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2010年的中國政治生態，《零八憲章》作為國內民主陣線的最好政治平台，“憲章人”應該自珍自愛、奮破困局，奏響“立體維權”的動員號角，廣泛深入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的底層維權，張揚《零八憲章》作為民主大旗的凝聚力和召喚力，全方位地推進爭取民主憲政的公民運動。
紀念《零八憲章》發布一周年徵文
《零八憲章》頒布至今已過去了一年多時間，在這一年多時間裡，就《零八憲章》的生命狀態而言可以用十二個字來加以概括和總結，那就是：凱歌行進；黑雲壓城；暗流洶湧。
說“凱歌行進”，是因為《零八憲章》一經頒布便在很短的時間內在國內外形成了一個《憲章》共識運動——在《憲章》公佈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便有前後十批共計7578名中國公民實名聯署以表示對《憲章》的認可和支持，此後又有數千中國公民聯署其上。不僅如此，《憲章》及其主要發起人還在國際社會獲得了多項重大榮譽，如2009年3月11日，303名《憲章》首批簽署人獲得捷克前總統哈維爾頒發的Homo Homini人權獎；2009年10月29日，設在美國舊金山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宣布將2009年度的“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獎”授予《零八憲章》所有簽署人。此外，《憲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劉曉波還先後獲得2009年度的“自由寫作獎”和“自由精神獎”。 2009年底，劉曉波還獲得了國際知名人士關於“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提名——由此可見，《零八憲章》確實經歷了一段凱歌行進的日子。
說“黑雲壓城”是因為《零八憲章》一經誕生便受到來自黨國機器的圍攻打壓，不僅對《零八憲章》採取信息封鎖和信息過濾，而且對《憲章》簽署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問訊和傳喚，對《憲章》的靈魂人物張祖樺先生進行全年全天候的監控與軟禁。 2009年6月23日則對《憲章》主要發起人之一的劉曉波博士給予正式逮捕，同年12月25日，黨國政治裁判所則以所謂“煽顛”的名義判處劉曉波11年有期徒刑。除此之外還對《憲章》的首批聯署人趙達功等進行了傳喚拘押，一時間風聲鶴唳，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
說“暗流洶湧”，是因為《零八憲章》一經亮相便在國內外的民主維權陣線裡引起部分同志的異議甚至怪議。有論者認為《憲章》只不過是眾多的簽名文件之一，了無新意；有論者認為《憲章》只不過是一次“集體諫言”活動；還有論者認為《憲章》是“跪著造反”。在劉曉波被逮捕判刑後，批評人士更是群體亮相，集體聲討劉曉波和《零八憲章》，認為劉曉波被判刑，《零八憲章》所宣示的“諫言”道路已走不通，和平改良已徹底破產！
應該說，體制內的“壓城黑雲”和體制外的“洶湧暗流”對《零八憲章》形成了一種頗為默契的兩面夾擊之勢，當然這只是“巧合”，而不會有別的什麼彎彎環環。但無論如何，這兩種力量對《零八憲章》都構成了一種不小的殺傷力，在此情況下，《零八憲章》正面臨著一個十字路口上的選擇，是激流勇進呢還是偃旗息鼓，國內外不同人群都在拭目以待。
上篇2010年代的中國政治生態及其戰略走向
要解決《零八憲章》的未來走向問題，我們就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就必須對2010年代的中國政治生態及其宏觀走向做些戰略分析。
2010年是整個2010年代的頭一年，要看2010年代的中國政治生態就必須先來看一下2010年的中國政治生態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按照對待“民主”價值觀的基本態度來劃分，目前大陸的各色政治力量大體可以劃分為“民主陣營”和反民主的“保守陣營”。
“民主陣營”可以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板塊。
體制外的民主力量大體由以下八個縱隊構成：
1，《零八憲章》
2，家庭教會
3，法輪功
4，草根維權
5，法律人
6，多數NGO
7，部分中產階級經濟人
8，自由主義知識界
