大學校園裡。

常青：師大的同學真猛，一呼拉就跟上這麼多人。

張軍：那一天，我沒去人大，我走到中途因有別的事就退回來了。

天石：我從頭到尾都參加了，我們繞著人大校園轉了一圈，喊口號要求人大學生也跟我們一塊上北大清華串聯去，於是許多人大學生也加入到了我們的隊伍，不過天不湊巧，這時下雨了，我們都被淋得招架不住，最後只好放棄去北大、清華的計劃，大家又都分散回到學校了。

“臨時北高聯”的成立

天石：4月20號下午回到學校後，有同學告訴我說，我們帶隊伍去人大串聯後，吾爾開希又在3.18紀念碑前就新華門被驅趕事件向同學們做了匯報演講。聽說開希當時的演講聲淚俱下，十分感人，同學們都很氣憤，於是這位同學就建議我去找一下開希，認為開希很不錯，我們大家應該在一起商量一些事情。但當晚我由於太累了，也不知道他住哪裡，就沒去。

4月21日早晨起床後，我去西南樓東側的開水房打開水，突然看到開水房的牆上貼著一張8開大小的紅紙“啟示”，上面寫著：“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籌）成立了，吾爾開希任主席，請各系和各校同學與吾爾開希聯繫。”並公佈了他的宿舍樓及房間號。

常青：“啟示”上明確寫明“吾爾開希任主席”？

張軍：是的，實際上這個臨時“北高聯”是在4月20號晚上由開希、賈愛民、梁二三人商議成立的，賈愛民是北師大教育系學生，後期我們自治會的副秘書長。梁二就是梁擎墩，北師大心理系87級學生，後來北師大學生自治會的第一任副秘書長。

天石：4月20號晚上的事情我沒有參與，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但打開水看到開希的這個通告時，心裡一愣，覺得這小子真有勇氣，於是便回宿捨了。但到9點左右，張軍來找我。

常青：你和張軍原來就認識？

天石：我們倆是同班同學，那時我傷病後到中文86了。他來對我說，開希張貼了公告，我們去與他聯繫吧。我當時認為這麼大的事情，成立“北高聯”這樣的鬆散組織可能作用不大就沒有去。張軍就回去了，但同宿舍的過常寶同學對我說，你的想法不對，有組織總比沒有組織的好，哪怕是一個臨時性的，它也比一盤散沙的情況要好。這句話打動了我，我就一直站在窗前思考這件事情的意義，想到我的老農民父母，以及會坐牢的後果。但沒過半小時，張軍又到我這裡來了，說我們還是去找開希商量商量吧，於是我便與他一起去了開希的宿舍。

常青：然後你們做了些什麼？

天石：我們見到開希後，就說我們是中文系的，過來商量事情應該怎麼做。開希說，現在首先需要設立一個秘書處和宣傳部來開展具體的工作，張軍就毛遂自薦說他來負責秘書處的工作，我也自告奮勇的說，我就來負責宣傳部吧，開希也同意了。

常青：當年各高校“學生自治會”的成立大概都是這樣一個情況，基本上都是自告奮勇，我們學校也是這樣。

十萬學生匯集北師大

天石：我們三個人進行具體分工後，便開始商量下來的工作。大家一致認為，第二天的追悼會我們應該去參加。當時我提議，為了不給政府留下擾亂社會秩序的口實，我們最好晚上十點就出發，半夜十二點左右進入廣場。開希同意，張軍也覺得好。於是張軍便馬上開始寫集會通知，交給熊文革負責送往各高校。讓北京各高校的學生晚上在北師大球場集合，十點大家步行前往天安門廣場。

常青：熊文革是誰？

張軍：文革是北師大生物系87級學生，他是後來北高聯的“外聯部”部長。

天石：我呢，就先安排同學寫幾條大標語，就是後來下跪照片裡豎著像招魂牌的那幾條。然後我就組織人去搞募捐，當時心理系85級的同學已經在為4.20血案中受傷的人搞募捐，我就到水房前面對他們正在募捐的同學說，現在我們“臨時北高聯”已經成立，我們要統一管理募捐。他們也很高興，當天上午我們就募捐了330多塊錢，然後我們用這些錢去購買了許多白布，讓其他同學去製作輓聯等。

張軍：我們送到外校的集會通知很有效果，到晚上九點左右的時候，北師大校園已經被來自各高校的學生擠得水洩不通。

天石：當時的校園到處都是學生，報告的同學說估計超過十萬人了。而北大的大部隊到來後由於校園裡已經沒有地方，他們就乾脆沒有進校，而是在校外馬路上整頓隊伍先行出發了。北師大校領導一看這種情況，就趕緊派人來找開希，開希他父親聞訊，也趕到北師大來做開希的工作。

常青：開希他父親是乾啥的？

張軍：他父親是新疆區政府的一個局級幹部，當時正在中央黨校進修。我和他父親有過三四次交流。

吾爾開希站在雙槓上面做遊行總動員

天石：開希當時被他們攆得四處躲藏，後來就和幾個同學到了我們隔壁的宿舍，我看當時已是晚上9點半，各高校學生已經云集北師大，於是我給開希建議，遊行隊伍提前20分鐘出發吧。開希同意，於是我們就去到學校東操場，我們把開希扶到操場一架雙槓上站立進行動員講話，。

常青：怎麼是在雙槓上？

張軍：東操場是籃球場，沒有合適的高台，就只好站在雙槓上講話，後面的同學才能看見聽到。

天石：開希站在雙槓上面向黑壓壓的同學慷慨陳詞，做了短短幾分鐘的動員講話，此時我才看見開希他父親就站在他兒子的腳下，再也沒有勸阻的機會了，也許他的心情是很複雜的。開希演講結束後就宣布隊伍出發，於是這支有十來萬人的學生隊伍便走出學校、走上大街、向著廣場的方向前進了。

常青：你們到廣場是什麼時間？

天石：正好十二點左右。我們到廣場後便一直在廣場靜坐到第二天​​早上追悼會開始，當時我們看到有天津的學生代表也趕過來參加追悼會了。天亮後開希等學生代表去交涉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追悼會，但沒有得到允許，而且在大會堂外面已經布防了好幾排武警。追悼會結束後，我們看到耀邦夫人李昭身穿黑色長裙從大會堂東門出來了，但沒有下來。

張軍：學生希望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但沒有人理我們，於是靜坐的學生開始集體高喊“李鵬出來！” “李鵬出來！”的口號。

學生下跪遞交《請願書》

天石：跟著幾個學生代表便上到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請願，遞交請願書。

常青：當時是哪幾個學生到大會堂的台階上請願下跪的？

天石：當時去了四個學生代表，他們是北大的郭海峰、張志勇，北師大的吾爾開希，政法大學的周勇軍。一開始他們並沒有下跪，只是站在台階上拿著《請願書》向政府請願。

常青：我想問一下，你們是否知道這個《請願書》是怎樣產生的？

張軍：這個我知道，是4月21號晚上，來到北師大的各高校學生代表提議說大家應該商量一下第二天向政府請願的內容和事項。七點左右我便在物理樓裡給他們安排了一間教室開會，但我沒有參加會議。

常青：參加這個會議的有哪些人？

張軍：我記得有開希、有政法大學的周勇軍、還有北大的，是不是封從德、郭海峰或張志勇現在對不上了，其他的還有人大、清華的學生代表。他們在這個會上擬定了《請願書》的七條內容，後來由開希帶出來。

