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常青：駁李澤厚論辛亥革命

李澤厚先生對辛亥革命正義性的肆意否定，對辛亥革命偉大成果的視而不見，對辛亥革命局限性的無限誇大，對竊國女賊慈禧的改革幻想都是一種違背歷史、違背常識的偏見。因此，我們應該“告別”的不是“辛亥革命”，而應該“告別”的是李澤厚和他的“告別革命論”。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與中國民主轉型”徵文


李澤厚先生生於1930年，今年已經82歲了，在此情況下，下筆寫這篇短文之前，先從生命倫理的角度講，祝老先生身體健康，安度晚年。

曾經在比較長的時間裡，李澤厚先生在我的心中有著非常崇高的地位。 1988年秋我剛進大學歷史系讀書時，曾於無意中在宿舍樓下垃圾筐中看到一本被雨水浸泡得皺皺巴巴的書——《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作者：李澤厚，出於對書的愛好，我將之撿起並做了閱讀，結果我發現這是一本非常合我胃口的書，李關於“啟蒙與救亡”的觀點，他對陳獨秀、胡適、毛澤東、魯迅等人的思想分析都讓我受益非淺。隨後我又先後閱讀了他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以及《美的歷程》，對於他的“心理積澱”說、“美即和諧”說、“主體性實踐哲學” 、“實踐美學”理論頗有涉獵。但他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的“西體中用”理論，李雖然不是“全盤西化”派，但他的“西體中用論”對中國近代以張之洞為代表“中體西用論”者是一次成功的思想顛覆。對民主自由等現代化的思想追求使得我不自覺的發展成為李的“fans”。

記得有一次在政教系和大學團委舉辦的一次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周日文化辯論會上，我以自己的理論雄辯極為成功地壓倒包括幾個青年老師在內的公開辯論，使得一位中文系的研究生在辯論會結束後對我說：“你應該考李澤厚或者劉再复的研究生。”六四屠殺後，我得以僥倖從京城回母校讀書，我一頭扎進哲學王國中，當西方哲學史從米利都學派研讀到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康德時，我發現康之三大“批判”著作極為晦澀難讀，簡直讀不下去，無奈又開始尋找有關康德哲學的二手讀物，結果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幫了我很多忙，使我對康德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不僅有了自己的認知，而且使我對頭頂之“浩瀚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也有了同樣的敬畏。與此同時，康德的“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由”理論也成為我後來從事一些社會政治活動的哲學基礎。從青年時代的思想啟蒙和理論訓練角度講，我是應該向李澤厚先生表示應有的謝意和敬意的。如果有機會，我願意去看望老人家當面表達。

但是，對唯物主義、集體主義和馬列主義的反感，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卻使我開始漸漸疏離對李的迷戀，尤其是劉曉波的出現使李澤厚在我心中的偶像地位開始徹底坍塌。

對於劉曉波，坦率地講，大學一年級時我並沒有接觸到他的思想，只是在學潮中才具體了解劉曉波的“文壇黑馬”身份。在大二開始哲學研讀時，我也想辦法找來了他的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以及《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雖然我非常反感“300年殖民地”理論，但我對他在《選擇的批判》一書中所表述的對理性、對集體主義、對“美即和諧”理論、對阿波羅（太陽神）精神的否定和批判，對感性、對個性、對悲劇審美、對自由選擇、對“美即衝突”、對狄奧尼索斯（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精神的渴望和讚美讓我產生了極大的心理共鳴，把劉曉波讀完再回頭來看李澤厚，已經漸行漸遠、模糊不清，我所購買的有關李澤厚的書籍只好被擺到書架上最為偏僻的角落。

1995年，李澤厚與劉再复合作推出“告別革命”的對話錄，由於受客觀條件的限制，我並未讀到原著，只是道聽途說只言片語，但當時揣摩他們也許想回國，是對執政當局的一個政治表態，雖然很有些不以為然，但也表示了某種程度的理解。

但是，當時間進展到2011年的時候，李澤厚——這位曾經成為一代青年啟蒙導師的精神領袖竟然在“告別革命”的基礎上再次發出了“告別辛亥革命”的怪論，認為他的“告別革命”就是要“告別辛亥革命”，這不僅是對辛亥革命偉大歷史意義的低估，而且會對正在發生的中國民主人權事業產生錯誤的輿論引導。因此，李澤厚，縱然曾經儼然“泰山北斗”，也必須接受我的批評。