這些體制外的民主力量雖然互有交叉，但橫向劃分，大體可以劃分為這八大板塊，各個板塊也有不同於其它板塊的一些特色。如基督徒家庭教會正在從隱形民主力量轉向顯性民主力量，許多基督徒法律人已經積極參與到民間維權當中。雖然在2009年底到2010年初，北京、上海、山西、新疆等地的家庭教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和打壓，但由於家庭教會人士的依法抗爭，黨國機器也只好且戰且退。可以肯定的說，在2010年代，家庭教會將是中國民主事業的強大生力軍。
法輪功作為受黨國機器迫害最為嚴重的國內群體，目前依然在受著打壓（如筆者前不久路過北京溫泉村時便看到有一面橫幅上寫著“積極檢舉揭發法輪功分子”），他們也是截止目前為止被黨國機器推得最遠、最為邊緣的人群。不用懷疑，在2010年代法輪功人群會是中國民主事業至為堅定的支撐力量。
草根維權力量是截至目前為止中國民主事業最為強大的後備力量。從目前情況看，草根維權已遍及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甚至出現了部分公檢法司人員因為拆遷也公開站出來維權。但是這些草根維權中的絕大部分目前還處在具體的“利益”抗爭階段，絕大部分維權者還停留在“就事論事”階段，還沒有看到侵權事件的背後是一個龐大的黨國體制的問題，還沒有意識到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是傷害自己的最大元兇。因此，草根維權階層需要民主精英階層的加速培訓和引導，使之在2010年代的民主轉型中能夠從本能的“條件反射”群體上升為自覺的“非條件反射”的民主大軍——能否促成草根維權群體的這種轉化，在很大程度上關係到未來的民主轉型是走向失敗還是走向成功。
在高層知識界，敢於像堂吉訶德那樣公開跳出來叫陣共產主義“風車”的“士”們是越來越多了。在2010年代，這種趨勢只會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發展而不是相反。很自然這些學界人士不僅在積極構建中國民主轉型的軟文化，也會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打出體制擦邊球，甚或直接赤膊上陣，共吹民主衝鋒號。
法律人（學者、律師）作為法治社會的理性建構者，不僅諸多人士在努力建構民主法治的軟文化，而且通過具體維權事件的直接參與，正在積極地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轉型。自孫志剛事件以來，諸多維權事件中的法律人士（如許志永、滕彪、范亞峰、江天勇、李和平等等等）正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一道道亮麗的風景線。毫不懷疑，這些有著良好學術訓練和維權操作實踐的法律人會成為未來中國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政治精英。
其他如各種NGO、部分新興企業家、經濟人也會成為中國民主轉型的加盟力量。前不久發生的一個突出事件是有將近60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平安公司中層精英云集平安總部高喊“維權”。
以上是“體制外”八大民主力量的簡要分析（憲章派後文分析）。
“體制內”的民主維權力量大體可劃分為以下三塊：
首先是共產黨內部的民主開明派，在黨國高層以溫家寶為代表。這一派總體上說在各層級的官僚系統中仍然處於少數地位，在政治局裡，目前幾乎只有溫總一個人在孤獨的“仰望星空”。但溫總看起來不像是一個輕易言敗的人，雖然遭遇頑固派們一年多時間的討伐（普世價值），但在今年兩會前的網上活動中，依然深情大喊“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會出現人亡政息”，並在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公平”、“正義”與“尊嚴”的問題，要求各方面“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 。在“封疆大吏”中，湖南“省督”張春賢人也不錯，在去年他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是“還利於民”，第三次思想解放則是要“還權於民”，今年兩會又比湖北那個搶麥克風的“省督”要好得多，認為“湖南不忌諱監督，希望大家監督”，並願意“帶頭公佈財產”。當然在黨國體制內，這樣的高官顯宦並不多。
雖然在執政黨的官僚系統裡向“民主”看齊的人並不多，但在他的智囊機構，在“共”姓學者群裡，鼓呼民主和普世價值的卻也不在少數。而絕大部分的基層共產黨員由於所瓜分利益不多或很少，也會對現存體制中的“馬太效應”甚為不滿，也有一種強烈變革的慾望。這說明什麼？說明共產黨內存在著相當一批民主改革力量，而且這些黨內民主力量從毛太祖時代以來就一直沒有中斷過（如彭德懷、胡耀邦、趙紫陽、朱鎔基、溫家寶等，甚至鄧小平也算得上是一個半吊子民主派），如果溫家寶能夠在未來三年奇蹟般地改變高層力量對比（可能性當然很小）甚至不惜登高一呼，那麼中國的民主化轉型將會大大地節約各樣成本和消耗。因此，中共黨內民主改革力量是必須爭取和保護的，而不是進行這樣或者那樣的批評和譴責！