常青：當時前去遞交《請願書》的學生有四個人，但後來的圖片上顯示出下跪請願的只有3個學生，這是怎麼回事？

天石：上去的四個學生代表一開始全站著請願，但後來不知誰提議下跪請願，於是周勇軍、郭海峰、張志勇便跪下了，而吾爾開希不願下跪，我站在前邊聽到開希說“我不跪”，他手裡拿著一個小喇叭上去和大會堂的工作人員交涉，後來，他從上面下來舉著小喇叭對大家說：工作人員說，李鵬在12 :45出來和大家見面。但過一點了，卻始終不見有人出來接待學生，學生跪了半個多小時也沒有把高舉頭頂的《請願書》遞交上去，於是，憤怒的學生又開始喊口號。不過口號已經變成“李鵬，下台！”，“李鵬，下台！”。

張軍：而且當時的學生情緒很激動，後面的學生開始向前面推湧，前面的學生已經開始與設置防線的武警戰士發生推拉。

天石：我們覺得今天是追悼會，應以悼念為主，由於我站在第一排，便向後給同學喊話，做工作，叫大家不要推擠了。

常青：這四個遞交《請願書》的學生代表是怎樣產生的？

張軍：是頭一天晚上開會時定下來的。

常青：後來這幾個下跪學生是怎樣起來的？

張軍：自己起來的，他們跪了好長時間，看沒有人理他們，也只能是選擇退下，大概在兩點左右，各校發起人在一塊碰了一個頭，大家決定退回學校，但同時決定集體無限期罷課。於是大家都秩序井然地退出了廣場。在回學校的路上，吾爾開希暈倒了，大概是太累了吧。我們找車把他送回。

天石：關於4.22 追悼會集會和請願，回去後我選了幾篇稿子，綜合寫了一個北高聯的宣傳通稿《4.22事件始末》散發出去，也是政府後來批判的重點。

“北高聯”與北師大“學生自治會”的正式成立

常青：“北高聯”是什麼時候正式成立的？

天石：是4月24日，在這之前，剛才說過4月21號早晨開希在北師大張貼出了“北高聯”成立的通知，我們和他聯繫上了後也參與了具體的分工，張軍負責秘書處，我負責宣傳部。但由於這個“北高聯”負責工作的主要成員都是北師大的，所以後來大家就說這是“臨時北高聯”。

張軍：雖然是臨時性的，但從它成立後開展的工作來看則是全局性的，如成立當天就通知各高校學生到北師大匯合一塊去參加第二天的追悼會，而且各高校也響應了，因此從4月21日到4月24日的“臨時北高聯”還是很好的發揮了“北高聯”的作用。

天石：但4.22追悼會後，大家覺得還是應該正式產生一個更有代表性的“北高聯”，於是4月24號早晨，張軍主持的秘書處就寫了一個通知，要求各高校學生代表到圓明園開會，商議“北高聯”的正式成立問題。

張軍：這個通知是我起草的，題目就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正式成立大會通知”，通知要求各學校派出代表於4月24日晚上7點到圓明園南門集合開會。然後將通知派人發到各學校。

天石：與此同時，“北師大學生自治會”也於同一天正式宣告成立，都是4月24日晚上宣告成立的。當時開希代表我們師大去參加在圓明園召開的“北高聯”成立大會，我們則留在學校主持召開北師大的“自治會”成立大會。

張軍：北師大的大會是晚上7點在物理樓101教室召開的。

常青：當時參會的有多少人？

張軍：各系學生都有，幾十個，而且美聯社的記者也參加了我們的成立大會。

天石：大會由張軍主持，大會開始後，首先由張軍宣布了兩條新聞：第一，“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正式成立；第二，“北高聯”的正式成立會議也正在圓明園召開。同學們熱烈鼓掌。

張軍：然後我們以比較民主的方式提名產生了“自治會”的組織機構及各項分工，當然也很粗糙，基本上是我們宣布某某人擔任什麼職務，大家有意見沒有，沒有，那就通過，最後的分工是：主席為吾爾開希，宣傳部長陳章寶（天石），秘書長張軍，外聯部長熊文革，糾察隊隊長黃海濤，內聯部長彭濤（物理系88級） ，財務負責人是王玲（心理系86級的女孩），宣傳部下設廣播台，台長是體育系87級的曾小明，曾小明後來被判了四年。然後我們要求各系成立自己的學生自治會，而各係後來成立的自治會基本上是各系學生會的原班人馬。

常青：由學生會的原班人馬來擔當自治會的功能？

張軍：對，大部分係都是這樣。

天石：但我們要求我們“北師大自治會”來取代“北師大學生會”的功能。

常青：那麼“北高聯”在圓明園的情況是怎樣的？

天石：開希回來通報，在圓明園的成立大會上，大家選舉政法大學的周勇軍為第一屆“北高聯”主席，另外推舉了五個常委學校。會議決定北高聯總部先設在北師大。

張軍：這裡我把梁二的情況作一下補充，他和開希的關係很好，開希向我介紹過梁二，我4月22日去找過他，說“臨時北高聯”已經成立，能不能進來參加工作，梁二說他現在是“預備黨員”，快轉正了，因此不能參加，後來隨著學潮的進展，到自治會正式成立幾天后，我又找到他，問他願不願意幹副秘書長的工作，他才進入到自治會。

（採訪進行到這裡時，張軍有急事先行離開，下面的採訪就只有陳章寶一人在場）

常青：北高聯成立後，當時是怎樣開展工作的？

天石：北高聯成立後，規定每天晚上都在北師大召開一次全代會，周勇軍當選第一屆主席後，又任命了政法大學的王志新為北高聯的秘書長。從4月25日到4月28日的高聯會議一般都由秘書長王志新主持，大概在4月28號前後高聯會議又增補了中國社科院的王超華為北高聯的副秘書長，王超華是北大教授王瑤的女兒。

常青：北高聯和北師大學生自治會的工作是否存在重疊交叉的問題？

天石：北高聯初成立時，除了設立了一個秘書長以外，並沒有設立下屬職能部門，由於總部設在北師大，因此北師大宣傳部和北師大秘書處幾乎在北高聯成立初期代行了北高聯的宣傳聯絡事宜。後來北師大自治會的外聯部長熊文革也被任命為北高聯的外聯部部長，那時候北高聯的總部已經在北大了，還給各個部都刻了一方印章呢，宣傳部第一次任命的部長是北大的楊國忠，但北大和北師大宣傳部長輪流擔任此職務。

常青：北高聯當時和社會各界是怎樣發生聯繫的？

天石：當時的北高聯開會決定高聯在對外關係上保持“中立”原則，不和當時除學生以外的社會各界發生聯繫，其目的是為了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性。比如說，我們宣傳部的廣播站不廣播社會稿件，只播放學生來稿。

常青：北京高校的罷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天石：4月22日。追悼會結束後，由於學生的請願沒人理睬，當時各主要高校的學生領袖就碰頭決定從4月22號開始無限期罷課。

4.27大遊行

常青：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了一個社論，題目是《要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把學生上街悼念耀邦、為自由化平反的愛國運動說成是“動亂”，激起學生的極大不滿，請問當時的高聯是怎樣反應的？

