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罪惡歷史必須得到清算，但我們清算歷史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未來。我們應該正視後毛時代中共的變化，用理性的態度代替仇恨，珍視妥協在政治博弈中的價值。
“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與前瞻”徵文
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
如何在新的歷史階段對共產黨進行新的歷史定位？
說得再具體一點，我們究竟是應該繼續把中國共產黨當作必須加以推翻和消滅的敵人呢，還是應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轉換思維方式，將中共當作一支在未來的中國社會可以繼續存在、可以繼續爭取執政機會的合法政黨來加以引導和培養？
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這是擺在每一位民主人士面前、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
回顧當代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我發現許多從事民主活動的精英人士都是把中共當作一種必須加以推翻和消滅的政治異己力量來看待的，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跟當年的國家社會黨在德國的統治一樣，給人民帶來的除了災難還是災難，因而這個政黨及其建立的紅色政權必須加以推翻和消滅。
的確，這個星球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存在，特別是如果沒有共產黨政權的存在，許多製度性的災難便不會發生，更多的人民會過得更好。而從毛澤東時代的中共執政記錄來看，57年的反右、58年的大躍進乃至於發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就其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而言，可能比列強入侵中國造成的後果還嚴重。比如說57年的反右派竟使得55萬知識精英失去了二十多年的發展權；58年的大躍進所造成的直接後果是全國有4000萬人因飢餓而死亡，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所有死於戰爭的人數總計也不過1000萬人，這就相當於在短短三年時間內在中國一國發生了四次世界級大戰，那麼誰是製造戰爭的罪犯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更是一場浩劫了，它所造成的損失是根本無法量化、無法統計的。試想一下，除過沙俄、日本外，哪一個列強曾經給中國人民造成過這樣巨大的損失呢？
從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執政記錄來看，也發生了諸如摧毀民主牆、反所謂“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以及迫害持不同政見者、宗教人士、和法輪功人士這樣阻礙國家進步的悲劇。特別是在89年6月4日，執政黨更是以機槍、坦克製造了血淋淋的鎮壓民主和人民的事件——而所有這些不該發生的國家悲劇，不僅嚴重滯阻了中國民主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損害了人民的幸福和福利，而且有大批的中華兒女或流血死亡、或入獄受難、或流亡海外。如果單純地從這個方面去考察，中國共產黨不僅應該被解散，而且確實應該從中國這片土地上消失。也是僅僅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從事民主活動的人士懷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想法都是無可厚非、無可譴責的！
在2006年春天以前，我本人對中共也確實懷有這種敵對和仇視心理，正如西安中級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所引為罪證的、我曾經在2002年寫給熊焱的一封信中所說的那句話一樣：“我對中共的仇恨已有十三年了”，而實際上我的這種仇共心理前後持續了將近十七年。我是從1989年六四血案之後開始懷有這種仇共心理的，這種心理一直持續到2006年春天我在渭南監獄第四次被幹部關入禁閉室。在這將近十七年的時間裡，我從心理上一直盼望著中共政權的崩盤，盼望著中共的垮台，並從行動上向著這個方向努力著，而且還因此而前後三次入獄。但是——
當時間進展到2006年春天時，在我的人生行程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就是我因拒絕隊列訓練而被怒氣沖衝的政府乾部關入冰冷的渭南監獄禁閉室！
其實，在2006年春天以前，我曾經因為一些類似的原因而被監獄方面關過三次禁閉，時間累計七個月。但在這前三次七個月的禁閉中，我除了忍受超常的苦難外，並沒有什麼新的發現和收穫。但在第四次連續三個月的禁閉來臨的時候，我蒙天主和基督的垂愛，在冥冥靜坐中，不僅系統地回顧了前此三十七年的人生行程，不僅對民主牆時代以來二十八年的中國民主運動史進行了系統的觀照和反思，而且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也做了冷靜的分析和系統性總結。通過這種分析和總結，我認為在如何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問題上我們應該做新的思考和嘗試了——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評價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 ！