其次，是媒體與互聯網。在現行體制下，所有媒體都還在黨國控制之中，但是媒體傾向自由的先天屬性決定了在2010年代的民主轉型中，媒體與互聯網會成為民主與自由的鑼鼓與號角。其實以《南方周末》為代表的南方報係對中國民主自由軟文化的貢獻居功甚偉。互聯網的作用就更不用說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兩會召開前，竟有國內十三家平面媒體聯合刊發“共同社論”要求兩會關注“苦民久矣”的戶籍制度，這是89年以來數十年間未曾有過的新鮮事，雖然社論作者和相當多的編輯被黨國“真理部”所處理，但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氣，正激勵著越來越多的體制內媒體人士站出來說良心話、做良心事！
第三是接受過89民主洗禮的89一代人。這裡主要不是指89學生領袖群體（這個群體一直在做民主努力），而是指89之後分批進入主流社會並在各行各業中勤奮工作的85級、86級、87級、88級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群體，這些人可以稱之為“89集團軍”或“89兵團”。這個群體出生於60年代，成長於80年代，他們不僅在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大討論”中接受了“歐風美雨”的心靈滋潤和滲透，而且也整體接受了89民主運動的“成人禮”。 80年代的民主啟蒙與街頭化的民主操作實踐歷程成為這一群體最為壯麗、最為難忘的青春記憶！這一群體作為80年代的青年精英現在正處於45歲左右的年齡段，這一年齡段的人無論在哪個領域現在都已成為各自領域的骨幹擔綱人員，都已進入富有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社會中堅階層。既就是有少部分人徹底告別“89”，完全跪拜在黨國體制下淪為中國民主事業的絆腳石，但我想其中的絕大部分人還是會為自己當年的“街頭化”剪影而驕傲和自豪的，還是會在關鍵時刻成為中國民主事業的有力推手的。從絕對數量上講，這個人群大概在300萬左右，但就其能夠影響的人群而言大概不下一億。在2010年代中期，這個群體大致進入50歲上下的年齡，正是掌控社會中下層資源的黃金時段，如果“89兵團”的整體記憶在最近幾年被迅速喚醒並浮出水面的話……主啊，那將會是對中國民主事業的一個多麼大的祝福——重要的是，這份祝福是必然存在的、一定存在的！
分析完了國內民主陣線，我們再來看一下國內保守陣線的生態構成。
反民主的保守陣線大體分為兩塊：
一塊是體制內的黨國中左聯盟，這股保守力量的絕大部分集中在官僚貴族集團和財富暴發戶集團，官僚集團和暴富集團通過權錢交易已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利益聯盟，這個聯盟不僅掌控了整個國家的暴力機器，還基本壟斷了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優質資源。從表面上看，這個利益聯盟還非常強大，但由於中國社會現存的一切假醜惡現象幾乎都來自於這個利益集團的無限制“作案”，因而執掌政權的中左聯盟正在大大的喪失一個政權所必須的道義基礎和人心基礎。本來2003年我初入獄時對胡溫政權還非常看好，不僅對溫總充滿了期待，對胡總也充滿了同樣的期待。但非常遺憾的是胡總只是當大官的命，而不是做大事的命。胡只熱心於做官、做大官、做最大的官，心中根本沒有改革計劃和改革藍圖，所謂的“科學發展觀”幾乎沒有什麼新的內容。如果說胡在奧運會前的2006年和2007年與溫合作還表現出了一點民主改革意向的話，奧運結束後，則明顯撇開了溫總而回歸黨國中左聯盟的懷抱，其標誌性的舉動便是2008年12月18日在黨國紀念所謂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胡在講話裡非常有針對性地講了一句“絕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把民主化道路說成是“邪路”，不知跌落了多少當今世界高貴的眼鏡……，這是閒話，問題在於胡總去日無多，在離任前的兩三年內指望胡總修正自己的“邪路”論，恐怕有些不太現實。中間偏左的胡錦濤現在所能做的恐怕也只能是竭盡所能地維護黨國已經有些苟延殘喘的維穩體制了。
但是如果不有效地進行民主化改革，現存的一切嚴重問題都不會得到很好解決，如腐敗問題、社會失公問題、群體性事件問題、維權問題、兩極分化問題、社會財富的馬太效應問題乃至於新疆問題、西藏問題、台海兩岸的統一問題，統統都難以解決。甚至會越來越惡化。尤其重要的是黨國所賴以生存的“GDP”合法性問題會因為政改滯後而引發更深層的經濟危機。在未來兩三年內，如果三十年累加起來的所謂“GDP”合法性也因經濟危機而消耗殆盡的話（如已經捉襟見肘的財政危機），那麼可以肯定的說2010年代的民主轉型將會大大的加快，因為黨國維穩體制不僅喪失了道義基礎，而且連所謂的“政績合法性”也難以看到了——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抗拒改革可能會加速黨國體制的最後崩盤。
