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常青：“八九一代”的歷史責任！

2010年代必將成為中國民主轉型的“黃金時代”。 “國際大氣候”是這樣，中國國內的“小氣候”也漸趨成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八九一代”當奮然崛起，團結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團結執政黨內的健康力量，重新扛起青春時代的偉大旗幟，重新肩負起學生時代的光榮使命，重新唱響呼喚民主、呼喚自由的“國歌”和“國際歌”， 為偉大祖國的民主事業、為中華民族的進步事業、為2010年代的中國民主轉型事業策馬揚鞭、勇敢奮鬥！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與中國民主轉型”徵文


民主導師方勵之先生已經去世半個多月了。

伴隨著方先生的去世，因86學潮而被執政黨公開處理的四位民主先輩胡耀邦、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已全部駕鶴仙遊——這實在是一個沉重得令人深感窒息的話題！我不知道中南海的政治達人面對方先生的去世會作何感想，但對於成長於八十年代而又在政治風雨中走向中年的我來說，是有許多心裡話要說的……

一、批判方、劉、王的中學生

說起來令人慚愧——第一次知道方勵之先生的名字是在1986年冬。當時我還是陝西山陽中學高二年級文科班的學生。當合肥、上海、北京等地發生學潮後，政治老師在課堂上給我們講了“反自由化”的問題，並要求學習比較好的幾個同學寫一篇“批判'自由化'”、批判方勵之等人“錯誤觀點”的文章，說要辦“批判牆報”。我作為“優秀學生”在那個時候是完全相信共產黨、相信教科書和政治老師所灌輸給我們的那一套的，也相信“中央”對胡耀邦的處理決定。因此積極響應老師的號召，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便寫出了一篇歌頌社會主義、歌頌共產黨的文章，並通過查閱《人民日報》相關信息點名批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的“自由化”觀點，人云亦云的認為這些“自由化的頭面人物”居心不良、妄圖搞亂中國，號召青年學生要分辨是非、認清方向，堅定不移地跟隨中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

這篇“文章”交上去後，政治老師認為很好，稍作修改後便與其他同學的文章一起貼在外面的黑板報上，看到開飯時間有不少同學前去翻閱，心裡還頗為得意，覺得自己在“批自由化”問題上又在其他同學面前“優秀”了一次。

二、在方勵之等人的精神影響下

1988年秋天，我進入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讀書，當時正值“文化大討論”的高潮期，我的眼界、視域空前擴大，我閱讀了包括《文革十年史》（高皋嚴家其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李澤厚著），《河殤》以及傳統反思與東西方化比較方面的圖書和文章，這種閱讀使我的思想認識漸漸走出了“中小學時期”的“紅色教育”陷阱。通過比較我發現，從物質技術的現代化層面講，社會主義國家遠遠不如資本主義國家，不僅蘇聯不如美國、東歐不如西歐，北朝鮮趕不上南朝鮮，就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也遠落後於資本主義的台、港、澳。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大的差距？為什麼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為期十年的悲劇？資本主義“垂死”了嗎？共產主義會實現嗎？伴隨著這些問題我開始努力尋找答案。

1989年春開學後不久，校團委和《大學春秋》編輯部為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在全校範圍舉行“五四精神與現代化”的徵文活動，我用了大概半個月的時間寫了一篇題為“西化與現代化”的應徵文章。在這篇文章裡我的思想第一次表現出對官方邏輯的徹底否定和反叛。我認為“西化”與“現代代”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繫，不僅作為“五四精神”的“科學”是我們應該追趕的目標，而且作為“五四精神”的“民主”也應該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主要內容。

也正是在這篇文章中，我重新審視了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的“自由化”思想，通過在圖書館過刊閱覽室的查找，我從1986年12月到87年春的過期報刊中尋找到了許多碎片化的方、劉、王言論，再將這些言論碎片集中整理，我得出的結論便是：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對社會主義的批評和反思，對“民主”、“自由”、“多黨制”、“三權分立”一類理念的倡導和宣揚是正確的。想到自己曾經對他們的批判，心裡真是甚為自責和慚愧！好在自己已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迷思中走了出來，我第一次在自己書寫的論文中公開表示：中國也必須走民主、自由和多黨政治的道路。我的這篇文章寫得比較成功，儘管當時還是大一學生，但評委老師的評語是：“全文體系龐大，前後貫通，但字數太多，可作畢業論文入選。”也就在我寫這篇論文的過程中，通過收聽VOA、BBC，我知道了方勵之等人在北京簽名上書要求釋放魏京生，心裡更是油然而生敬意，就這樣，方勵之等人在我心中取得了非常崇高的地位。