天石：《人民日報》4.26社論出來後，學生很氣憤，但當時的北高聯存在一些內部分歧，一些人主張上街抗議，另一些人則反對。 26號晚上，我們師大已如箭在弦上，但一直到天亮還在等開希從法大回來，結果北高聯沒有統一決議，各高校只好自行決定。北師大自治會在開希、張軍和我的堅持下，決定前往天安門遊行抗議。 4月27號早晨六點左右，我們宣傳部廣播遊行通知。大隊伍到東門時，學校把門關起來了，中文系的書記李德芳老師淚流滿面，懇求我們不要出去，但我們說不開校門就推了，因此只好打開校門讓我們出去。當時北師大學生“傾巢出動”，在小西天沖破了武警的攔截後，我們沿著北二環行走到西直門附近與來自北大、清華、人大等高校的學生進行了匯合，然後經復興門前往天安門廣場。當時廣場已經有部隊進入，他們不讓我們進廣場，但我們還是在廣場北面呆了一會時間，又出來沿著東二環遊行，直到下午5、6點鐘遊行隊伍才回到師大。這一天的遊行被稱為“4.27大遊行”，但這一天的遊行得到了廣大市民的歡迎，他們為我們送來了食品、飲料，還現場給遊行隊伍捐款，支持我們的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的活動，而且當時學生的遊行隊伍列隊整齊，秩序井然，根本不存在政府所說的什麼“動亂”。

接待香港學生代表團

天石：4月28日，香港學聯和亞洲學聯組成了一個代表團來到北京尋找北高聯，他們來到北師大高聯總部找到吾爾開希，當時我自掏腰包接待他們吃了午飯，他們的主席是林耀強、秘書長好像是陶君行，還有蔡耀昌、李蘭菊以及任香港中文大學學報主編的鍾劍修，浸會學院的陳瑜等人，李蘭菊直到現在仍然很活躍。

常青：他們來和你們主要交談的什麼問題？

天石：他們對我們的行動表示支持，並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民主運動資料，如有76年四五運動的資料，有79民主牆時期的資料、86學潮資料等等。我們從這些資料裡了解了包括魏京生在內的一些當代民主運動史料。

批判4.29“封建包辦對話”

常青：4.​​27大遊行後，當局為了化解自己和學生之間的矛盾，曾在4月29日晚間組織了一次對話會，官方出面的是袁木、何東昌這兩個老官僚，我想問的是這次對話會的學生代表是怎樣產生的？

天石：這次對話會並沒有通過我們北高聯及各高校的學生自治會，當時官方只通過各高校官方，安排各校的學生會代表參加對話，是“官方”對“官方”，和我們沒有發生關係。我們也不承認這樣的對話，在當晚的對話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組織稿件對這次對話進行批判，當時有位學生的來稿題目就是《是對話還是封建包辦？ 》，我們篩選了一批這樣優質的稿件通過廣播站進行了播報，並引發了許多這樣的批判材料，後來這被官方說成是我組織學生攻擊4.29對話的一個證據。

常青：這次包辦對話對北高聯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天石：對話事件使我們意識到了我們必須成立自己的“對話代表團”，於是北高聯決定各高校通過民主競選的方式產生自己的代表團成員。

常青：北師大是怎樣搞的？

天石：5月1號我們組織學生在3.18紀念碑前通過“演講比賽”的方式，現場選舉對話代表團成員，最後通過比較選出王治晶（現名王德邦）、王京龍和羅健參加由北大項小吉任團長的“學生對話代表團”。

《新五四宣言》

常青：沒過兩天就是五四大遊行，在遊行之前你們高聯當時有些什麼決策？

天石：為了迎接五四，北高聯開會決定發表一個《新五四宣言》，當時吾爾開希已經於4月28日擔任北高聯主席，於是他安排這個新宣言由北師大中文系研究生王智華來撰寫。王智華寫好後交給我，我審定後在五四遊行這天帶到天安門廣場交給吾爾開希，由開希在紀念碑上對廣場學生進行了宣讀。

常青：五四遊行之後當時的高聯對今後的學生運動的方向是怎樣計劃的？

天石：五四當天，北高聯及各高校的自治會負責人就在廣場開了一個會議，會議就是否繼續罷課的問題進行了討論，象北大、北師大等高校是主張繼續罷課的，但另有一些學校主張復課，最後只好交由各高校自行決定。我們北師大在開希、我、張軍等人的堅持下，決定繼續罷課。

同時高聯決定五四遊行之後繼續向有關方面遞交《請願書》，包括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等機構進行遞交，其中後來在5月8日向國務院信訪局遞交《請願書》的活動我還親自參加了。但我們的請願一直沒有人理睬，一直得不到答复。

北高聯總部由北師大遷往北大

常青：在5月13號絕食以前，你還記得發生過一些什麼重大事件？

天石：5月6號下午，在北師大物理樓後面的草坪上召開了一次北高聯的常委會議，當時由於開希不在，我代表北師大參加了這次會議。另外有北航的鄭旭光、清華的張銘及社科院的王超華等共五人參加。會議由北高聯副主席王超華主持。

常青：討論什麼內容呢？

天石：當時主要由王超華提出兩項動議：第一，將北高聯總部由北師大遷往北大；第二，決定5月7號繼續在北航召開一次北高聯常委會議，討論罷免周勇軍的北高聯常委職務。

常青：這些動議都是王超華提出來的？

天石：對。

常青：王超華為什麼要提出搬遷北高聯總部的動議呢？

天石：超華當時的表面意思是高聯總部已經在北師大設立很長時間了，大家輪換一下，是不是會更民主一些，但顯然的超華和北大已經做了會前工作了。超華的建議出來了，其他人也同意，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完全不需要爭執的問題。因此從5月7號開始，北高聯總部就轉移到北大了。

開除周勇軍

常青：我想問一下為什麼要開除周勇軍的常委職務呢？

天石：原因主要是周勇軍違背了北高聯所作出的學生“中立原則”，勇軍在做北高聯主席的時候曾經私下接受過一些外電、外媒的採訪，在採訪中宣布過一些北高聯多數常委不認同的決定，同時其他常委認為周勇軍還私下與政府官員接觸但沒有向北高聯常委會通報，這些都是違反紀律的事情。在4.27大遊行和五.四的罷課問題上，周勇軍的意見和大多數常委學校的意見也相左，所以有的常委學校提議北高聯解除他的常委職務。

常青：那麼5月7號在北航的常委會你是否參加？

天石：當時沒找到開希，我參加了，後來開希也到會了。但周勇軍得知要開除自己的常委職務後，當天就沒有參加會議，而是讓曾擔任北高聯秘書長的王志新率領政法大學自治會的幾個骨幹參加了會議，當開始討論開除周勇軍的事項時，王志新他們政法大學的同學提出了強烈的抗議，最後通過激烈爭論，北高聯決定說不是開除政法大學的常委席位，但政法大學必須新換北高聯接納的人選上來，王志新他們還不同意，還是要派周勇軍來，但高聯不願讓步，最後政法大學妥協，就讓王志新頂替了周勇軍的常委職務，周勇軍最終還是被“請出”了北高聯常委職務。這件事對周勇軍的傷害比較大。我一直覺得，當時“北高聯”開除周勇軍的理由也不是很充分的。

策劃絕食請願

常青：5月13號的絕食活動對於89學生民主運動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升級活動，你是否了解北高聯有關絕食活動的決策過程？