反民主的保守陣線的第二個板塊是所謂體制外的“極左毛派”。嚴格的說，極左毛派不僅存在於體制外，也存在於體制內，不僅在野，而且在朝。在野的以“烏有之鄉”及新成立的“毛澤東主義共產黨”、“中國工人黨”為代表，在朝的則以“唱紅黑打”的“薄書記”為代表。客觀地說，毛左派們也看到了三十年改革進程所產生的諸多社會弊病，如腐敗、社會失公、兩極分化、道德淪喪等等，但他們不是向前從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中尋找解決病苦的良方，而是反身向後試圖從毛澤東主義的陰魂裡尋找救世道路。這當然犯了緣木求魚、南轅北轍的錯誤。但是這股極左力量決不可小視，尤其是他們奉行的民粹主義路線可能會蠱惑相當一批底層民眾，而且他們在2008年12月26日發表的《告全國人民書》中不僅把中共執政集團說成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反動統治集團”，並一口氣喊出十四個“造反有理！”（坦率的說我認為其中的大部分“造反”理由確實是“有理”的），而且公開宣稱“《0八憲章》反動精英分子是我們的敵人”，如果中國的民主轉型以暴力革命的方式進行的話，在很大程度上毛左派們恐怕會成為下一個傳統帝國的製造者！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但這種惡果是必須避免的。當然也不可將擁抱民粹主義的極左派們的力量過分誇大，在目前，他們中的在野力量還大多停留在用舌頭進行“造反”的階段，在朝的“薄書記”雖然在“唱紅黑打”中贏得了一定的民眾支持，但其洶洶勢頭則由於各種原因而得到了很好的遏制,幸乎哉！
這便是我所見到的2010年中國政治生態的大致構成。如果不是天神格外恩典這個民族的話，大概在2010年代的初期還會是這樣一種情況。但是可以肯定的說，中國的民主陣營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運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勃勃英姿逼向威權體制的“紫禁城”。相反，反民主的保守陣營尤其是黨國體制內的中左權貴聯盟面對此起彼伏的民間維權運動卻常常是顧此失彼、疲於應付，大有力不從心、日暮途窮之象。也正因此，中國的民主轉型不會如有些同誌所說的那樣，還要等待三、四十年——不會要那麼長的時間了，同志們！關鍵轉型期就在2010年代的中期，多則六七年、少則三五年必將迎來兩大陣營的“圓桌會議”時期，這不僅是天命所歸，也是根據本世紀以來中國政治生態的發展和演變而得出的必然結論。
下篇：“合縱抗秦”、奏響“立體維權”主旋律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在我們弄清了2010年代的中國政治生態和民主轉型的戰略機遇後，我們就必須進行戰略佈局，搶占先機，開始一個積極的“英雄創造時勢”的戰略運籌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合縱抗秦”，其中的主要工作應該是“合縱”，是民主陣營內部各大板塊之間的默契“合縱”，組建民主陣營的權威平台，再由這個權威平台對全國范圍的“抗秦”大業做統一部署和安排。
那麼，該由誰來主導這個戰略平台的構建，看似一個很叫人頭痛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政治權威實際上是一個力量對比的問題，誰的力量大、實力強，並有不可遏止的政治抱負和雄心，誰就可以主動來挑這個頭、擔這個綱。而從目前體制外民主陣營的八大板塊（《零八憲章》、家庭教會、法輪功、草根維權、自由主義知識界、法律人、多數NGO、部分中產階級經濟人）的力量對比而言，《零八憲章》與家庭教會顯然具有很大的優勢，尤其是《零八憲章》獨占翹楚、具有最好的戰略平台。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是因為其他七大板塊還處在一個相對弱小的階段，如基督徒家庭教會從總體上講還處在一個自我維權的階段，儘管許多信仰基督教的學者、法律人有為中國民主事業鞠躬盡瘁的雄心壯志，但就目前的家庭教會而言，絕大部分還將政治關在門外，絕大部分信徒還只是從信仰本身來要求自己的；法輪功因為黨國的嚴厲打壓而嚴重被邊緣化、地下化，幾乎很難有比較大的地面作為；草根維權、眾多NGO也還沒有上升到“講政治”的高度，法律人、自由主義學者大多還處在良知驅動的“個體戶”階段，中產階級經濟人就更少了。但《零八憲章》就不一樣了，與其它幾個板塊相比較它有以下三點特別的優勢：
