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常青：周文王的“革命”與趙紫陽的“改良”

執政黨決策集團可以繼續固執己見，可以繼續將趙紫陽的“政治遺囑”塵封於富強胡同六號“監所”，可以繼續維護權貴集團掠奪於人民的既得利益，可以繼續拖延中國的民主化改革，可以繼續無視和蔑視廣大人民的正義訴求，但是卻不可能阻擋得住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腳步。

“西伯拘而演周易”

我們先來看一個“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故事。話說商王朝的最後一任“國家主席”商紂王不僅非常好色，而且非常殘暴。他不僅發明了炮烙之刑懲罰犯人，而且喜歡亂殺無辜，對於他所看中的女孩子，稍有不從，便會處死甚至連屍骨也蕩然無存。有一次，這個“國家主席”又看上了九侯的女兒便徵召入宮，不料這個漂亮的女孩子性“不喜淫”，惹得這個老傢伙一怒之下不僅將女孩殺了，而且將女孩的屍體做成肉醬送還給了她的父親。有一個叫“鄂侯”的大臣就此事說了紂王幾句，商紂王乾脆也將這個進諫的大臣處死並將他的肉也做成了肉醬！

這事傳到被封為“西伯”的姬昌（即後來的周文王）耳裡，姬昌礙於當時的國家恐怖政策，只輕輕地發了一聲嘆息來表達自己心中對“國家主席”反人道主義行徑的強烈不滿，不料西伯之嘆被佞臣崇侯虎告發。結果紂王大怒，便將年齡已屆82歲的姬昌老頭趕進一個叫“羑里”的地方監禁起來——羑里監獄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座國家監獄也因此而聞名至今！

姬昌入獄後並沒有一蹶不振，而是潛心於歷史哲學的研究。通過對“古典文獻”伏羲八卦的深入研究而結晶出一部新的偉大歷史文獻，那就是作為中華文化總源頭的《周易》。

姬昌在《周易》裡總結了上古時期人們關於陰陽變化發展的一些具有規律性的高深學問，指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易”思想，尤其是通過對既往歷史的考察，姬昌充分的肯定了廣大人民的“革命”權——他在《周易﹒革》卦中響亮地提出了“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的著名論斷。指出商湯滅夏、湯武革命有著“順天應人”的正確性與合理性。

當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身為​​“國家囚徒”的“西北王”姬昌其不便明挑的玄機不在論古，而在談今。既然當今聖上如此荒淫殘暴，聽不進臣下的批評和建議，不願走改革從良的道路，那麼剩下的命運就只能是等待人民的革命了。

好在是姬昌入獄七年後——到89歲時，他的親友們通過向紂王行賄財貨美女而將姬昌救了出來。姬昌走出國家監獄後，便開始進行獄中思考的“革命”大業。考慮到自己已是九十餘歲的老翁了，便把“革命”理想寄託在兒子姬發（即後來的周武王）身上。他不僅對兒子大力進行革命政治學的教育，指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且還為兒子聘請了一位大國師——姜太公。虎父無犬子，姬發不負乃父遺志，經過艱苦準備，終於在姬昌死後的第十二年（B.C1105年）與商紂王在牧野展開戰略大決戰，結果，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國家元首戰敗自殺，商朝滅亡，周室得控天下，令後世大儒孔夫子禮拜有加的周王朝開始了自己的“禮治”時代。

我之所以在本文開頭首先提及“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故事，是因為我認為“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悲喜劇與趙公紫陽先生的晚年遭遇在許多方面有得一比。

首先，被商紂王封為“西伯”的姬昌是一位很能幹的“封疆大吏”，他把關中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條，為周王朝的崛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趙紫陽也是由於在治理四川時因敢於改革、政績突出而躍升為國家總理職務的。