天石：“絕食”這一活動實際上不是由“​​北高聯”提出來的。 4月22日學生請願不成，4.26《人民日報》社論又將學潮定性為“動亂”，4.29對話又是瞞著北高聯進行的，五四大遊行之後的上書請願活動又一直沒有結果，所有這一切情況都在廣大同學的心裡積壓了太多的憤懣和不滿，動亂的定性是懸在我們頭上的一把劍，於是一部分學生就開始醞釀新的抗議活動。早在5月9號前後，我們北師大的學生在校園內就張貼出有關絕食抗議的大字報，從北大來的信息，也有同樣的報告。當時我和開希這些北師大自治會的負責人也開始考慮絕食的問題，但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這一活動我們當時有一個討論。

常青：你們什麼時間作出決定的？

天石：5月11號晚上，開希和我在西南樓337宣傳部會合，交換動態信息，商量如何推動政府對請願的答复，當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5月15日戈爾巴喬夫要來華訪問，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所以不約而同的聚焦到發起絕食的問題。但我們都認為絕食活動不能以北高聯的名義發起，因此開希提出應該以個人的名義發起。另外絕食的時間應該是從5月13號下午開始為最佳，我的考慮是這樣給政府一個反應的時間，同時到15號下午絕食就已經兩天，正是高潮。當晚溝通之後，開希就出去了。

常青：後來呢？

天石：5月12日早上9點左右，王文推開我們宿舍就是宣傳部的門，隔著門跟我說，我們要發起絕食。我一看不認識啊，但是看到馬少方和王丹在，我就有些明白了，但我說：“不能以北高聯的名義發起絕食。”王文說，我們以個人名義發起。於是大家開始簽名，第一個簽名的是馬少方、後面是王丹、楊朝輝、程真等人，但王文在馬少方簽名的上方寫上自己的名字，並在“馬”字前面向上劃了一斜杠，讓自己“騎”在馬少方的上面，表示他排在第一個，很有意思的。

常青：能理解，值得鼓勵。

天石：他們把開希的名字籤上後交給我，我說開希不在，這樣代簽怕不合適吧。王文說開希已經授權我們代簽了，我便心照不宣的籤上自己的名字。後來我才了解到，原來開希11號晚上出去後在外面恰好碰到王丹、王文（北京農業工程學院學生）、楊朝輝（北師大教工子弟）、馬少方（電影學院學生）、程真（開希的秘書）等人，經過商議後開希讓他們第二天早晨到北師大來找我們。北師大學生當時在上面簽名的還有張軍、熊文革、蔣業偉等，這樣總共有11個學生在上面簽了名。最後王文又在簽名的名字上面寫了一句話：“反對李鵬、支持趙紫陽”，決定於5月13號一點集中北師大前往天安門廣場開始進行絕食。我當時說這樣寫不好，於是用毛筆將王文寫的“反對李鵬、支持趙紫陽”這前半截塗抹掉了，並寫上“絕食先鋒隊名單”。

常青：然後你們就把這份名單貼出去了？

天石：我覺得要說明絕食理由，就由我口述，由北師大經濟系86級的周曉霖執筆寫了一份《絕食宣言》，曉霖寫完後覺得乾巴巴的，但我認為時間倉促，這樣就行了。我還能記得《絕食宣言》的開頭第一句話是​​“在偉大的四月愛國民主運動中……”，後來我安排將《絕食宣言》連同“絕食先鋒隊名單”總共複印了13份，讓北師大自治會外聯部部長熊文革分送到包括北大、清華、人大、北航、政法大學等13所主要院校的學生自治會作為動員通知。這份《絕食宣言》最後被抄寫放在紀念碑北面絕食代表團方陣中心的一塊牌子上，直到5月19號我到廣場去還看見豎在那裡。另外，那張“絕食先鋒隊名單”後來被六四專案組得到，在秦城監獄裡邊我的預審員拿出來作為證據做過詳細的調查筆錄）。

常青：這個動作很大，類似於4月21號你們策劃發起的悼念遊行活動。

天石：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絕食活動雖然是以學生個人自願的名義發起的，但實際上是通過北高聯的組織系統來進行運作的，北高聯實際上是在後面積極做著推動絕食請願的活動，而不完全是學生的自發活動。

這之後，我和王文他們又商議要搞一個《絕食規則》，也就是絕食人員應該注意的事項。但是我們當時對絕食都不懂，自我的理解就是不吃東西了，只能喝白水。最後又搞出了一個《絕食陣勢圖》，上面規定絕食團人員坐在中間，外面有救護通道，周圍有糾察隊等，然後我們將這個《絕食陣勢圖》和《絕食規則》張貼在北師大水房後面的西南樓東北面的牆上。

常青：做這些事情時王丹他們幾個人都在現場嗎？

天石：從簽名到發出通知，時間很短，他們都在。同時我安排同學去買了白布給程真和王文他們，他們在布條上面寫上“絕食”字樣以方便學生纏在頭上作為標記。我利用“特權”給自己弄了一大塊白布，有兩三米長，準備前往絕食後將自己裹起來，表示一去就不回了。後來王丹、馬少方、王文他們到別的學校動員去了。

常青：5月13號中午匯集到北師大的同學有多少？

天石：大概有三百人。在我們隊伍出發的時候，開希說我們這些北高聯的負責人都去絕食了，北師大自治會的負責人也去絕食了，後方的宣傳工作、後援工作怎麼辦呢，不能都去，於是開希說“章寶你不能去！要在後方負責宣傳和後援工作”，我不同意，披著白布堅持要去，但開希馬上叫了幾個大個子把我從絕食隊伍中硬給抬回去了。

常青：你要絕食，開希不讓，硬把你抬回學校？

天石：是的，還沒出校門口，就給抬出隊伍了，我服從了“組織”上的安排，就留在學校做宣傳和後援工作，但張軍參加了絕食活動。後來一些不了解情況的人因此批評我，說我鼓動別人去絕食，自己簽名絕食卻最終有沒有參加，讓我很尷尬。

常青：沒關係，清者自清，歷史真相終會大白於天下的。

關於劉曉波

天石：5月14號，也就是絕食的第二天，北京各高校都發動了對絕食學生的聲援遊行。開希去絕食後，我作為北師大自治會的最主要負責人，組織了北師大學生遊行聲援的事情。這裡有必要談一下劉曉波。

常青：劉曉波在89年是非常有名的知識分子，作為他的學生，你了解他是怎麼參與89學生運動的嗎？

天石：耀邦逝世時他本來在國外做訪問學者，看到國內悼念耀邦的活動後，他撰寫了一篇《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發在《世界日報》上，然後他在4月27日乘機回國，當時張軍知道消息派人去機場接他沒有接上，後來張軍又代表自治會去他的家裡看望他，曉波便將自己發在《世界日報》上的那篇文章拿出來交給張軍。張軍回到自治會後將曉波的這篇文章交給我，由於當時的高聯要求自治會要保持“中立”立場，所以我當時就將劉曉波的這篇文章鎖在我的旅行包裡。

但4月29日晚上官方組織的學生“對話”後，我們的宣傳工作一時陷入被動。於是我決定擴張“自治會”宣傳的空間，4月30號的上午，我把旅行包裡的那篇劉曉波的文章拿出來偷偷放在廣播台的桌上，而沒有在上面簽名，就從廣播台出去了。平時廣播台的重要稿件播出前都是要經過我的審查簽字的，但我估計播音員看到這篇文章後一定叫好就會播出。果然，播音員看到這篇稿件就激情的廣播起來，外面的聽眾驚訝得頓時鴉雀無聲，大家都在靜靜的聽這位本校“著名學者”的高論，估計劉老師自己也聽到了，因為文章播完後不久，曉波就上樓來到廣播台門口，他的表情好像有點不安。他問我“開希在不在？”，我說“不在”。他看到沒有熟人說話就又匆匆下樓了。