中華民族自夏王朝統治體系的建立開始，就開創了一套“目中無人”的社會官理制度，無論是夏商周還是自秦代以來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都從來沒有人民的主體地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歷朝歷代的執政者都把自己看作天子下凡，代表天帝管理人間，“天子主權論”、“君權神授論”、“朕即國家”論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執政合法性基礎。而在專制皇權的淫威下，以孔夫子、董仲舒等人為代表的主流知識混蛋更是投其所好，書寫大量以“君君臣臣”、“三綱五常”（核心是“君為臣綱”）為核心思想的普及讀物，對“天地君親師”的燒香、敬拜、下跪磕頭成為每個家庭及其成員的日常生活，“儒表法裡”的狼狽為奸極大地奴化和傷害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思維，它不僅使皇族世襲“家天下”局面成為“歷史的必然”，而且使得反抗壓迫、反抗暴政的每一次“人民起義”都習慣性地異化為“改朝換代”，“治亂盛哀”的“週期性”定律像無法去除的大魔咒一樣在數千年的中華歷史中不斷輪迴，以至於在英美革命百餘年後，炎黃兒女​​還依然生活在“我大清”“皇阿瑪”的專制主義統治下。國家依然是帝王的國家，政府依然是居高臨下的統治衙門，庶民，只需要耕讀傳家、交納“皇糧國庫”就行了，至於自由、平等、人權思想是想也不敢想、想也想不來的，“皇阿瑪”們依然陶醉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

但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統治者才發現列強已經將自己的經濟擴張乃至於領土擴張推進到帝國門前——經過若干次“十全武功”與“堅船利炮”的戰爭較量，皇阿瑪們所能做的除了割地，就是賠款，而且每次因戰爭失敗所產生的損失和負擔都毫無例外的轉移到廣大人民身上，國賊那拉氏甚至堆滿微笑討好列強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正是在此悲摧不已的時代大背景下，才有了孫中山等人發起的辛亥革命。

孫中山一開始並不是革命者，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孫與早期改良者一樣，曾上書李鴻章希求通過改革建立“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敞其流”的理想社會，但遭到李大人的冷遇。尤其是，甲午戰爭後康梁維新遭到腰斬，譚嗣同等六君子被屠殺於血泊之中時，孫中山等人才毅然放棄“改良”幻想，奮然執起“革命大旗”——辛亥革命終於漸次拉開了序幕。

但與以往王朝末期的“民變”完全不同的是，孫中山是一個完全吸納了近代人類文明成果的人，他不但為革命立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民族主義目標，而且立定了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建國目標。尤其是“建立民國”的設想從根本上顛覆了中華帝國幾千年來專制主義家天下的慣性思維，也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王朝末期“改朝換代”的民變邏輯，向來被帝王貴冑視為草芥的“小民”、“庶民”只有到了孫中山這裡才從制度設計上被推上了“國家主人”的地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中華民國的成立，不僅宣告了亞洲第一共和國的光榮誕生，而且光榮宣告以剝壓人民為己任的專制主義“王”國歷史和“帝”國歷史的結束，尤其是帶有“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確立了人民的主體地位。在《約法》總綱中明確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宣布“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與此同時，《臨時約法》還根據“天賦人權”論的原則具體規定了人民應該享有的多項重要權利，包括“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選舉與被選舉權”、 “居住遷徙之自由”、“信教之自由”等等。此外，《臨時約法》還基本規定了政治體制的分權原則，立法權歸參議院，法院審判具有獨立性，參議院、臨時大總統之間能夠相互制約。儘管《臨時約法》的出台具有倉促性，還有待於完善，但它既是中華民族前進史程上的第一部民主憲章，也是一部偉大的人權憲章，它以最高約法的形式肯定了“天賦人權”思想和“人民主權”思想，“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法則的規定徹底顛覆了帝國時代的等級秩序，民主選舉和分權原則的確立不僅宣布了政府的權力來源是基於人民的授權，而且有效防範了國家權力的世襲和獨裁，而關鍵人權的國家保障則使中國人民幾千年來第一次在國家製度層面看到了自己的神聖和尊嚴。