其次，姬昌因為對商紂王的嚴重反人道行徑表示了自己的非議（一聲嘆息而已），就被趕進羑里監獄關押。而趙紫陽呢，就比姬昌要做得好得多了——面對數千在廣場絕食抗議的學生，他以執政黨總書記的身份首先力勸同學們恢復進食，希望同學們能夠“看到國家實現四化的那一天”，同時在保守派們決定調集軍隊進城戒嚴時，趙紫陽從人道主義出發，採取了堅決的抵制政策，不僅拒絕主持決定戒嚴的萬人大會，而且根本拒絕出席會議，其結果，惱羞成怒的“紂王”們不僅罷黜了趙紫陽的所有職務，而且從1989年5月下旬開始，長期將他軟禁在北京市富強胡同六號“監所”。

第三，周文王入獄時已是82歲高齡，但商紂王只將他關押了七年時間便釋放了；趙紫陽入“獄”時也已71歲高齡。儘管中共強權集團換了好幾代，卻都一如既往的將趙紫陽軟禁在富強胡同六號“監所”——從1989年一口氣關押了十六年，直到2005年他去世時，也未能恢復他作為一個國家公民的基本權利。在這一點上，趙紫陽又比周文王要悲慘多了。

最重要的是兩位老人被關進監獄後都沒有垮掉。周文王在監獄里為後世子孫貢獻了一部《周易》，強調了“窮則思變”的人心法則，指出了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的合理性，並在出獄後將自己的“革命”思想授受給兒子周武王，促使周武王率兵對不願改革、聽不進臣民批評建議的商紂王行使了莊嚴的革命權，並最終開闢了一個新的、相對進步的周王朝。那麼同為國家囚徒的趙紫陽又在著名的“富強胡同六號監所”裡作了些什麼樣的思考呢？這便是我在本文中要探究的第二個大問題——

趙紫陽的“政治遺囑”

1989年5月下旬，七十一歲的趙紫陽因反對戒嚴被最高當局非法軟禁，直到2005年2月去世。在長達16年的軟禁歲月裡，趙公沒有放棄關於這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思考。在一些老部下的建議下，趙公就中國改革的歷史進程作了一些講話錄音，錄音經過杜導正等人的文字整理於2009年5月在香港公開出版，書的名字叫《改革歷程》 （在國外也有將書名說成是《國家囚徒》的）。

我有幸在前不久讀到了這本書，全書共分六個部分，分別涉及八十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濟建設、反自由化、十三大、治理整頓、89六四等問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但對我本人吸引力最大的乃是全書的第六部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在這一章節裡，作者首先反思了鄧小平的政改思路，多次指出鄧小平的所謂政體改革並非民主改革，而不過是做些行政改革，趙紫陽說：“他（鄧）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製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的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趙公充分肯定胡耀邦的政治思想，認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標”。而本章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乃是我稱之為趙紫陽“政治遺囑”的第四小節，即作者“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過程”。

坦率的說，我在讀到這本書以前對趙紫陽的定位只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2005年2月我在獄內得到趙紫陽逝世的消息時所寫的緬懷文字也是這樣的思想認識。我從來沒有認為趙紫陽是像胡耀邦那樣認可民主制度的，趙所做的十三大報告雖然提出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些設想，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被確定為“兩個基本點”中的一個。趙在1989年抗拒戒嚴的有限行為並不能證明趙是在追求民主，而只能證明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這正如周文王看到商紂王煲人肉羹時所發出的人道主義嘆息並不能證明周文王具有民主思想一樣，趙在89年的作為還不能說成是他對民主的追求，只能說趙在89年與劊子手們的決裂閃耀的是人性的光芒、人道的光輝！

但從趙紫陽的“政治遺囑”裡我明顯的讀出了他在漫長幽禁歲月中通過思考所發生的重大思想昇華和轉變。那就是通過富強胡同六號“監所”的多年軟禁使得趙公完全拋棄了原來的共產主義思想包袱，從一個信仰共產主義政治哲學的共產黨員成功的轉變成一個信奉普世價值的民主人士— —鳳凰在烈火中實現了涅槃、重生和永生！

那麼，趙紫陽的“政治遺囑”究竟是什麼內容呢？

簡單的說就一句話：必須在中國建立起“議會民主制”，而在這之前要有一個較長時期的過渡。

趙紫陽在89年下台以前跟許多保守的共產黨領袖一樣，認為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也正因此，他說：“我當時所想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到1987年，不是想在中國搞多黨制，搞西方的議會民主制”。但經過“六四”及其以後黑暗歲月的洗禮，趙公終於意識到“事實上不是這麼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既然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本來面目讓他識破了，那麼出路在哪裡呢？