於是我立刻寫了一個聲明交給播音員播出，大意是說，北師大廣播站奉行言論自由的原則，但由廣播站選播的文章不一定再徵求作者的同意，也不一定代表北師大自治會的意見，歡迎大家積極投稿。這樣等於是告訴聽眾，曉波的這篇文章是我們做主播出的，沒有得到他的授權。這件“侵權事件”我後來沒有聽到來自劉老師的抱怨。我那點小聰明也只是表面上迴避北高聯的“中立”原則而已，其實我覺得“中立”到不能引入社會各界的看法了，運動就很難推進了。

常青：根據劉曉波當時在年輕學生心中的影響力，這篇文章的廣播肯定受到廣大學生的歡迎。

天石：這篇文章的播出可能在把劉曉波“拉下水”上起了一點作用。

常青：其實他敢於在《世界日報》上發這樣的文章，又從美國匆匆趕回，說明他已經“下水”了，這符合他的性格——不過這是你與劉曉波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嗎？

天石：是的，5月14日午後的遊行是我與劉曉波第二次近距離接觸，也是劉曉波第一次公開參與89民主運動的日子，當時我帶領北師大的學生隊伍，劉曉波則帶著北師大的教職工隊伍，我們倆並排行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我們一起喊著口號，前往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

我們到了廣場後，聽說一些絕食學生代表已經前往中央統戰部與閻明復等人在談判。我和曉波便在絕食團外圍等候。到了傍晚四五點時，我看到王文等對話學生代表回來，跟著就是和統戰部的談判已經破裂的消息。這時候曉波說了幾句我記憶深刻的話，他說：趙紫陽不敢出來見學生，這盤棋就下輸了，如果明天工人和市民還不起來的話，就完了。

不過我和曉波沒有私交，他和開希有較好的私交，他到廣場後就開始參加一些活動，後來就留在廣場了，還負責了北師大廣場的宣傳工作，每天從廣場給學校送回來他們的稿件。 6月3號傍晚天快黑的時候，曉波和開希，還有張伯笠回到北師大，曉波在校門口的廣播站面對學生和市民，做過89運動中在師大的唯一一次演講，內容大意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得了集體軟骨症，今天​​晚上他要與天安門學生共存亡，克服這種軟骨症。開希也做了演講，那時一架直升飛機正好在我們的頭上盤旋。

一份戒嚴部隊的絕密軍事地圖

常青：從5月13號絕食到5月20號凌晨戒嚴令發布，你一直在北師大為廣場學生做些後援工作，同時繼續做宣傳工作？

天石：基本是這樣，5月19號晚，李鵬、楊尚昆在首都黨政軍“萬人大會”宣布從5月20號凌晨開始戒嚴，我和自治會其他負責人迅速發動組織學生到各個路段去堵截準備進城的軍車和部隊。其中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5月20號上午有一個北師大的學生騎車去南苑機場附近攔截軍車時，碰到一個穿著便衣的中年人，身份不明，這個中年人私下交給這個學生一個封好的大牛皮紙檔案袋，囑咐他火速送往北高聯總部。這個學生下午就把這個信封交到了我們宣傳部。我聽完他的陳述後，打開信封，看到一張北京市地圖上，用電腦打印機在上面繪製了很多顏色不深、淺灰的軍事圖標，比如人民大會堂周邊有崗亭和持槍士兵，中山公園裡有營房圖標，廣場和天壇中間有直升機標誌等等，各種軍事圖標佈滿了北京市區的重要地點地段，以及進京主要路口路線。

常青：你是怎樣處理這份地圖的？

天石：我當時的電腦知識很有限，看完後就認為是一個超級軍事迷給我們送來的一張自己想像的戒嚴部隊的進軍路線和軍事布控圖。又鑑於上午回來的信息已經對戒嚴部隊的路線都比較清楚了，雖然和這張圖可以勾連出很多想像，但我卻沒有很看重它，將它放入我的旅行包了事。 5月22號晚上，北高聯在北大召開了絕食結束後的第一次常委會議。由於開希和梁二當時都不在學校（絕食後他們就基本不在學校），我就帶著幾位自治會的成員代表北師大出席了這次會議，結果到會後看到梁二也來了。會議由王超華和王有才分工主持，王超華這邊是常委議程，總結絕食情況，通報鑑於大部分學生已經回校，​​因此北高聯已從廣場撤出，廣場由廣場​​指揮部負責等事項。王有才是當時的秘書長，就將各校如何分工負責阻攔戒嚴部隊進城的事情交給他去處理。我在北師大接到開會通知時，就知道要討論這個分工，所以出發的時候就想起那份軍事迷繪製的地圖來，於是帶上順手就交給了王有才他們那一組，他當時好像也沒有重視這個東西，只是他們看著地圖就做著分工，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留意到那些圖標，以及保存這份地圖。

後來在秦城監獄裡，89年11月份一個星期天的傍晚5點多，剛吃過牢裡的窩窩頭，我就被提了出去，進入一層西北拐角的那間房子裡，我驚訝這次怎麼來了這麼多預審員，擺了三張桌子，六個人以外還有坐在旁邊的，我心裡說壞了，要決定重判我了嗎？也從來沒有在周日提審過啊，況且是晚上。我當時穿著棉褲，為了表示對監獄惡劣飯食等的抗議，我早已經把棉褲從褲襠內側兩邊撕裂至腳踝那裡，只有一點還連著，樣子悲愴得可能有一點像《在烈火中永生》裡的男主角了。這些審訊我的人看著我直皺眉頭，結果我的預審員開口說要問我一些事情之後，就由一位咬著牙說話的中年人開始問話了。讓我從5月20號早上起床說起，說到5月26號，我每個小時在哪裡，都乾了些什麼。我就按照原先寫過的坦白提綱，照著一天一天的往下說，說完了他就挑著重點再問。結果就這樣問了一遍又一遍，參加過什麼會議，有什麼反響比較大的稿子播過，等等都問過了，過了十點還沒有結束，問到他們很不耐煩了，就一陣一陣的呵斥起來，我不斷的重複我從5月14號以後就對運動的悲觀看法，5月20日以後由於身體不支，很多具體事情就交給其他同學負責了，有些事情可能沒有經過我等等。最後他們幾個交頭接耳後，才開始提示說：“想一想有什麼後來引起很大影響的事情？”

我想某一篇稿子即使引起某個領導人切齒痛恨也不用這樣審問啊，北高聯宣傳部輪換負責的事情也是接到一個名義通知而已，況且北大前任的楊國忠等人也應該是知道的，沒有什麼事情是隱秘的，都是公開的，這些都可以排除。剩下的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某重要當事人供認來找過我，因為自戒嚴以後，確實經常有一些神秘人士來說一些信息，比如要清場了，要殘酷鎮壓了，甚至有人來說過，真的會開槍，但是這些人士沒有一個留下姓名的，為什麼要同他們扯這些呢？在這期間可以定為引起很大影響的就只有阻攔戒嚴部隊一件事情了。但分工的時候我沒有參與，去阻攔的事情上也沒有惡性事故與我直接相關。唯一的就是那張地圖了，如果它不是什麼軍事迷的想像，難道會真的是戒嚴部隊的絕密軍事地圖嗎？這時候我才想起，一般的市民甚至科研機構，哪裡有那麼大的打印機能在一張整版的北京地圖上打印出那些圖標？但是這張地圖的事情，我只是經手傳遞了一下，那個送來的同學我也沒有記下名字，他也不知道交給他的人是誰，這說起來是一個扯不清的事情啊，為什麼要提一件可能牽連更多的人進來的事情？如果這份地圖在北大某個角落被搜出來了，為什麼要讓更多的人去提及它？或者根本就不是這件事情。總之，出於良心，我一直堅持沒有什麼重大事情可交代了……直到半夜十二點多，我坐在圓凳上腰椎疼得越來越厲害，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地流下來。 4月到6月，我也流過多次淚水，但是從來就沒有這樣的流下過眼淚，我默默地說，流淌吧!沒有什麼可說的了。預審室里安靜了下來，主審的那位用眼睛徵詢了一下坐在旁邊一位的意見，他點了點頭，主審的才用緩慢的口氣說“今天就先這樣了”!

