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04年春我在陝西渭南監獄因為拒絕認罪和抗拒勞動被第一次關押了三個月的禁閉。從禁閉室出來後，我給中隊幹部寫了一封長信，這封信及其附錄部分既可以看作是我為民主所作的辯護，也可以看作是我對獄警所作的心靈“啟蒙” ，由於我在獄內的手稿早已託人偷偷帶出，現將此信略加整理，全文發表。本文標題及信中的小標題都是在整理中添加上去的，原文沒有。
尊敬的指導員、各位尊敬的中隊幹部：
我叫趙常青，因為追求理想的國家秩序和社會政治秩序，因為對中國民主和人權事業的充分關注，2003年7月我被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名義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並處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2003年9月我被送往崔家溝監獄服刑，同年10月我被省監獄局調至渭南監獄。在入監隊生活了4個月之後，今年2月17日我被分派到三連服刑。由於拒絕認罪並在勞動問題上和乾部管理髮生了衝突，2月24日我被送往禁閉室施行“嚴管”，直到5月24日我被連隊幹部從禁閉室接回。
坦率地說，我非常非常地討厭監獄生活！非常非常地不願意過監獄生活！理由有千萬條——但非常遺憾的是在我並不漫長的人生歷程中竟然有了三次囚徒履歷：先是1989年因為積極參與和組織反官倒、反腐敗、爭民主的學潮被送往秦城監獄；接著1998年元月在漢中八一三廠工作期間又因為依法競選人民代表而被送往漢中監獄；現在又因為從事民主人權活動而被有關方面送來渭南監獄——而在這每一次的傳喚、監視居住、刑事拘留、逮捕、審判和服刑生活中，我都會遭遇一長串的現實磨難和心靈磨難。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城市戶口、失去了健康、失去了戀人，孕育中的孩子也因為我的入獄而被殘酷地絞成肉醬……歷歷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那麼，這一長串的苦難和悲劇又為什麼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1998年3月逮捕我的漢中市國家安全局局長曾質問我說：“你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中小學一直是品學兼優的學生，何以大學未讀完就開始同共產黨作對？同社會主義制度作對？”
我為什麼要“同社會主義制度作對？”
這個問題不僅是那位局長的問題,也是好多辦案人員曾經提過的問題——當然也是我自己的問題。 1969年4月我出生於秦巴山區一個非常偏僻的山村里（故鄉至今不通車路），在我四歲那年，家父因病去世。由於母親的嚴格教育，我順利的讀完了小學、初中、高中，1988年又以故鄉第一個大學生的身份去到西安上學。應該說，整個中小學時代是我既有人生最順心、最得意的時代。我幾乎是一路唱著從六歲長到十八歲，一路笑著從那個偏僻的山村來到了省城。班幹部、三好學生、“優秀團員”之類的榮譽幾乎少不了我的。從思想層面講，十八歲以前我從來沒有產生過任何懷疑，我先後加入過少先隊、共青團——我完全相信教科書和老師的說教，我完全相信資本主義制度是壟斷的、腐朽的、垂死的，相信社會主義是先進的、優越的，相信共產主義社會是天堂、是整個人類前進的方向！與此同時，我也完全相信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也因此，當1986年冬，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發生學潮時，我積極響應學校的號召（我當時讀高二），寫文章批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掀起的“自由化”思潮——現在回頭看看，我如果沿著中小學時期的這條“又紅又專”的路線走下去的話，我敢說，在共產黨的干部隊伍裡，我會發展成為一名“前途無量”的“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
但問題在於當我的人生向成人轉變的時候，我上了大學，進了圖書館我才發現除了教條僵死的中學教科書外，還有那麼多內容豐富的報紙、雜誌和圖書，我對於外部世界的信息量空前的擴張。我的視野已從故鄉的小縣城和教科書的範圍急速的擴展至整個中國和世界。加上當時的中國學界正處於文化大討論的高潮期，制度性、文化性的比較、反思和批判成為整個時代的主旋律——在這樣的人生背景和時代背景下，我的思想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是我驚奇的發現中小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充滿了欺騙和謊言，被老師和教科書咒罵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沒有腐朽和垂死，反而比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富有生命力。無論從物質層面講，還是從社會自由層面講，社會主義的國家和地區遠不如資本主義的國家和地區，如東德不如西德、東歐不如西歐、北朝鮮不如南朝鮮、蘇聯不如美國，即就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也遠遠趕不上資本主義的台港澳地區。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別？共產主義是可能的嗎？我們的國家究竟應該走向何方？通過現實的比較，我年輕的頭腦不僅第一次對某些教科書式的結論有了懷疑，而且第一次向自己提出了某些重大的歷史性課題！