我對方勵之等人的看法變了，自然的我對胡耀邦的看法也變了——既然方、劉、王因為搞“自由化”而受到批判，胡耀邦又因為“縱容自由化”而下台，那麼，已經歸心於民主、自由陣線的我自然認為“縱容自由化”的胡耀邦才是正確的，相應的，逼迫胡耀邦下台的鄧小平就是錯誤的，這便是我當時的邏輯。在此邏輯支配下，我不僅在自己心中為中國民主“四先驅”評了反，而且胡耀邦、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還成為一個二十歲的中國青年心靈聖殿中的啟蒙導師。雖然我沒有王丹、劉剛等北大學生那樣幸運，能夠當面聆聽方先生的教誨，但正是在他們的精神影響下，我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開始了比較徹底的“哥白尼式革命”。

在此心靈背景下，1989年4月15日，當胡耀邦逝世，而且聽說是被李鵬等人“氣死”的時候，與千千萬萬的青年學生一樣，我迅速的投身於“悼胡”運動中。悼胡運動結束後，又積極參與反官倒、反腐敗、爭民主的學生運動中。我與其他系的同學共同發起成立了“學生自治會”並擔任自治會宣傳部長，“五四”大遊行時，我親自製作了遊行隊伍的第一面旗幟，上書“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八個大字。 5月19號深夜，李鵬宣布戒嚴後，我辭去自治會職務，另組學生團體到達北京聲援並參加“外高聯”，“六四”後我被戒嚴當局趕入秦城監獄……

學生時代結束後，我開始探索中國民主化的可能道路，並以自己認可的方式投身到民主實踐當中，也因此我被執政黨以所謂“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名義兩次判刑入獄。但這並沒有能夠阻止我對民主中國的嚮往和追求。 2007年底出獄後，2008年底積極參與《零八憲章》的討論和修改並成為《零八憲章》首批簽名人之一。儘管近年來也受到過這樣或者那樣的打壓，但結晶於1989年的民主中國理想仍象冉冉升起的朝陽一樣照耀著我人生的前程和方向，我願意繼續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奮鬥！

三、“八九一代”的歷史責任

什麼是“八九一代”？

狹義的說，乃是指1989年春仍在高等學校學習並積極投身於廣場民主運動的學生群體，其涵蓋的範圍大體包括85、86、87、88四屆大學生和研究生。這四屆學生的絕大部分都參與過89學生民主運動（85級和86級的部分學生還參與過86年的學潮），都經歷過街頭化民主運動的洗禮，都曾有過為民主、自由、人權而哭泣、歌唱、吶喊的青春記憶——毫無疑問，這四屆學生是名副其實的“八九一代”。

廣義地說，我認為，所有生於六十年代而在思想上成長於八十年代的中國青年，所有在八十年代接受過“歐風美雨”的心靈滋潤、接收過方勵之等人思想影響並認可民主、自由、人權、博愛等普世價值的中國青年都可以稱為“八九一代”。成長於八十年代的“八九一代”最可寶貴的精神便是民主精神、自由精神，以及為民主、為自由而奮鬥抗爭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從“八九一代”的思想養分上講，執政黨系統對於“文革”的反思和檢討，學者群對“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討論，方勵之、王若望等人對“自由”、 “民主”價值觀的引導以及八十年代中後期以“文化大討論”名義開展的“民主啟蒙”運動，都對“八九一代”的思想成長起到很大影響。八十年代的自由思想運動和多次發生的街頭化民主運動使得“民主、自由”成為上帝插向“八九一代”心靈高地的最鮮豔、最光輝的旗幟！

六四之後，迫於形勢，“八九一代”也有分野，部分流亡海外，在港、台、歐美為民主理想而吶喊，如王丹、吾爾開希等人；部分堅守國內，繼續為民主理想而努力，過著入獄、再入獄的生活，如劉賢斌、陳衛等人。但更多的“八九一代”則選擇了沉默——甚至更多的“八九一代”通過各種方式進入體制，在各行各業為生活、為家庭而勤勉地工作著。