趙紫陽通過對歷史和現實的考察，認為諸如君主制、法西斯獨裁、軍人政權都已被歷史淘汰，“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製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製度。”他還說：“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由此可見，趙紫陽已完全由一個共產主義者轉變為一個民主主義者了，他不僅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發達”中認識到了議會民主制的先進性和優越性，而且也認識到了當今中國社會所存在的系列問題——包括權力市場化、腐敗問題、兩極分化問題等均是由於缺少這種議會民主製造成的，正因為“西方議會制是現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體制”，趙紫陽才會斬釘截鐵的宣布“在中國目前條件下，首先必須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實行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這便是趙紫陽“政治遺囑”的最核心內容——首先確立議會民主制的改革目標。

與此同時，趙紫陽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也提出了在實行議會民主制以前是需要創造一定條件的，不能倉促貿然的一下子建立。尤其是為了避免社會國家在轉型時期的過於動盪而導致過多的改革成本的付出，趙紫陽認為需要一個穩定的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裡，人民應該繼續支持共產黨執政，繼續保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是，執政黨必須改變自己的“執政方式”，必須在社會政治領域進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從而為建立良好的議會民主制創造必須的條件。具體說來，在這個過渡期裡，執政黨應該解決以下問題：

增加黨和國家決策工作的透明度，使人民享有知情權；

培育社會團體，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更多更好的容納各種社會力量的參與；

保障公民權利，尤其是通過有效立法來保障憲法第35條所規定的六大公民政治權利，向法治化前進；

改革選舉制度，擴大民主選舉範圍，執政黨在向人大推薦領導人選的時候應多推薦幾位，由人大代表從中選擇，並且這種差額選舉應從基層推廣至中央一級；

黨內民主關要過，一定要允許不同意見、甚至不同派別在黨內的合法存在；

改善多黨合作制度，使民主黨派真正起到既能參政、又能監督的作用。允許民主黨派在人大開會期間，可以以黨派、黨組的形式活動；

逐步開放輿論、逐步開放報禁；

逐步開放黨禁；

軍隊國家化；

實現司法獨立。

這些都是執政黨在過渡期必須大​​力解決的問題。

最後趙紫陽提醒共產黨執政集團說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能靠憲法的規定來壟斷”，而是要靠自己去競爭。議會民主制已是一種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無可阻擋，順之者昌。 “我們自覺這樣搞，對黨有好處，對社會有好處，對人民有好處。反之，那就對黨沒有好處，對社會沒有好處，對人民沒有好處”，“如果我們一切都很主動，一切都搞得很好，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因此，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再拖延，“我覺得現在已經到了我們應該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以上便是趙紫陽在《改革歷程》這本書中所要表達的最核心內容，由於這些內容直到他逝世之前都沒有公開過，因此，趙紫陽在漫長幽禁歲月裡所結晶出來的上述真理性思考便是他對中國共產主義執政集團的囑託和期望，是他對這個國家和人民的最後囑託和期望！

“改良”還是“革命”？

從前文的表述中，我們知道周文王和趙紫陽作為自己所處時代的國家囚徒在黑暗漫長的囚禁歲月都沒有放棄對自己所處國家和社會的命運思考，而且都為自己國家的未來變化指出了前進的方向。所不同的是周文王果斷地選擇了“革命”的道路，儘管他在獄內大作《周易》裡沒有明確號召自己的人民起來完成對商紂政權的革命性顛覆，但“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響亮論斷則為商紂政權的執政危機提供了歷史哲學方面的精闢論證，周文王也在自己的這種“革命”理論中為自己出獄後的“革命”事業尋找到了充分的合法性依據。