與此同時，大學一年級開設的希臘羅馬史特別是古雅典的民主政治史在我的心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從梭倫經克里斯提尼到伯里克利時期的民主政治從某種意義上講比我們現行的社會主義政治要民主得多、公正得多。我的心中充滿了慚愧——“人民當家作主”不僅要寫在憲法上，更應該落實到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去。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廣大人民又能在自己的國家當什麼家、做什麼主呢？只不過是完全形式主義的填填選票而已，這種嚴重損害人民尊嚴和主人地位的生活還要繼續下去嗎？
不！不能再這樣過下去！
必須改變這種可恥可憎的現實！
而就在我產生這些思想認識的時候，89年4月中旬，中共領袖胡耀邦先生逝世，並由此引發一場偉大的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的愛國運動！毫無疑問，這是一次改變中國命運、扭轉歷史乾坤的絕好時機，我以滿腔的熱情投入到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中，結果執政當局頑固地拒絕了廣大人民的民主變革訴求，並以機槍和坦克極其殘酷地鎮壓了學潮，而我也在那場血淋淋的鎮壓中被送進北京的秦城監獄——那一年，我二十歲！
二十歲的1989年不僅對於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是個轉折點，而且對於我個人的人生來說也同樣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第一，中共黨內強權派的“坦克政治”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創傷，青少年時代曾經在自己心中積累起來的對於執政黨的敬意，因為那場血淋淋的悲劇而蕩滌殆盡。
第二，從實踐的層面認識到民主、法治對於祖國和人民的意義。
第三，正是從此時開始，我決定為祖國的民主化事業奮鬥終身！
這便是漢中市國家安全局官員所提問題的全部答案。我在1998年和2002年的兩次被捕入獄，儘管具體事情不一樣，但根本原因和實質與1989年的行為是一脈承傳的，都是在以自己所認可的方式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做至為真誠的奮鬥！
為什麼我是無罪的？
需要說明的是我從來不是一個“革命者”。共產黨的先驅群體喜歡以“革命家”自居，而“革命”的內涵——根據馬恩列斯毛的見解——是需要同舊制度、舊世界徹底決裂的，是需要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並在一片廢墟上去建設理想的新社會、新國家的。而我對於這套革命的政治哲學是充滿反感的，因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革命”暴力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革命政權”常常意味著新的暴政（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均是這樣），我只是一個真誠的和平改良主義者，改良主義者對於舊的世界也總是一分為二的，而我對於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也基本抱著一分為二的態度——一方面，我對於執政黨曾經製造的民族和國家災難（如反右、大躍進、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痛恨不已，對其製造的系列反民主事件（如79年鎮壓民主牆、八十年代的“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鎮壓學潮、鎮壓組黨運動、鎮壓法輪功的等等等等）感到痛心疾首，並因此對執政黨在政治上持堅定的否定和批判態度。
另一方面，我對於中共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推行的經濟改革政策深表讚許，特別是執政黨為中國加入WTO和經濟市場化而作的努力為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提供了某種制度可能性，這是我深為讚許的，我曾寫作了專門的論文——《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運動》對共產黨在近二十年的經濟改革做了充分的肯定（注：共產黨的經濟改革是存在嚴重問題的，但我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不足的，這里為了忠實於原信文的表達，不做修改，原文照搬）。