普羅泰各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康德說“人是目的”，都從哲學高度規定了人的最高屬性，但要實現“人是目的”（而不是“螺絲釘”）的最高屬性，就必須建立起保障這一屬性的社會政治制度，而人類的經驗歷史證明，唯有高揚民主大旗和人權大旗的民主憲政國家才能夠有效完成“人是目的”的使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辛亥革命的發生、中華民國的成立、《臨時約法》的誕生在中華民族史程上具有洗刷山河、整頓乾坤的意義，它是五千年中國文明史程上的第一次人權解放運動，從此，赤裸裸的等級秩序和皇權統治如落花流水，不復人心；從此，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理念成為百餘年來先進中國人的最高政治訴求！

當然，客觀的說，辛亥革命及其成果是有歷史局限性的，其最典型表現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過於脆弱導致袁世凱的上台。袁死後，軍閥林立，中國進入一個擂台比武、群雄逐鹿的混戰時期，最後，中華民國政權被趕出大陸，客居孤島，信奉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首都北京到遼闊邊疆的成功統治。

但不能因為曾經出現過幾十年的軍閥混戰和國共相煎，就要完全否定“革命”，就要“告別辛亥革命”，這完全是打錯了板子。我們不能因為中華民國政權沒有守住自己的果實就認為辛亥革命本身都是錯誤的。原因很簡單，滿清政府的專制腐敗、賣國“維穩”早已失去了一個政權存在的正當目的，在其施加的無限剝壓面前，人民革命具有天然的正當性，也因此，辛亥革命具有不容辯駁的歷史正義性！更何況由這次革命產生的政權是一個以“三民主義”為己任的民主政權。這個新生民主政權被顛覆的最根本原因是專制主義歷史太長，是民主人權普及不到位，是“救亡壓倒啟蒙”的結果，而不是辛亥革命本身的必然邏輯結果。美國獨立戰爭也可能失敗，但我們不能因為獨立戰爭可能失敗，就譴責列剋星敦的“槍聲”。

更為可笑的是，李澤厚認為如果不發生辛亥革命，中國的政治改良一定會通過“皇阿瑪”乃至“老佛爺”的驅動來完成。甚至李澤厚十分誇張的將改良的希望寄託在竊國女賊葉赫那拉氏身上。李澤厚在馬國川對他的採訪中不無惆悵的說道：“遺憾的是在1908年，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會有辛亥革命了”，“慈禧有權謀……如果慈禧活著，即使發生辛亥革命，很快就會被慈禧壓下去的”。在李澤厚看來，那拉氏手上沾滿了改良派譚嗣同們的鮮血還不夠，如果活著，還應該把孫中山、黃興等人拉到菜市口砍頭——這叫什麼邏輯，真是“越老越糊塗”！

但問題在於李澤厚巴望女賊的想法是他相信葉赫那拉氏能夠推動中國的政治改良和社會改良，並認為自己有“充分根據”，但問題真是那樣嗎？歷史的真相是早在1840年代就有魏源、林則徐等人呼籲改革。當“有權謀”的慈禧通過宮廷政變垂簾聽政後，早期改良派如王韜、馮桂芬、鄭觀應、薛福成、郭崇燾、徐繼畬等人都先後呼籲過包括“設議院、開國會”在內的改良主張，但竊國女賊採納了嗎？改良了嗎？中日甲午戰爭，小日本打敗天朝大國，舉國震驚，才有聲勢浩大的康梁維新運動，此時，女賊已操縱大位三十多年，但一旦改良涉及到她的權力和地位問題，改革派便被推上斷頭台，在此情況下，憑什麼說女賊慈禧如果1908年不死，如果再活十年，殺掉孫中山、黃興等革命人士後就能搞什麼“開明專制”、推行君主立憲、甚至倡導民主、自由、人權呢？這不是一廂情願的癡人說夢是什麼？ ！真是糊塗到了極點！

當然，從言論自由的角度講，作為“一家之言”，李澤厚先生是可以如此放言胡說的。但作為一個曾經的學界“長老”，他對辛亥革命正義性的肆意否定，對辛亥革命偉大成果的視而不見，對辛亥革命局限性的無限誇大，對竊國女賊慈禧的改革幻想都是一種違背歷史、違背常識的偏見。因此，我們應該“告別”的不是“辛亥革命”，而應該“告別”的是李澤厚和他的“告別革命論”——至於李老先生本人，還是放牛桃林、歸馬華山，靜悄悄地享受落日的餘暉吧。

2012-1-8於北京西湖新村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1/14/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