而趙紫陽則選擇了繼續“改良”的道路，通過趙紫陽的“政治遺囑”，我們雖然發現他在“囚徒”歲月順利的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哥白尼式革命”——順利的從一個信奉馬列的共產主義者轉變為一個信奉普世價值的民主主義者，但從內心裡他對於他曾長期供職的中國共產黨還是非常關心的，儘管這個黨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期強加給他的是種種虐待和迫害，但他並沒有呼籲人民“以血還血，以牙還牙”，而是反复提醒執政當局民主化已是一種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趕緊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趕緊向著“議會民主制”的方向前進，並提出了十餘條在過渡時期具有很大操作性價值的改革意見和建議。

周文王出獄後領導自己的同志們積極的執行了自己的“革命”事業，雖然文王出獄後不到七年時間就死了，但他的革命理想被包括姜太公和自己兒子在內的同志們所繼承，到公元前1105年，也就是在周文王去世後的第十二年，周武王在著名的牧野之戰中取得了對紂王的決定性勝利，紂王戰敗自殺，商紂政權被成功顛覆，周武王掌控了“北京”，這使得周文王在監獄裡所謀劃的“革命”大業終於得到了理想的實現！

那麼，趙紫陽在“獄中”所謀劃的民主“改良”事業能否得到很好的執行呢？趙紫陽的改革理想能否實現呢？ “議會民主制”的政治藍圖能否在中國成為美麗的現實呢？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則是需要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色政治力量來共同回答的。

就中國民間現存的各種比較活躍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來說，絕大部分是認同“議會民主制”這一總體目標的，如自由主義學者、家庭教會人士、法輪功、民間維權人士、NGO組織以及於2008年年底橫空出世的“憲章派”都在向這個目標前進。儘管這些力量受到當局不同程度的打壓，但都在以自己所能認可的方式向著“議會民主制”的方向“加油”。尤其是“零八憲章”團隊作為議會民主制的最健康力量受到當局的高度戒備，其代表人物劉曉波甚至被當局重判11年徒刑。但當局的打壓不僅未能達到其所覬覦的戰略目標，相反，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集結在《零八憲章》的旗幟下，從而動員起更多的社會力量向著“議會民主制”的方向前進。而家庭教會力量及民間維權力量作為與“草根階層”結合最緊密的“步兵”隊伍，雖然還沒有比較引人矚目的“將軍”行動，但卻幾乎天天都在做著“攻卒”的訓練，大戰不見，小戰不斷，四面出擊，到處開花。在未來，如果憲章領袖與家庭教會的領袖們能夠從民主戰略的高度統合起各色民間維權力量，使之從“自在”的階級上升為“自為”的階級，完成思想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則“議會民主制”的目標一定會是為期不遠的中國風景！

但從“毛左派”的角度講，他們是堅決抵制和抗拒“議會民主制”這一目標的，他們雖然也對當下的現實有著這樣或者那樣的不滿，甚至對執政集團也投之以辛辣的批判，但遺憾的是他們將方向搞錯了。 “毛左派”分子似乎都同時具有“虐待狂”和“受虐狂”的病患嫌疑，他們大都想在中國大地搞“毛澤東主義”復辟，甚至希冀再度動員起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派力量不可小覷，它是需要其他各色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共同警惕的最具危險性的力量。

當然，從趙紫陽的政治理想角度講，他的“政治遺囑”顯然主要是說給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集團聽的，中國共產黨作為各色政治力量中的最為強大的力量，其領袖集團是否認可和接受趙紫陽的“政治遺囑”則直接關係到“議會民主制”的命運，關係到中國未來的政治變革究竟是遵循周文王的“革命”路徑還是趙紫陽的“改良”路徑！

在本世紀初，我曾對中國共產黨的“第四代”領導集團抱有很大的期望，我認為“第四代”領導集團既沒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包袱（文革、六四、鎮壓法輪功等他們都不是始作俑者），又應該是最具世界戰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領導集體。尤其在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前的2006年底到2007年下半年，中國社會表現出種種的民主轉型跡象，如電視片《大國崛起》的製播，民主話題與普世價值的熱烈議論，甚至連一項偏左的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都轉載了《民主是個好東西》這篇讓全世界都叫好不已的重量級文章。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在2007年的2月和3月也分別以論文和答記者問的形式肯定了自由、法制、人權、平等、博愛等價值的普適性問題。應該說，中國共產黨的決策集團如果沿著這樣的思想路徑前進的話，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恐怕現在已開始了實質性的進程。