正因為我是民主改良主義者，因此在尋求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上我總是在朋友圈子中強調合法性，努力從實踐上謀求與執政黨的良性互動，如98年元月我在八一三廠依法競選人民代表的活動就在海內外造成了比較良好的影響，致使漢中地方當局最後給我定罪時都尋找不到合適的藉口。
這一、我也是依法從事一些民主人權活動，結果西安地方當局還是強行將我逮捕入獄，根本無視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譬如說《判決書》認定我有罪的根據有如下幾個方面：
1、三封致執政黨的公開信（為楊建利先生回國被捕事件所發的170人公開信、為民主人士蒲勇先生不幸去世所發的28人呼籲書、為中共召開十六大而組發的192人公開信）；2、一篇發表在《民主論壇》上的論文（《一個美麗而光榮的夢想》）；3、一份宣言草案（《中國公民運動宣言草案》）。
其實，這三方面的罪證都是不成立的。 “公開信”是一種民意表達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7條、第41條都明確規定國家公民有向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中共中央雖然不是國家機關，但由於它是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起著任何一個國家機關也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國家公民仍然有權向它提出自己的批評和建議。至於我提出的批評和建議是否正確，是否被採納，當由執政黨中央討論決定，但不能因此指責我的批評和建議是犯罪。更何況，在共產黨的黨章裡就有“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密切聯繫群眾”、“發揚群眾路線”一類的規定。既然在國家憲法和執政黨黨章裡都有這種文字規定，為什麼在我們依法行使這些權利的時候，會被指責成犯罪呢?難道由執政黨主持制定的國家憲法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嗎？難道執政黨就是這樣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國家公民製造“陷阱”的嗎？
至於那篇發表在美國《民主論壇》報上的論文只不過表達了自己理想的國家觀，強調了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法則和社會生活中的自由法則對於中華民族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這顯然受《憲法》第35條的保護，更何況為中國政府所認可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明確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而《中國公民運動宣言》還只是一個草案，還未在朋友圈形成廣泛的討論。計劃中是先討論定稿，再籌備成立相關機構，然後再正式向國家民政部或省民政廳申請註冊，都是要走法律程序的，怎麼能作為罪證呢？ 1847年馬克思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了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宣言》公開號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其結果大英帝國政府並沒有據此逮捕僑居倫敦的馬克思，反而聽任馬克思等人開展工人運動——為什麼150多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連150多年前的大英帝國政府都不如呢？
再說，法院給我定的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根據現代漢語的解釋，“顛覆”的中文含義是“用陰謀手段推翻國家政權”，“煽動”的中文含義是“鼓動別人去做錯誤的事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全義就是“鼓動別人用陰謀手段推翻合法政權”，請問我煽動了“誰”去做這麼重大的事情呢？顯然沒有煽動的對象——既然沒有煽動的對象、沒有煽動的客體，“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又該從何說起呢？
凡此種種都說明我是無罪的。
為民主辯護