我的答案如下：
一方面，我們確實應該重視執政黨所犯的系列錯誤。從其歷史陰暗面而言，中共在這個國家所製造的諸多歷史悲劇早已成為不容爭辯的事實，這種因為製度和體制缺陷所造成的悲劇今天仍在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如大規模的腐敗、不間斷的反人權事件等）繼續上演著。從這個意義上講，執政黨必須接受人民的審判和改造，必須承認這些歷史的和現實的錯誤，並以對歷史和未來負責、對後代兒女子孫負責的態度加以徹底反省和糾正。也正是從防止這些歷史悲劇繼續發生的角度講，我們必須一如既往地將中國的民主事業進行到底，“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不僅是我們過去應該高揚的大旗，還應該是我們現在和未來所高揚的大旗，而且應該是我們永遠高揚的偉大旗幟！
但是，另一方面，從我們民主陣營的角度而言，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在發展中不斷調整、不斷變化甚至是不斷前進中的政黨。無論這種調整、變化和前進的步伐是多麽的緩慢和細小，我們都必須看到這種變化，尤其是我們必須看到文革結束後的中國共產黨對於自身的某些改革和調整，以及因為這些改革和調整而給當代中國社會所帶來的巨大變化。
我認為這種變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農村改革基本解決了一個人口大國的溫飽問題，這相對於餓死4000萬人的大躍進時代而言顯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其二，八十年代的商品經濟發展及九十年代初到現在的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為中國社會的經濟繁榮提供了經濟體制上的保證。
其三，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國經濟捲入世界經濟競爭，從而提升中國經濟的品位和質量爭取到了一個新的國際經濟條件。而構成中國經濟的各要素也只有積極參與到國際經濟的舞台上去，才能為中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提供潛在的可能性。
其四，因為發展市場經濟和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的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比較快速的得到了提升。到2007年底，中國的經濟總量已先後超過法國、英國和德國的經濟總量而進入世界第三位。而如果按購買力計算，中國連日本也超過了，進入世界第二位（當然巨大的貧富分化另當別論）。而與此同時，中國的國家競爭力也已上升到世界排名中的第十五位（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2007年度統計）。
其五，新一代中共領袖人物也在積極施行一些有利於民生的“仁政”措施，如減免農業稅、減免中小學生學雜費、在六所國立師範大學免除學費、推廣醫療、社保體制改革等等，應該說這些措施是得民心的。
其六，從政治層面講，執政黨也在謹慎探索民主化改革道路，並局部地、小範圍地進行著試點和試驗。如黨內民主改革中公推直選試驗、黨代表常任制試驗、修改《選舉法》，允許基層人民代表在選舉中出現演講、與選民交流的合法拜票行為等，同時還加強與八大民主黨派的合作，允許民主黨派領導人“入閣”參政等等。
特別是中共領袖都先後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中充分肯定了民主價值觀，表達了民主改革的意向，如胡錦濤2006年4月在耶魯大學演講中就說過：“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我認為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發展的要求，我也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而溫家寶2007年3月16日在回答法國《世界報》記者提問時更是強調指出：“我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形成的價值觀”。中共高層的這種民主改革意圖顯然應該得到我們的尊重和積極回應。
其七，從社會自由度而言，儘管共產黨還在竭力控制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各種輿論媒體，但不可否認的是與過去相比，人民說話的空間更大，媒體的力量漸強，一些敏感的話題也會被媒體以打擦邊球的形式拋出。而一些公開為民主叫好的文章如《民主是個好東西》不但可以在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上刊發，而且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還做過轉載，並由此引發全國性的“民主”話題，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化確實讓身陷囹圄中的我都有一種“喜出望外”的感覺，這種變化如果沒有中共高層的默許甚至鼓勵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是因為前述七個方面的巨大變化使我認識到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尋求民主理想的朋友們和同志們再也不能以老眼光僵化片面地看問題了。