後來，在我了解更多的電腦技術後，我相信這一份地圖就是被洩露出來的一份戒嚴部隊的絕密軍事地圖。超大型的打印機，複雜的軍事圖表系統軟件，當時除了軍隊的高級參謀指揮機構以外，還有誰能做得到呢？

北師大自治會的改選

常青：我在其它材料上了解到大概在5月下旬，北師大有一次自治會改選的問題，這個情況我想你應該是了解的。

天石：絕食活動結束後，自治會內部有一些人對我和梁二、張軍等人的工作表示不滿，智囊團的李劍、王智華等學長要求改選自治會，把在絕食活動中表現突出的人增加到自治會中去。同時他們認為吾爾開希基本看不見踪影，經常缺席自治會會議，也要求改選主席人選。我當時不主張改選，原因在於我在宣傳部這個“信息中心”，經常有人送來一些事態很嚴重前景很不樂觀的消息，我很早就認為北高聯和自治會負責人最後的結局就是被“秋後算賬”和坐牢的問題，因此，在學生運動已經進入終結的階段，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增加新的坐牢人選。但是他們堅持開會改選，我最後只好沉默保留意見，因為我既不能阻攔他們，也不想打擊大家的積極性。於是5月26號下午舉行了北師大自治會改選會議，我因持不同意見，便決定不參加這次會議，而是帶著一位同學到京順路大山子一帶查看阻擋部隊進城的情況。

常青：你沒參加這次會議？

天石：我回來後會議已經基本結束。在這次改組會議上，有人本來要把開希的“主席”職務換掉，提議中文系研究生李劍為主席，但遭到與會代表的多數反對，我回來後說還是應該保持開希為“主席”，結果大家給李劍設了一個“總聯絡”的頭銜，增選王智華為副主席。梁二被定為專職的“代理常委”——這是自五月初開希活動增多不能正常參加北高聯常委會議之後由自治會做過討論的一般性安排。宣傳部新起了一個名字叫“理論宣傳部”，裡面增設了中文系87級的一位同學做副部長，但這位同學是我原來起用的，他看到沒有列出部長，便表示不願意任職，王治晶（王德邦）也進入宣傳部的負責人行列，只是沒有頭銜，治晶原來是“學生對話代表團”北師大代表，我們一向合作得很好的，李劍他們的意思可能是想讓治晶掌控宣傳部，我本是他們準備罷免的主要人選，但是礙於我當時的影響力，我回來後沒有看到有人對我的工作提出半句閒言，因此我的工作還是照常進行。曾小明還是廣播台台長。另外增選趙剛為組織部長、賈愛民為副秘書長，張軍的秘書長職務沒有說罷免，但第二天張軍就離開學校回家了。對於我沒有主動請辭，而且在當時的自治會裡仍然在實際上掌控最大權力的事實，王智華在6月2日，當著我的面發了火，並表示辭職，我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但我相信，到了秦城監獄坐牢的時候，後來增補進去的很多人就會想起我對於這次改選會議的態度是正確的，因為包括李劍他們新增加的自治會人選後來大多都坐牢並被學校開除，沒有坐牢的也被學校開除了。但如果沒有這次改選會議，後來大部分增補進去的人都不會去坐牢，或者是被學校開除了。

常青：這件事很遺憾，但也無可奈何，那麼你在這次改選會議後又做了些什麼事呢？

天石：按照此前北高聯的通知，北高聯的宣傳部長是由北大和北師大的宣傳部長輪流擔任，從5月26號開始，北高聯宣傳部長輪到北師大自治會的宣傳部長來擔任，因此我就開始籌備北高聯宣傳部在北師大如何開展最後階段的工作問題。但形勢發展很快，到5月28號，當時香港聲援團體已經在做“後事”安排，他們開始給一些主要高校的學生自治會發放一些錢款以供學生領袖撤離和逃亡。

關於香港方面的善後款問題

常青：5月28號香港方面就在做“善後事宜”了？他們是怎樣分派錢款的？

天石：因為他們通過各方面的信息判斷很快就會“出大事”，感到前景堪憂，所以就開始做這種撤離準備了。像北大、北師大、清華、人大這些學校比較大，學生領袖多，於是就每個學校分配到25000元港幣，像北京電影學院比較小，就撥給9000元港幣，並預定通過北師大的賬戶交給馬少方。 5月28日香港方面通知領錢的時候，我帶著我們的財務人員去到北京飯店領錢，別的學校都把錢拿走了，我們簽字後想讓他們幫忙把港幣換成人民幣我們再來取，他們答應幫我們兌換。但我們回到北師大之後，形勢變化很快，已經沒有時間去拿錢了，結果我們北師大的25000元和馬少方的9000元都沒有拿上。

常青：你們最終也沒有拿上這筆錢款？

天石：這筆錢款的最終下落我不清楚。後來在秦城監獄的時候，聽到馬少方同號轉過來的同學還談到少方感嘆連逃亡都沒錢，我覺得很愧歉，這是我的失職。開希在6月3號晚上之前也肯定沒有拿這筆錢，因為開希6月3號傍晚回到北師大自治會的時候說他身上已經沒有錢了，他還向自治會藉錢。當時我們宣傳部還有餘款3000元，但這是我從北高聯那裡領取的高聯宣傳部經費，不能派作它用。而且自絕食以後，我一直都是以北高聯宣傳部的名義向北高聯財務部單獨申請用款，沒有再使用北師大自治會的款項。北高聯給宣傳部撥款最多的一次是7000元，我們還用北高聯的撥款買了一台當時最好的四通2403帶鍵打字機，用了一萬多元。

常青：開希問你借錢，你當時給了沒有？

天石：沒有，我沒有想到把宣傳部的經費借給開希借用，我當時覺得應該專款專用，但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自己當時過於原則性，缺少靈活性。尤其讓我惱火的是，6月3號晚上我在外面指揮廣播台進行抵制軍隊進城屠殺的廣播時，我的宿舍遭到了“洗劫”，這筆錢讓人偷走了。

常青：你這是“屋漏偏逢連夜雨，船破還遇頂頭風”，真是禍不單行呀。

6月4號凌晨，“淚城”北京

常青：請你談談6月3號晚上的情況？

天石：6月3號下午京郊軍隊開始向市中心運動的信息不斷傳來。晚上八點半左右，我們通過廣播台呼籲同學們前往天安門支援，我們很幼稚的認為，數百萬的人民可以讓拿槍的手發抖。王治晶（王德邦）奮勇的擎起北師大的校旗，帶領上千同學奔跑前往，我看著他很瘦弱的背影，止不住的流下眼淚。但不久，在十點左右已經有學生從軍事博物館方向急報有師大學生以及市民傷亡的消息。