第一，《零八憲章》蔔一出世，便鮮明的亮出了自己的“主義”和“旗子”，這便是“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一開始便向世人彰顯了自己的“政治雄心”，不屑於拐彎抹角、遮遮掩掩，並公開的提出了包括“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在內的十九條主張，從而一開始便佔領了政治制高點。
第二，《零八憲章》一經誕生便在國內和國際引發了前所未有的輻射力和影響力。在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政治文本會產生這樣大的影響力，這是勿容置辯的事實。
第三，儘管《零八憲章》也曾遭到黨國打壓，文本主筆之一劉曉波還遭到重刑處理，但除劉之外，一萬多聯署人的有生力量基本完全保存，這是《零八憲章》開展下一階段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最好人力儲備，其他任何現存板塊都不具備這樣的人才庫存。
由於這三點其他板塊目前還不具備的政治優勢，所以由《零八憲章》出面來承擔“合縱長”的莊嚴使命應該說是一個相對理想的選項。
但是，《零八憲章》卻存在著一種非常虛弱和危險的苗頭，那就是將《憲章》“文本化”的傾向。著名民主人士胡石根先生曾說“《零八憲章》絕不僅僅是一部歷史文獻”，但是《憲章》公佈後似乎給外界留下了只是一個靜態的政治文本的印象，而很難讓人得出一個動態的“憲章運動”的結論。這一年多時間以來，《憲章》做得最好最多的事情便是滾動簽名、網絡宣傳及相關理論建設，但實踐層面的維權活動卻幾乎沒有太多作為，這不僅是一個嚴重失誤，也是《憲章》被一些同志詬病為“諫言書”的根本原因。
這種局面必須盡快扭轉，“文本化”的不良勢頭必須盡快得到遏制，“憲章人”必須集體行動起來！
結合2010年的政治生態及其戰略演變趨勢，我認為《零八憲章》應該迅速著手一下兩項工作：
第一，《憲章》決策圈與智庫的概念化。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憲章人”是走和平改良路線的，《憲章》必須進行概念化的決策圈建設。如果只把《憲章》當做一個文本，《憲章》的歷史使命當然已經完成，但是無論《憲章》發起人還是聯署人都不期望是這樣一個結果，因此，憲章人必須有自己的戰略佈局。而要進行戰略佈局，就必須有一個概念化的決策團隊，這是任何政治運作都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雖然概念明晰化的決策團隊有遭遇黨國機器打壓的風險，但要把《零八憲章》做大、做開、做強就不能指望萬無一失，而政治家的魄力正是在“運動”中產生的，是在不斷前進的“運動”中產生強勢影響力和召喚力的。按照社會心理學的理論，追隨者不僅要能夠“看得見”富有政治智慧的領袖，還要看得見一個強大的、富有生機與活力的領袖團隊，唯如此，憲章運動才會召喚更多的人心，才會深入持久的開展下去。
第二，迅速開展“立體維權”。
就“維權”和“民運”的關係而言，可以說當年的“民運”（“民主運動”的簡稱）就是現在的“維權”，因為自79“民主牆”到98組黨的二十年，可以說一切民運人士所要維護的權利不外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所規定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這是在維護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政治權利，它當然是一種“維權”活動了，可以稱之為“早期維權”，它偏重於政治維權或者說偏重於從“上層建築”角度進行“維權”。而本世紀初興起的草根維權則偏重於一時一事的具體利益抗爭，偏重於從“經濟基礎”角度來維護自己受到損害的權利。雖然現時期的草根維權還沒有上升到“講政治”的高度，但底層民眾在維權過程中必然伴隨著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進一步覺醒，這種覺醒的最終歸宿必然是公民“政治權利”的覺醒。因此現在的草根維權可以看作是中國民主運動（簡稱“民運”）在新時期的一個“變異”，這種“變異”不是對傳統“民運”的否定，而是一種新的繼承和發展，如果加以有效引導和提升，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民間維權必然迅速上升到政治權利的有效抗爭。
因此，《憲章》領袖及其核心決策平台必須迅速果斷開展新時期的新興維權運動，用我的話說就是掀起一場持久的“立體維權”運動，這是《零八憲章》從“靜態”走向“動態”，從“無為”走向“有為”的最佳路徑，是可以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的不二選擇。