如今，“八九一代”都已步入中年時期，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已過“知天命”之年，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也早已跨越“不惑之年”，都從當年的“青蔥”歲月進入年富力強的時期，“八九一代”大部分人在生活、家庭、工作與個人事業層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收穫”。無論體制內外、無論政界、學界還是工商界，“八九一代”都相當有力的進入到把控中下層資源的社會中堅階層。

從思想層面和閱歷上講，中國民主運動雖然以血腥悲劇而收場，但世界民主運動卻波瀾起伏，好戲連台。借助現代資訊，“八九一代”不僅見證了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民主化，也目睹了蘇聯東歐各國社會主義政權的民主演進，不僅看到了台灣政權的民主化，也看到了北非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民主”正成為引領全人類闊步前進的理想旗幟！

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八九一代”——曾經為民主、為自由而吶喊、抗爭的“中國青年”，該重新肩負起青春時代的理想了，該重新肩負起屬於我們的歷史大使命了。這個使命不是別的，那就是繼續為二十多年前曾經選擇的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

“八九一代”必須明白：今天的中國在製度層面仍然是世界大家庭中的“落後分子”，在全世界190多個國家和地區裡，中國是少數幾十個不民主的國家之一，而在所有的世界大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中國則是唯一一個仍然奉行不民主制度的國家，難道——我們的祖國要永遠這樣落後下去嗎？

“八九一代”必須明白：今天的中國正面臨著重重矛盾和危機，由於缺少民主化改革和分權制衡，使得三十年的中國改革漸漸扭曲蛻變為一場官僚權貴集團以合法、變相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侵吞國家社會財富的饕餮盛宴，也因此導致官民矛盾、貧富矛盾、社會失公和兩極分化的不斷增大，腐敗更像不治之症一樣侵蝕著整個官僚體系和整個國家的健康。難道——我們的祖國要永遠懷抱這些病變和危機嗎？

“八九一代”必須明白：中國民主維權運動正在蓬勃興起，由於分稅制的錯誤設計，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缺位，由於民主法治的缺位，使得本世紀初以來在全國范圍內發生大量的因徵地、拆遷和人權個案而引發的群體性人民抗議事件，借助於互聯網的信息傳播陸續引起各地網友的圍觀和聲援，這種“一方維權，八方支援”的公民維權運動正成為中國民主轉型事業的最現實祝福！

“八九一代”必須明白：2010年代必將成為中國民主轉型的“黃金時代”。 “國際大氣候”是這樣，中國國內的“小氣候”也漸趨成型。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正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鄧小平跛腿鴨式改革已經山窮水盡，“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其造成的諸多矛盾和社會危機的角度講已經完全陷入失敗，“特色論”已經沒有能力繼續引領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無論是社會中下層、知識界還是體制內的健康力量都在呼喚新的政治變革，就連最近發生的重慶事件也從另外一個方向表明了人民對於“變革”的強烈訴求。由此可見，整個社會的“求變心理”已經形成不可遏制的意識洪流。既就是鄧小平死而復生，也難以繼續使用機槍坦克來阻擋人民對於變革的渴望、對於民主的渴望、對於社會公平與國家正義的渴望！

“八九一代”還應該看到：執政黨內依然存在著推動中國民主變革的進步力量和健康力量。雖然胡耀邦、趙紫陽等開明領袖已經去世，雖然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曾經的中共黨員也先後去世，但中共黨內的“好人”並沒有死完，甚至還有包括現任“總理”在內的健康力量正在努力推動著這個國家向著改革與民主的方向前進。儘管收效甚微，但我們不能無視“黨內好人”的存在。更何況，對於擁有8000萬黨員的中共來說，能夠擠進“權貴集團”的也不過是黨員總量的“一小撮”，絕大部分中共黨員仍然是非常普通的中國公民，甚至許多中共黨員也已經清醒的認識到自己也是現行體制的受害者，“變革”與“民主”同樣是他們的訴求！

在這樣的社會心理和時代背景下，依然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八九一代”當奮然崛起，團結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團結執政黨內的健康力量，重新扛起青春時代的偉大旗幟，重新肩負起學生時代的光榮使命，重新唱響呼喚民主、呼喚自由的“國歌”和“國際歌”， 為偉大祖國的民主事業、為中華民族的進步事業、為2010年代的中國民主轉型事業策馬揚鞭、勇敢奮鬥！

天不負我輩，我輩安負天！

2012年4月20日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4/24/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