我接到報告立即和廣播台的李俊一塊攔了一輛車往西單方向想了解一下情況，結果在新街口已經看到往積水潭醫院方向呼嘯飛馳的救護車。車開到西四的時候已經無法前行，前面的人說部隊往西單打過來了，死傷者無數。我們決定回學校去組織救援。十一點前後，北師大門口已經聚集了數万市民，一些市民給學生送來一大堆燃燒瓶放在學校東門內，也送來一些急救用品。當時學生的情緒都很激動，李劍他們已經派人去找過校領導，要求學校領導出來支持學生，但沒有找到人。還有同學跟我說，已經有憤怒的學生拿著燃燒瓶往學校行政大樓去了。也有人說要去拉主樓上的防空警報！

常青：學生準備燒學校裡面的大樓？

天石：可能是想把學校領導嚇唬出來，但我不相信他們真會燒。為避免發生意外，我趕緊派人去進行緊急制止。最後這些個別情緒激動的學生也就放棄了這些想法，去找他們的同學報告說，都回來了。

常青：這個事情你做得很對，畢竟是自己的母校呀。

天石：放火沒有在師大發生是事實。我當時意識到，在大屠殺已經發生的情況下，絕對不是呼籲增援前方的時候了，而應該迅速處理現場危機，保護學校免受屠殺和暴力攻擊。當時我們的情緒誰也不可能不激憤，但是不能喪失理智。因此將那一大堆燃燒瓶撤離現場銷毀是我回來以後的第一個措施。

大概到半夜一兩點的時候，有一部分學生從“前線”背回來一批槍支電台什麼的，看起來全是一些破爛似的東西，我問是怎麼回事，背回來的同學們說，是軍隊“繳械”給我們的。我看這些東西可能帶來的威脅不堪設想，於是我在黑板上寫上：我是現場“總指揮”，槍支清點管理由曾小明負責，請大家聽從我的指揮和安排，並讓趙剛協助安排學生把這些槍支和軍用物品搬離現場，到二樓208教室去清點，並上交給學校保衛部，他們也照做了，還報了一個數，記得槍支好像是49支。但到凌晨天快亮的時候，由於軍方屠殺的消息越來越多，而且中文系84級的鄭軒同學頭上纏著繃帶，衣服上滿是血跡被護送回北師大，他嚎啕哭訴屠殺現場的情形，幾乎使場面再次失控。

常青：我聽說北師大有學生因為這批槍支的事情被判了刑，是這樣嗎？

天石：槍支送交保衛部以後，後來有一些激憤的學生又衝進去搶了出來。這後半截的事情是我離開之後發生的，因此到了90年4月我從關在隔壁的趙剛那裡才知道大致情節。趙剛說他本人快到中午了還背著槍支在校門口警戒，槍支後來又收繳上去了，但是少了三支。結果他和曾小明最後被以“搶奪槍支罪和軍用物資罪”分別被判五年和四年刑期。

常青：在6月3號晚上和6月4日清晨發生這麼多重大事情，你們學校領導難道一直沒有出面？因為我知道清華的學生當時把他們的校長張孝文從家裡拖出來打了一頓，這位挨打的校長最後被迫同意支持學生。

天石：你聽誰說的？

常青：我被關秦城時，同監室的一名清華“暴徒”（他因為向軍隊士兵投擲石頭磚塊而被捕）告訴我的。

天石：4號凌晨我們阻止了學生燒炸學校大樓後，又派人去找學校領導，大概在3、4點左右的時候，校長兼黨委書記方福康及吳孟副校長最終來了，我同他們做了簡短商量，就先請方校長做一個講話，並要求允許校醫院派出醫護組前往救援。方校長於是呼籲學生從外面撤回來保護學校，同時承諾校醫院組織醫療隊馬上出發。因此學校的醫生護士跳上開來充當“救護車”的公交車就開始向“前方”開拔。通過廣播呼籲，市民中的醫生和護士也積極參與醫療救護，當時就有不少人跳上汽車一起前往。

當時離學校不到一公里的馬甸就是大批的戒嚴部隊。方校長對我說：現在形勢很嚴峻，戒嚴部隊隨時都有可能闖進來，其他學生都不要緊，吾爾開希也不在學校了，你要是被抓到就有可能被拉出去槍斃掉，你還是趕快離開北師大，沒有地方去我們把你藏起來也行。

常青：我覺得你們這個方校長還不錯，如果有時間你可以去看看他。

天石：後來在秦城監獄裡面，我在前面的提審中一直沒有提到方校長，主要是對在戒嚴狀態下他可能的陳述我有擔心。直到90年的四月份，預審員說，如何才能證明你在六四的早晨是理性的？是愛國的？那時我覺得局勢緩和了，也是決定我判多少刑期的關鍵時候了，我才說，方校長可以證明我當時是理智的，是求助於學校領導和黨組織的。後來預審員過了一周來見我說，方校長為你做了證明。我對方校長一直是懷著感激的。

話說回來，我們接著組織保護學校的糾察隊，將學校大門關起來，並呼籲市民離開學校門口。早晨六點後，從天安門廣場退出的部分學生回到了學校，同學們抱頭痛哭，當時整個北京變作了一座“淚城”，到處都在哭訴，到處都在流淚。我身邊有同學跟我說，你該走了！想起方校長的勸告，我準備逃亡。

逃亡與被捕

常青：在這種情況下你馬上離開學校了嗎？

天石：我先是回到宿舍簡單整理了一下東西，主要是和宣傳部的同學轉移掉那些文件資料。但是我已經沒有錢了，當時我有一個博士老鄉吳植橋，他從天安門方向騎車回來告訴我，他繞行長安街時看見部隊在用水龍頭沖洗地面上的血跡，很多道路封鎖了，二環應該還走得過去，老鄉很仗義，還將自己身上全部300多元錢掏給我。然後中文系學生自治會又特別為我支出了800塊錢供我逃亡使用，這樣總共籌集了1000多元錢，最後我這個博士老鄉和我一起騎著自行車將我送往北京火車站，由於我已經連續四天四夜沒有睡過覺了，當時騎在自行車上都困得睡著跌倒了數次。最後老鄉把我送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

常青：當時打算逃亡香港嗎？

天石：當時決定先南下看情況。但是車到武漢的時候，武漢市民學生為抗議北京的屠殺將武漢長江大橋給堵死了，我乘坐的火車成了第一輛被攔截在江北的火車，沒辦法我只好下車走過長江大橋，然後去了中南財經大學看望了一位同學，最後我又去到在火車上認識的一位湖北師範學院的老師家裡，這位老師當時好像是武漢科技協會的一位負責人，同時又是全國科技協會的一個理事，他將一份協會全國理事的名單送給我，讓我在逃亡的時候去找這些名單上的人幫忙。後來我被捕的時候，裝這份名單的皮夾落到警方手裡，警方還可能去找過這位老師的麻煩，這件事一直讓我心裡很慚愧。

常青：我想那位老師不會責怪你的，大家都在為理想付出代價和犧牲。

天石：警方找到那位老師，或者是調查過火車的乘務員我在火車上說過什麼話以後，就說我在火車上對大家說過北京軍隊開槍打死打傷數千人，結果後來當局以此為根據說我在逃亡途中傳播謠言，成了我的一條罪狀。