儘管我是無罪的，但有關方面還是一次又一次地將我推向了監獄。從歷史角度看，這種現象既不孤立、也不奇怪，政治性迫害是所有專制國家的通病，這種制度性災難可能會隨時降臨在任何一個國家公民的頭上（上至國家主席劉少奇，下至普通公民如我）。正因此，98年3月我曾經對漢中市國家安全局局長說過這樣的話：我說局長先生，你現在處於社會特權階層，作為既得利益者你可能不會去謀求現實體制的變革，但你不去追求民主並不能保證你的孩子長大了也不去追求民主，如果你的孩子因為尋求民主也遭遇機槍坦克、或者也被判刑入獄，那麼你這個做父親的心裡會去怎麼想。不要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事，吾兒開希的父親是政府的高官，他不尋求民主，但他的兒子卻因為尋求民主事業而過著一種背井離鄉式的海外流亡生活；既就是貴族子弟不去尋求民主，也並不能保證他們就能在這個國家得到很好的保護，想一想劉少奇的兒子劉源、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年輕時的遭遇吧，而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直到現在還痛苦的坐在輪椅上，這些悲劇的根源在哪裡呢？難道不正是缺乏民主與自由的國家製度造成的嗎？因此，不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去考慮，僅僅從你（指苟局長）子孫後代的利益去考慮，你也應該為這個國家的民主化做點實事。
提到民主化，共產黨人總以為民主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其實這是一種非常錯誤的判斷。民主化的本質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共產黨人也大力鼓吹的口號。而要真正讓人民當家作主，在政治實踐上就必須引入競選民主，引入多黨政治和權力製衡。如果沒有競選，任何選舉都是勞民傷財，都是對選民、對人民的“忽悠”和愚弄。只要想一想我國的人代會制度，想一想我們的“人民代表”、國家元首、中央及地方各級行政長官是怎樣產生的，再對比一下民主國家（如美國）的選舉，則孰真孰偽、孰優孰劣也就一目了然了。共產黨人擔心競選會使自己掌控的政權丟掉，其實在民主政治下，政權不存在“丟掉”的問題，因為政權始終掌握在選民（人民）手中，選民認為哪個政治集團好，就選舉該政治集團為自己服務。譬如說，在民主制度下，共產黨可以轉化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不改名，仍叫共產黨也可以），現在的持不同政見者可以組建成一個民主黨，共產黨和民主黨進行競選，人民選擇共產黨，共產黨就繼續領導政權，人民若選擇民主黨，則由民主黨掌權，在此情況下，共產黨可能會繼續執政，也可能會暫時失去執政機會，但不管在哪種情況下，都會提升共產黨的生命力和競爭力，而獲得利益的則是選民和國家。如果共產黨真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話，這樣有利於人民的民主競選制度何樂而不為呢？
再說實現政治民主化可以有效地解決官場中的腐敗問題。縱觀世界政治史，解決腐敗問題只有兩條途徑——其一就是大搞群眾性政治運動（如大搞階級鬥爭），在此情況下，當官的始終處於“革命群眾”的監督之下，稍有不慎就會招來大揪鬥，因此，“顯性腐敗”就會相對較少。但國家社會的發展必須依賴一個穩定有序的法治環境，天天搞階級鬥爭或群眾性運動，其結果必然是社會和經濟的衰敗（如中國的六七十年代）。因此使用這種方法反腐敗是非常的不可取的。
另一條反腐敗的途徑就是藉助民主和法治。
英國思想家阿克頓先生曾說：“權力造成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也說：“不受監督和製約的權力將造成不受監督和製約的腐敗”。在一黨制下，執政黨擁有壟斷性的絕對權力，其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員在其控制的範圍內都是不受監督或難以監督的“老大哥”，在不搞群眾性運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情況下，腐敗的氾濫則是不可避免的。通覽江澤民時代的中國官場，顯性腐敗幾乎成為禍國殃民的不治之症。當然，九十年代以來，中共中央迫於民眾的壓力在懲治腐敗的問題上也痛下殺手，在朱鎔基先生掌控國務院的時候，不少省部級官員或人頭落地、或被捕入獄，這雖然能在群眾中引起所謂的“震撼”，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對於人民來說，需要的是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而不是警笛長鳴、滾滾人頭落地。再說，腐敗官員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而共產黨員首先是國家公民（因為任何一個人才出生的時候，絕對不會是某一個政治性組織的成員，但他一出生則自然成為國家公民），而任何一個公民在其生活的國家內都應該得到一個優良制度的保護，使其得到充分良好的生存和發展。如果一個國家存在製度性陷阱，從而誘使她的國民去墮落、去腐敗，最後導致自身的入獄或死亡的話，那麼這就是一種絕不人道的國家製度，這種制度就必須改變。而中國共產黨所保護的恰恰就是這種不人道的製度，這種制度不僅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而且使自己隊伍內的大批官員紛紛落入這個制度性陷阱，結果，他們自身或喪失了生存權、或喪失了發展權，他們的家庭也會因此而深受其害。