遺憾的是，在核心決策層裡溫家寶的聲音是如此的孤獨和虛弱，以至於在2008年的奧運會閉幕不久，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為代表的“左”派人士便開始公開批判普世價值，到2008年12月18號，中共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大會上又公開表示中國“絕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將走向民主的道路定性為“邪路” ，這是讓世人感到非常震驚的事情，以此邏輯推論，所有採用議會民主制的西方發達國家（包括北美、西歐、北歐及日、韓等）都是走上“邪路”了，呵呵，呵呵，真“暈”呀！隨後中共中央的其他幾個巨頭如吳邦國、賈慶林等人分別公開表示“決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多黨制”等等。到2009年，中國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出現了全面的大倒退，不僅經濟領域“國進民退”的調子越來越高、力度越來越大，而且在人權領域全面收網，人權個案此起彼伏。不僅對劉曉波、許志永、趙達功等人先後動用專政手段，甚至出現了維權律師高智晟被“失踪”的“雷人”事件；在文化領域，以所謂“掃黃打非”的名義大力壓縮“自由傳播”的邊界，逼迫“谷歌中國”準備“出走”中國，在學術重鎮中國社科院甚至出現了法學所的范亞峰、哲學所的張博樹先後“被下崗”的事情。

奧運結束以來中國最高執政集團的這種集體“變臉”行為說明了什麼呢？我認為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拒絕在中國進行民主化改革，拒絕在政治體制上向“議會民主制”方向前進。執政當局不認為“議會民主制”是一種世界潮流，繼續認為民主、自由、人權、平等這些東西只是西方人的專利，強調中國要走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種連越南也不如的頑固保守心態無疑會讓已逝世五週年的趙紫陽非常失望，他在“政治遺囑”裡所指出的讓執政黨和國家都付出最小代價的“改良”路徑顯然被決策集團所否決。而“第四代”領導集團的常規“做王”時間只有兩年多了，在此情況下，指望中央政治局的寡頭們在餘下的兩年時間裡來個180°大轉彎，高揚起“議會民主制”的改革大旗還有可能嗎？

怎麼辦？

難倒和平改良的民主化道路真的在中國共產黨那裡行不通？難到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共產黨正在等待中國人民的又一次推翻專制制度的“解放戰爭”？顯然，執政黨集團是不希望看到這種局面的出現的，是不希望自己從當年的“革命黨”淪為新一輪人民革命的對象的。也因此，自六四以來的20餘年時間裡，“穩定壓倒一切”成為執政集團喊得最多、喊得最響亮的口號，“穩穩”成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主管的第一使命！

但是，不容懷疑的事實是，“維穩”工作越來越難做。據福建省公安廳統計，2009年上半年，福建全省發生各類群體性事件462起——以此比例推算，31個大陸省市在2009年的群體性事件大概在20000多起。在這些事件中不僅類似於廈門反污染、重慶的哥罷工那樣的和平抗議事件屢有發生，而且因徵地、因拆遷、因稅改、因企改、甚至因為個體公民遭遇不公或偶發死亡事件便會引發起大規模的暴力抗議活動，如2008年的瓮安事件、、孟連事件、隴南事件、楊佳事件，2009年的石首事件、南康事件、通鋼事件等等均屬此列。這些事件一旦發生，便會出現局部性的街頭革命症狀，地方政府機關如公安局、派出所、政府大樓便會首當其衝。堵交通、燒砸警車、乃至衝擊政府大樓的事情屢見不鮮。甚至在群情洶洶之下，會發生通鋼總經理被毆致死事件。

在這些群體性事件中，除了因直接利益相關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如吉林通鋼事件、江西南康事件外，還有相當數量的群體性事件是由大量的“非直接利益相關者”參與而成，如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等。為什麼會發生大量的“非直接利益相關者”參與這些事件？ 2010年度《社會藍皮書》的主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培林認為是“由於基層財政的薄弱，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的過程當中，在加速發展和轉型的過程當中，積累了很多歷史上的矛盾和問題。比如企業改制、房屋拆遷、土地徵用、集資等等，這些事情當中都向群眾欠了很多債，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造成的民怨太深。所以一旦突發事件產生以後，就造成了所謂的非階層性的、無直接利益性的群體衝突。”