那麼，什麼是“立體維權”呢？
所謂“立體維權”就是既要繼承早期“民運”偏重於從“上層建築”領域開展的維權活動（憲法35條），更要重視草根維權偏重於“經濟基礎”方面的維權活動，既要重視和維護憲法保障的公民政治權利，也要重視和維護同樣是受憲法保障的屬於廣大公民的經濟、社會、文化與宗教權利。它是“上”和“下”、“宏觀”和“微觀”相互照應、相互影響又相互提升的維權活動，是點、線、面、體四管其下的維權活動（注意不是點、線、面、體的依次推進，而是四管其下、並駕齊驅），這種“立體維權”的終極目標便是《零八憲章》早已昭告天下的“民主、自由、憲政”國家的誕生！
具體地說，憲章人又該怎樣開展“立體維權”呢？
我認為當務之急是以《零八憲章》聯署人為基礎，組織大量的法律人系統和學者智庫。法律人分為學者智庫平台和律師維權平台。學者團隊立即著手《零八憲章》所宣示的十九條“基本主張”中能夠進行現實操作的內容，偏重於理論、法理和學術建構。比如說十九條“基本主張”中的第一條就是“修改憲法”，那麼憲章人就不能坐地等待黨國的修改，而是我們自己可以組織一個“修憲小組”，具體討論現行憲法中有哪些“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需要添加什麼內容？要拿出我們自己的具體意見和方案來。又如十九條“基本主張”的第四條有“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的內容，我們的學者也可以組織一個民間“違憲審查小組”，專門對黨國的一切重大黨政行為進行相關“憲法”審查，如對勞教制度和戶籍制度進行審查等等，並及時公佈於社會大眾，引導輿論形成對“惡法”進行修改和廢除的強烈民意呼聲。其它“主張”（包括具體的房地產、醫療、教育、二次分配及環境問題等）以此類推，均有現實操作空間，這是學者團隊要做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律師團隊。 2003年孫志剛事件以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律師介入民間維權活動，這是可喜可賀的事情，但律師介入的人數和規模遠遠不夠。因此《憲章》核心決策層必須努力重視自身的律師人隊伍建設，使得每一個發生重大維權事件的現場都會有《憲章》法律人的存在，切切實實的參與到民間維權案例中，讓草根階級能夠切切實實的感受到“憲章人”的身邊存在，並通過媒體和互聯網宣傳放大這種存在，從而增加《憲章》和“憲章人”的凝聚力和召喚力。
很顯然參與底層民眾“打土豪，分田地”的維權活動僅有律師人隊伍是不夠的，還應該動員大量的社會誌願者，使這些志願者也團結在《零八憲章》的旗幟下，盡可能的參與各地維權事件，這樣《零八憲章》及其領袖群就會在草根階層擁有更大的凝聚力和動員力，並且會產生滾雪球效應，廣大民眾的認可度和支持度就會越來越高。
當然，“憲章人”在積極參與民間維權事件的過程中，要有意識的培養和引導各地維權精英的民主法治理念，使他們能夠從“政治”的高度來認識地方官府侵犯民權的政治制度背景，從而引領他們成為民主轉型時期能夠號令一方的各地政治精英。
《零八憲章》在十九條主張裡還具體談到“公職選舉”問題，在未來的兩三年內，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會進行換屆選舉——是否可以從現在開始就動員培訓有條件的“憲章人”直接參與地方選舉，也是《憲章》決策圈需要重點考慮的事項之一，以筆者98年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與陝西地方人大代表競選的經驗，我認為這塊天地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是能夠做出大部頭的精品文章的。
總之，劉曉波被重判大刑後，《零八憲章》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面對2010年的中國政治生態，《零八憲章》作為國內民主陣線的最好政治平台，“憲章人”應該自珍自愛、奮破困局，奏響“立體維權”的動員號角，廣泛深入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的底層維權，張揚《零八憲章》作為民主大旗的凝聚力和召喚力，並在此基礎上完成國內民主陣營的“合縱”建構，那麼在2010年代的中國民主大變局中，“憲章人”必將領袖群倫，盡享風騷，《零八憲章》不僅會因此成為億萬同胞理念上的福音，而且會成為上帝對中華大地的現實祝福！
2010.3.25.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4/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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