但是在民主法治條件下，這種大規模的官場腐敗就會大大改觀。
首先在民主條件下，各級行政長官不是由上面任命的，而是由下面選舉（競選）產生的，在此情況下，行賄上面並不能給自己帶來官運，要想當官就必須“討好”下面。怎樣討好下面呢？行賄總是不行的，因為沒有那樣大的財力，既就是有那樣大的財力去“討好”下面，選民也不會購買這樣的人品和“官品”的。因此，“討好”下面的唯一方法就是為下面辦好事、辦實事。在此情況下，行賄受賄的心理動因就會失去。
其次，在民主政治下，競選會給予參選雙方造成巨大壓力。為了能執政、能勝選，各政治集團會從內部加強紀律約束。
再次，在民主條件下，媒體監督會無孔不入，“公共人物”基本是“透明”的、無“私”可言，因此也不容易產生腐敗。
在上述情況下，假如共產黨在競選中獲勝，從而贏得執政權的話，它的官員也會在自己獲選的崗位上踏踏實實的為民眾服務，而不用擔心會受到腐敗的誘惑從而造成妻離子散或家破人亡的悲劇。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我所從事的民主人權活動不僅沒有構成犯罪，而且對於國家、對於人民、對於執政黨本身都是有好處的。執政當局為什麼就不明白這一點，非要一次有一次的將我推進監獄呢？這不是專制國家的政治迫害又是什麼呢？ ！
我不會對“他們個人產生仇恨”！
面對製度性的政治迫害，我並不想大聲嚷嚷什麼。社會與國家的進步是需要有人去付出代價的，我願意以自己的沉重付出去努力謀求我的祖國向民主與現代化的方向前進！正因此，我對於具體執行政治迫害的國家官員從來都是理解的，我不會因為政治警察逮捕我就對他們產生仇恨，不會因為檢察官把我送上法庭、法官把我送進監獄就對他們個人產生仇恨情緒。我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是在執行一套不合理的製度。
同理，我被送來監獄，也不會因為監獄警察對我執行刑罰就對監獄警察產生仇恨情緒。因為就監獄內部構成而言，除了極少數冤假錯案外，關押的絕大部分都是普通刑事罪犯，司法警察要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這些人的管理、改造和教育上，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份很嚴肅、很神聖的工作。因為我明白，在社會的發展和人性的進化還停留在目前的水平的情況下，沒有人民警察、沒有人民監獄事業，就不會有人民的一切！
尊敬的指導員，各位尊敬的中隊幹部，因為命運的安排，因為信仰、追求和性格的關係，我來到了二監三連。由於種種不言而喻的原因，我在三連的存在必然會為你們的管理帶來一些可能的“麻煩”，對此，我感到非常的無奈和遺憾，如果我的某些行為對你們的管理工作造成一些“障礙”的話，我只能從“私人友誼”角度向你們表示深深的歉意，因為從主觀上講，我絕對不願意和你們個人發生任何衝突，但從信仰、人格和製度層面講，這種衝突又是必然的。由於我不是機會主義者，不會耍兩面派，不想扭曲自己的心靈、信仰和人格，因而一旦在我和製度之間發生衝突，請你們按制度進行懲罰就是，我對於你們所施加的任何制度性懲罰（如扣分、嚴管、禁閉、警告、記過、啟動法律程序加刑等）都不會說“不”的！
這份思想自白已經寫得很長了，裡面的一些話語表述也許不合適，歡迎指導員、連長和各位尊敬的中隊幹部批評指正。
最後，祝愿你們和你們的家人生活愉快、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趙常青
2004.5.28於渭南監獄.
獄內啟蒙
在這封長信的後面我附錄了一部分甘地的“非暴力”思想表述，我認為“啟蒙”工作並不需要一定站在“聖壇”上進行，隨時隨地都可以做此努力的，現將我的摘錄也全文照錄如下：
尊敬的指導員、各位尊敬的中隊幹部：
共產黨人信奉的是馬列主義政治哲學，儘管馬列主義政治哲學也有其真理性的一面，但在它的思想體系裡，有一種“暴力崇拜”，這從《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以及毛澤東的“槍桿子”理論中都有完備的表述。但我認為暴力崇拜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的福祉問題，而且暴力常常導致新的仇恨和新的暴力，這是違反人道和文明世界所遵循的普世價值和正義法則的。我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印度聖雄甘地的政治哲學對我產生過很大的影響。現將甘地的《論非暴力》一文中的有關內容摘錄如下，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將甘地的非暴力哲學與共產主義政治哲學進行一下比較，看看甘地對世界、人類和人生是怎樣思考和認識的。
以下摘錄是甘地的原文表述——
在非暴力反抗中，手段和目的是同樣正義和純潔的。
非暴力行為的第一個原則是不參與任何羞辱人的事情。
把生命奉獻給自己認為是正當的事情，是非暴力反抗的核心。
非暴力反抗成功的必要條件是：問題必須是真實和實質性的；非暴力反抗者必須準備受苦到底。
非暴力反抗不可動搖的力量在於——受苦且絕不報復。
我不贊成任何地下活動。