常青：我想你也不會怪罪那位老師的，大家都缺乏防範經驗，免不了會發生這樣一些事情。

天石：我當然不會怪那位老師的。我6月5號晚上在武漢住了一夜，由於京廣線交通中斷，6月6號我從武漢坐船到達九江，然後在九江乘火車於6月8號到達廣州，再從廣州乘輪船到達珠海我哥哥那裡。我說這次是逃命來了，我哥不相信。 6月9號晚從電視裡看到21個通緝名單，我對我哥說，我的事情也不比當中的一些人的小，接著在亞視的時事追擊欄目報導中，就看見我的照片作了標題照。這是香港同學撤退時我們約定好的信息傳遞方式，就是用這張照片告訴我十分危險，請速聯繫他們在哪裡可以找到我。我哥便把我安排到另外一個朋友的單身宿舍裡，但我太缺乏常識經驗，最終被逮捕了。

“寬大典型”與“勒令退學”

常青：你是什麼時間被抓捕的？

天石：7月1號。其實在7月1號的前幾天，我就發現有人跟踪我，於是我就在7月1號下午買了一張船票準備離開珠海，結果當天傍晚5點多就把我抓了，他們把我哥也給抓起來了。我後來在北京坐牢，我哥就在珠海坐牢，我把他連累了。

常青：是北京警方來抓的還是珠海當地的警察抓的？

天石：是珠海當地警方，他們將我關在珠海11天，7月12號把我送到廣州黃華監獄，7月13號帶著幾個武警把我押送上開往北京的火車，15號我被直接從北京站送往秦城監獄。

常青：請問你在秦城監獄關押了多長時間？

天石：我在秦城關押了將近一年時間，1990年6月4日晚上由當時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長蘇仲祥簽字對我取保候審，取保候審的理由是我有腰椎間盤脫出的疾病，但沒有寫，口頭說的。第二天傍晚五點將我從秦城監獄押送回廣西容縣老家交給地方警方看管。

常青：最後警方對你是怎麼處理的？

天石：我在廣西老家被看管了半年後，1991年1月22日，專案組人員、北師大中文系我所在的86級年級主任、北師大團委書記，還有我們縣的組織部長、我們鄉的黨委書記等，他們把我弄到我們鄉派出所，先是學校宣布對我做“勒令退學”處理，要求我簽字同意，我在不清楚是否還會被起訴的情況下，只好簽字了，當然，我也沒有指望過還能繼續上學。

常青：真是荒謬！不過這也是你的光榮！我相信在未來的北師大校史上，一定會以出現了你、吾爾開希、王治晶（王德邦）這樣的學生而感到光榮！

天石：然後專案組人員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對我宣布“結束審查，免予起訴”的決定，《關於解除陳章寶收容審查的決定書》中大致這樣寫道：

陳章寶，男，25歲，廣西容縣人，“高自聯”骨干成員，主管宣傳工作並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宣傳部部長。根據北京市公安局通報於1989年7月1日被收容審查。經過審查，認定陳章寶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中犯了以下的錯誤事實：

第一，參與組織4.22胡耀邦追悼會的遊行示威活動；
第二，參與組織指揮北師大4.27大遊行；
第三，組織攻擊4.29對話為“封建包辦對話”；
第四，參與組織指揮北師大五四學生大遊行；
第五，在北師大參與組織發起學生絕食活動；
第六，六四之後，在外逃過程中，散佈學生市民死傷數千的謠言；
第七，主管宣傳工作期間，組織印發了數万份傳單，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惡毒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校內外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

鑑於陳章寶在收容審查期間能夠較為主動交代自己的問題，有悔過表現，且犯罪情節較輕，故免予起訴，結束對陳章寶的收容審查。

常青：你的情節是十分嚴重的了，很奇怪竟沒有判刑，還叫作“錯誤事實”。

天石：送我回廣西的路上，專案組的人跟我說，你是最幸運的一個，在和美國談的名單上那麼多人，就勾了你和周封鎖兩個，這可是上面安排的呀！六四一周年那天簽字放人，是給國際社會看的，所以5號我在火車上聽新聞聯播，就有周封鎖等21人被寬大釋放的消息。但我當時還沒有解除收容審查，專案組的人說，你還有可能被起訴審判。

常青：我聽到有人戲稱你是“第22號通緝犯”，我想問一下，這有什麼來由沒有？

天石：這是來源於一位警方人士的說話。他見到我以後對我說：你以為能跑得掉啊？你的通緝令“六四”前就下來了，你和你的老師劉曉波那撥在一起，你是學生里邊的第一位。

常青：“學生里面的第一位”，這是怎麼回事？

天石：這好像說的是警方內部還有的另外一份黑名單。不過名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底做了些什麼事？不要以為21名通緝犯以外的都成了“六四底層”。我看叫我“學生黑手”比較合適，這也是我的一些老同學根據我當年的表現到現在還在使用的謔稱，這樣就破了政府的“黑手論”，什麼黑手啊，有哪些事情不是我們這些普通學生自發去做的呢！

對89民主運動的省思和期望

常青：今年是89學運21週年，21年後已經44歲的你能否比較理性的對89民運做一個總結？

天石：在諸多的事實中，有幾點是清晰的：

首先，透過“七條請願書”等看學生的訴求，目標就是中國的自由民主問題。

第二，無論從核心主張，還是組織建立，到運動的主要事件策劃和推進，都是由學生群體自發進行，不存在政府所謂的被其他“黑手”操縱或利用的問題，至少是當時沒有個人或群體能夠影響到學生失去自我選擇的程度。

第三，“4.26”社論的動亂定性是矛盾升級的根本原因。這個社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愚蠢的社論之一，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處理政治問題上的本質低能。

第四，六四屠殺就是對國民民主訴求的屠殺，從本質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專制和血腥本質。殺人流血的罪在黨和政府的頭上，不因學生的態度激進而能夠推脫掉責任。

第五，學生在運動中提出來的目標，和達到目標可以藉用的資源力量是不對稱的。這主要就是公民社會在當時還沒有公開的提出來，學生對於民主政治的訴求，民眾的實質性支持度還是不夠；另外，民眾對於學生缺乏正確疏導，部分知識精英出來斡旋，雖然勇氣可嘉，但是最終大都變得跟學生一樣的激進，這體現了當時的知識精英群體同樣還是很不成熟，十分缺乏政治智慧。因此學生事實上是被懸在激進的半空當中，上不去，下不來。學生充滿著美好的夢想，純潔得像幼稚園的孩童，他們被屠殺了，北京的市民最後被槍聲驚醒之時，我們的同學已經永遠的獻在了共和國的祭壇上……

常青：其實當年的北京市民也為這場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付出了十分慘重的代價，六四之後，判刑最重的群體就是被稱作“暴徒”的北京市民群體，這還不算直接死於機槍坦克下的北京市民。

天石：是這樣，這也是我們學生應該向廣大北京市民表示崇高敬意的根本原因。

常青：耽誤你的時間已經很長了，我想再問一個問題，你對處理六四問題有什麼建議？

天石：處理六四傷口的問題，最要緊的是要有超越黨派的意識。共產黨已經自己開槍自殺了，你還指望它來給你平反嗎？官僚集團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團，誰有心思來考慮這些添煩的事？因此，解決六四問題要靠我們自己。今天，公民維權力量正在發展壯大，我認為積極參與和推動當代中國的維權運動，才能夠最終解決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憲政問題，也只有民主問題解決了，才能最終醫治六四的傷口，才能讓眾多的六四死難者的在天之靈得到安息。

2010-5-29 於北京鳳凰嶺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6/6/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