需要“與時俱進”的不僅僅是正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而且我們這些從事民主活動的人士也需要“與時俱進”，我們需要從反右、文革、乃至“六四”這樣的歷史悲情中清醒地解脫出來。當然歷史是需要清算的，但不是現在，而且我們清算歷史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未來。因此，我們需要同時發揮兩隻眼睛的作用——當我們用一隻眼睛盯住共產黨的錯誤時，我們也應該用另一隻眼睛看到共產黨在當代中國還有相對正確和陽光的一面。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不僅我們自己會繼續重複一些同樣的錯誤，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民主化事業可能會因此而向後拖延多年！
基於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前述七個方面的變化，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在追趕現代化的問題上是既有誠意也有成就的。正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改變既往的絕對敵視態度和仇恨心理，我們不應該再繼續把中共當作必須加以推翻和消滅的敵人——我們應該懂得妥協在政治博弈中的價值，我們應該做90 °轉向，以建設性的態度把中國共產黨看作是一支可塑造的、在中國實現民主後可繼續合法存在並可以繼續爭取人民選票而執政的力量。也就是說，我們不再謀求打到它、推翻它、消滅它。我們不反對它執政，我們反對的是它以永遠的“老大”而自居的政治生態；我們謀求的應該不是它的滅亡，而是要它放棄壟斷性的政治領導地位。在未來，共產黨不但可以繼續合法生存，而且可以和其他政黨去平等地角逐執政機會，至於能否執政，那就要看廣大人民的選票怎樣說話了。說穿了，將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應該如現在的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一樣。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國民黨也是一個專制政黨，但是在經過英雄般的民主轉型後，國民黨不僅可以和民進黨一樣合法生存，而且完全可以通過爭取選票而上台執政。從台灣的歷史進程來看，民主轉型後，國民黨不僅在1992年和1996年贏得執政的機會，而且很可能在2008年3月重新贏得執政大位。既然民進黨可以和國民黨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同為中國版圖的大陸為什麼就不可以這樣做呢？我們也要爭取與共產黨的和平共處、和平競爭乃至於良性互動。
正是由於在2006年春天的第四次禁閉期間的這種心態的理性轉換，我認為從中國共產黨的變化和中國政治的實際生態出發，我們應該將中國的民主化道路分做兩步走— —
第一步，我們承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我們要去邊緣化、去敵對化、去牢獄化、去流亡化，回歸對話與協商。我們應該組建與八個民主黨派具有同等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第九黨(或90°聯盟)去參政議政，在各級人大和各級政協的平台上發揮我們的建設性作用。
第二步，在依法參政的基礎上謀求執政權。也即通過和平協商、和平談判的方式使中國共產黨比較體面和光榮地放棄壟斷性的領導權和執政權，從而使其他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擁有與共產黨平等的法律地位。中國的執政機會將像其他民主國家一樣向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黨派平等地開放，至於究竟花落誰家，將由人民的選票說了算。到這個時候，開創於孫中山先生的中國民主大業就基本實現了！
總之，一句話，先參政，後執政，先做矮子，後做巨人，這便是2006年春天我在上帝和我主基督的啟示下，在黑暗苦難的禁閉室裡所感悟出的那條推動偉大祖國實現民主化的道路！
我曾在禁閉室中口占了一首《賀新郎》的舊體詞來記錄這件事——
賀新郎
指南針
經幾番浮沉，
算而今，
十七年來，
三破牢門。
坎坎坷坷歷苦辛，
難平懷中憂憤，
更煎熬風雨黃昏。
自信生來負天令，
卻常嘆前道霧茫茫，
指南針，
何處尋？
陰陽交化又一春，
誰能料，
四陷牢底，
幽禁纏身。
休道飢寒交迫苦，
惟有願景牽魂。
三月三，
滾滾霹靂，
萬里電光指亮程。
先矮子，
再做頂天人，
望乾坤，
好風雲。
那種仍然希求一步到位而欲“畢其功於一役”的民主計劃我認為可以暫時束之高閣了。我希望所有海內外一切願意為中國民主事業而獻身的朋友們和同志們都能鄭重地考慮我的民主化意見和建議，我也以同樣的心情希望中國共產黨人尤其是它的領袖們本著對歷史、對未來以及對它自身負責任的態度鄭重地考慮我的民主化意見和建議。我雖然因尋求祖國民主事業而屢次坐牢，但我願意忘記我個人的苦難遭遇並願意暫時懸置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所留下的心理創傷和悲情去共同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人民去爭取——
一個民主的未來！
一個自由的未來！
一個美麗的、萬紫千紅的未來！
一個芬芳的、花果蒸香的未來！
我為這樣美麗的未來而祈禱！
Amn!
(本文作於2007年春天的渭南監獄，局部地方略有修改)
【民主中國首發】 時間: 7/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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