……據我所知，我們的鬥爭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並不是因為印度正在為自己的解放而戰，而是因為我們為爭取解放而採取的手段是獨一無二的，不曾為歷史上有過記錄的任何民族所採用。
……我們運用的是純粹的真理和非暴力……迄今為止，所有國家的鬥爭方式都是野蠻的，他們向自己心目中的敵人進行報復。
查閱各大國的國歌，我們發現歌詞中含有對敵人的詛咒，歌詞中發誓要毀滅敵人，而且毫不猶豫地引用上帝的名義並祈求神助以毀滅敵人。我們印度人正努力扭轉這種進程。我們感到統治野蠻世界的法則不應是指導人類的法則，統治野蠻世界的法則有悖於人類尊嚴。
就我個人來說，如果需要的話，我寧願長時期的等待，也不願用流血手段使我的國家得到自由。
民主只能通過非暴力來挽救，因為民主只要是靠暴力來維持，就不可能為弱者謀利或保護弱者。我所理解的民主是：在這一制度中，最弱者應當有和最強者一樣的機會。這只能通過非暴力來實現。
非暴力作為一個信條，必須是全面的。我不能夠在一個行動中所是非暴力的，而在另一個行動中卻使用暴力。那樣做就是把非暴力作為一種策略而非一種生活的質量。
不在國家的水平上接受非暴力就不會有一個立憲製或民主的政府。
在奴隸決定他不再做奴隸的那一刻，他的鐐銬就脫落了。他使自己自由並將其展示於人。自由和奴役是精神的狀態，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對自己說：“我將不再接受一個奴隸的地位，不再服從與我的良心相違背的命令。”至於主人可能鞭打你，試圖迫使你為他服務，你將說：“不，我不再為你的錢或威脅而服務於你。”這可能意味著受苦，但你的坦然受苦將點亮自由的火炬，這一火炬不可能被撲滅。
非暴力反抗呼籲不報復地忍受痛苦和打擊的力量和勇氣。但它的意義還不限於此，當時局要求說出全部真理和相應行動時，沉默就是怯懦。
（“他們的社會主義”）——他們的一個目標是物質的進步，在他們的社會主義中沒有個人的自由。你一無所有，甚至於對於你的身體。你可能在任何時候被逮捕，即使你沒犯任何罪，他們將給你任何願給你的東西。
（“我們的社會主義”）——我在許多社會主義者誕生之前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的主張在他的社會主義消失之後仍將存在。我的社會主義意味著“始終公平”，我不想從盲人、聾啞人或跛者的灰燼中升起……我們的社會主義意味著國家一無所有。
手段的不純潔必然導致目的的不純潔。
一個不公正的法本身就是一種惡，因別人違反它而實施逮捕就更是一種惡。現在非暴力的法則說對暴力不應當用暴力去反抗，而應當用非暴力去抵抗……這樣，我就通過違反這種法律、並和平的任其逮捕和監禁來做這件事。
人民在適合進行非暴力反抗運動以前，必須透徹了解其深刻的含義。所以在重新發動一次群眾性的非暴力反抗運動以前，必須先建立一隊久經考驗、心地純潔而又完全了解非暴力反抗的嚴格條件的志願人員。他們可以向人民說明這些原則，並且夜以繼日的警惕著其是否被正確的執行。
如果不進行“自我純潔”的工作，要和每一生物合為一體是不可能的；沒有自我純潔，要遵循非暴力的法則也必然是一種夢想。一個心地不純潔的人，決不能認識上帝。因此，自我純潔必須包括生活中的各個方面的純潔。而由於純潔是富有感染力的，個人純潔的結果必然使周圍的環境也純潔了。
然而，自我純潔的路程是艱難而崎嶇的。一個人要達到完全的純潔，就必須絕對擺脫思想、辯論和行動中的感情。超越於愛、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還沒有達到這三方面的純潔。雖然我在這方面一直進行著不倦的努力……在我看來，克服微妙的情慾比用武力征服世界要難得多。我自從回到印度以後，總感到情慾一直在我的內心裡潛伏著，這一種感覺使我感到慚愧，但是並沒有使我氣餒。這些經驗和嘗試使我知道在我的面前還有一條艱難的道路。
我必須把我自己降為零，一個人若不能自動地在同類中甘居末位，就不能解脫，非暴力是最大限度地謙讓。
經驗教導了我，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難的部分。這裡所說的文明並不是指在這種場合講話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對於敵人也要有一種內在的善意的胸懷。這應該在非暴力反抗者的每一個行動中表現出來。
文後記：儘管我在渭南監獄後來又因為拒唱“紅色歌曲”、拒絕隊列訓練等問題被關過三次禁閉，但我認為我在這封信中對乾部的“啟蒙”是有作用的，比如說，其中的一位幹部在私下就很認同我在信中所表述的系列觀點，並和我有了一種很默契的“私人友誼”，2006年12月，這個乾部還從互聯網上為我專門下載打印了《民主是個好東西》（俞可平作）這篇文章偷偷送給我看——由此可見，在共產黨的執政隊伍裡確實廣泛存在著中國民主事業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對於共產黨內的這支開明健康力量我們必須做積極的說理和爭取工作，殷切期望海內外同仁共勉！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4/1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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