其實，這種分析也只是看到了比較膚淺的表層原因。其深層原因正在於中國共產黨所引領的改革是經濟單行的“跛腿鴨”式改革所造成的，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無動於衷造成的，是由於中國社會民主、法治的缺位造成的。正如趙紫陽在“政治遺囑”中所分析的那樣“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在改革缺乏民主、在人民不能當家作主、在人民對於各級執政者缺乏剛性監督和製約的情況下，所謂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會淪為權貴集團瓜分國家財富、侵吞人民財產的“高端盛宴”，這不僅是近年來所謂人民“仇官”、“仇富”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好多人將今天的中國社會定性為“權貴資本主義”或“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一種最壞的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因。

而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如果執政當局仍然執迷不悟，仍然刻意阻撓中國政治體制上的民主化改革，仍然將“議會民主制”視為西方專利而抗拒門外，那麼中國社會的腐敗問題、兩極分化問題、各級權貴集團對人民的掠奪問題就會像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作為中國社會最主要矛盾的“官民”矛盾會越積越深，其最終結果恐怕不僅僅是發生像現在這樣的群體性事件問題，而極有可能是一場新的傾覆整個專制大廈的“湯武革命”——只不​​過包括“左派”民粹主義​​者在內的各色政治力量都在等待一個天賜的事件和時機而已，比如說，在“北京”發生某件足以廣泛刺激人民神經的“意外”事件……

這絕不是什麼危言聳聽的恐嚇，執政黨必須意識到自己所面臨的執政危機性問題，必須清醒的意識到因為土地問題把農民得罪了，因為企改問題把工人得罪了，因為拆遷問題把城市居民得罪了，因為自由問題把知識分子得罪了——總之因為扭曲的“權貴資本主義”改革，而將廣大人民得罪了，而且這種得罪行為還在日益擴張和深化，長此以往，其將黨乎？其將國乎？一旦陳勝、吳廣站起來，恐怕執政黨連“向隅而泣”的機會都沒有——千萬別忘了三千年中國歷史，人民“革命”總是具有廣泛的燒殺傳統的。

很自然，這種“革命”對於整個社會財富和社會秩序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和掃蕩性，執政黨和各級權貴集團的利益自然會首當其衝，為了防止新的“革命悲劇”的發生，本人提醒執政黨應集體學習趙紫陽的“政治遺囑”，充分意識到這份“遺囑”是趙紫陽拯救執政黨的最後努力，也是執政黨自我救贖的唯一途徑，意識到“議會民主制”的先進性、科學性和優越性，掌握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動權，確立“議會民主制”的改革目標，並充分考慮趙紫陽有關“過渡時期”的改革意見和建議，使得中國的民主化改革成為執政黨主導下的“光榮革命”（英國式革命），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千年發展和繁榮開闢出全新的康莊大道！

當然，執政黨決策集團可以繼續固執己見，可以繼續將趙紫陽的“政治遺囑”塵封於富強胡同六號“監所”，可以繼續維護權貴集團掠奪於人民的既得利益，可以繼續拖延中國的民主化改革，可以繼續無視和蔑視廣大人民的正義訴求，但是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趙紫陽式的“改良”道路真走不通的情況下，民間反對派是否會拿起周文王的“革命”武器甚至重張“替天行道”的大旗則只有“天”知道了，也許會，也許不會，但至少也有50%的可能性吧。在“50%”的可能性面前，中南海的袞袞諸公能睡得踏實嗎？因此，我希望各位黨國領袖在夜半醒來的時候思考這樣一個也許很荒唐的問題：

在周文王去世後的第十二年，由他所指導的周武“革命”取得了成功，商朝滅亡；那麼在趙紫陽去世後的第十二年——也就是2017年，在我們共同的祖國又會發生什麼呢？

天佑民主！天佑中華！
Amn !

2010.1.23.草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1/25/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